在海外行销量较大的繁体字版《家》《春》《秋》，当属香港南国出版社印行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版本和香港天地图书公司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仍在印行的版本。
南国出版社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了巴金一系列的小说和作品集，版式都差不多，《家》《春》《秋》三本也属这个系列，封面用两种色调上下分割，《家》的上三分之二是浅绿色，靠书脊一侧粗宋体写着“巴金著”，下三分之一是墨绿色，横印“香港南国出版社”。《春》《秋》两本封面差不多，上鹅黄，下墨蓝。这套书版权页上都没有标明出版日期，可能多次翻印。如《家》的版权页写着：
家 定价港币八元八角
著作者：巴金
出版、发行者：南国出版社
香港德辅道西292号A二楼
印刷者：联合印刷文具公司
红磡民裕街36号荣业大厦九楼B座
电话：3-638211-2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其实，这标着“版权所有，翻印必究”的书也是未经作者授权的“租型本”。对于此事，余思牧先生曾经有过介绍：“‘南国出版社’自1952年以来，即一直通过‘三联书店’租用前‘开明书店’战前版的巴金散文集、小说集的纸型来印行于海外，销途颇广，成了海外专门出版巴金著作的出版社。”？譹？訛据余先生介绍，南国出版社的负责人是林永铭、郑应彬两位先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余思牧先生曾兼职该社，为其主编语文丛书。大约是在与余先生通信中，巴金先生得知香港租型印行他的作品后，在1961年7月13日致余思牧的信中表达了他的态度：
我不希望用旧报纸型重版我的旧著。我特别不喜欢用开明书店纸型重印的那几本，我早在开明书店结束的时候就对该店的负责人讲过将那些纸型作废。因为那些纸型错字多，不妥当的字句也多，例如《海行杂记》还是一九二七年初赴法途中写的，那时我不过二十二岁多。一九三二年虽然做了些文字上的改动，但是还有许多毛病。现在印出这个版本，对谁都不会有好处。请转告南国出版社，以后千万别再用开明书店的纸型重版我的任何一本旧作。至于别的书，暂时用旧纸型重版也不要紧。（其实《家》《春》《秋》中改动也很大。有些缺点我自己已改正了，港版还一直替我宣传，我心里总不大痛快。）
差不多一年后，在1962年5月20日致余思牧的信中，巴金再次表达了这一意愿：
《家》《春》《秋》将来如重排，我仍希望能依照《文集》本。我指的是内容，不是排版格式（我倒喜欢排直行）。文集本《家》字数可能少于旧本，因此排工不会超过旧本。文集本《春》比旧本虽多了一章（《秋》[《文集》本]多了两章），但字数增加并不超过一万（《春》只增加四五千字）。旧本中有不少冗长的句子，我很不喜欢，“底”字太多，我现在看到也不舒服，此外还有些缺点，我实在不愿意让旧本流传下去。
但香港的出版社为了节省成本吧，一直没有按照巴金的想法另排，还有竟成书局盗印巴金的作品，甚至胡编滥造把一些不是巴金的作品编在巴金名下。余思牧说：“他再一次谈到对其盗印书及旧纸型的不满，他给当时的文化部出版局交涉过，可能没有什么效果。所以他虽然不愿意让人再印他自己早已删改了的文字出来广为传播，可是，直到1986年的今天，那些‘开明’版的旧纸型仍然销数盖过新版《巴金文集》在海外广为流行……”尽管如此，我们还可以说，南国出版社翻印巴金的作品在特殊时期满足了海外读者的阅读需要，对于传播新文学作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更为难得的是，在“文革”期间，南国出版社翻印了十四卷本《巴金文集》，成为海外最大规模的巴金作品集的翻印。“直到1970年，文化大革命闹得天翻地覆，巴金著作在香港国营书店中绝迹。其实当时不只巴金的书被禁售，绝大多数的文史著作，包括人民出版社印行的中共代表会议报告或国务院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全部禁售，书橱上空空如也，香港的读者猜不透是怎样的一回事。人们还不知道巴金先生在国内正被揪出干校到处去批斗。在这个‘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空前巨变的时候，南国出版社却重印了巴金先生新中国成立后细心地修订和校正过的十四卷本《巴金文集》，发行于海外广大地区，作为我们对巴金先生的关注。……我们重印《巴金文集》是真的在表示抗议。海外的读者，包括日本的读者，都抢购这套《巴金文集》，以示爱戴及肯定巴金、重视及珍惜中国新文艺。”巴金后来也为自己在遭受非人的待遇时，海外读者能够通过这套文集阅读他的作品而感动。
以改订本付排，巴金的这个心愿终于在1985年香港天地图书公司推出的《家》中得以实现。巴金为这个新排本特意写了新序，在序言中，他说：“我只提出一个要求：新版一律根据作者最近的修改本重排。我并没有改变自己的看法，我仍然主张著作的版权归作者所有，他有权改动自己的作品，也有权决定自己作品的重印或停版。我一直认为修改过的《家》比初版本少一些毛病，最初发表的连载小说是随写随印的。我当时的想法和后来的不一定相同，以后我改了很多，文字和情节两方面都有变动。”（《为香港新版写的序》）
作者的观点很鲜明，希望读者能够读到作者最后或最完美的修改本。关于《激流三部曲》的修改，我以前曾谈过，此不赘述。我的感觉，随着作者阅历的增长、写作技巧的熟练，修改本的确比以前的本子增色不少。至于修改本中体现出的时代痕迹，我认为这不可避免，人是活的，作者不可能不呼吸外界的空气，这些也都会自然而然地反映到作品中去。至于作者的修改是不是为了趋时而伤害了艺术，这些作为学术问题都值得讨论。不过，对于一些研究者如同处子情结般地崇拜初版本，我却不能无条件赞成。一是，我们没有权力阻止作者的修改，毕竟那是作者的创作，他的想法改变或者他认为需要修改，那么这部书的创作就没有终结。至于越改越好，还是反不如前，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读者可以进行比较，也可以根据比较的结果选择不同的版本。不排除作者最初创作时不成熟，在后来的修改中逐渐成熟的情况，修改了不下八次的《家》应当就属此例。二是，学术研究和普通读者的需求未必一致，普通读者未必关心初版本、再版本，倒可能要求艺术上更成熟的本子或代表着作者最终意见的本子，至于研究者要研究初版本、对比各版次的差别，写文学史依据初版本等等那尽可以去做，在这一点上，大可持开放的态度，不能作者一改作品就仿佛犯了不赦之罪似的。
天地图书有限公司版（香港版）的《激流三部曲》，已经印行二十多年了，我以前曾见过，但一直不曾买到。大约是在半年前，从孔夫子旧书网上订购了一套，可算是迟来的欢喜。此书设计朴素大方，封面用的是水禾田拍摄的一幅巴金肖像，页面上端是镂白的“家”“春”“秋”的大字和横排的“巴金著”的小字，衬托三本书书名的色块分别是红、绿、黄，与书名的意义相对应。现在得到的版本信息是这样的：《家》，1985年10月初版，1991年、1994年、1998年均曾重印，定价：港币二十二元。我所见最后一次印刷是2008年，定价已经是港币六十五元了。《春》，1987年1月初版，1989年、1994年曾重印，定价：港币二十五元；2005年印本，定价港币六十元。《秋》，1987年5月初版，1989年、1990年、1995年曾重印；2000年印本，定价六十五元。
关于繁体字版《激流三部曲》，巴金还有个心愿至今没有实现，他在1961年12月11日致余思牧的信中说：“我上次过香港时看到一些袖珍版的翻译书，如《复活》等，都是根据国内的译本重排的。因此我想如果根据新版排印一种《激流三部曲》的袖珍本，售价一定比旧本便宜。”多少年了，中文本“激流”印了那么多次，居然没有出过一个方便携带的袖珍本，倒是日文和法文出过袖珍本，作为把印刷术列为四大发明的文明古国的后代，真为这种在文化工作中越来越粗劣、只知赚钱的作风感到无地自容。
2009年2月14日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