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事情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比如说有些书的特装本，大多数量有限且不在市面流通，只有跟作者有私人关系的人才有可能拿到。时过境迁，倘若还能发掘出来，可真是昨夜做了好梦。这等好事，我从来都不去想的。多少年前，年轻气盛，相信世界是我们的，什么都想拥入怀中，买书也是这样，一书不得，连日难眠，四处折腾亲友帮我买，而且恨不得想到的书都要买到。现在想来，固然当时买书不易，想读的书多半读不到，不过未免也有一点少年的贪心。后来明白了：不但世界不是我的，就是现在握在手上的也未必就是我的；就算是我的，时光匆匆，真正能为我们细细品味、静静相对的东西有几件？生也有涯，何必为无尽之物而累呢？我们的天空很小，来来往往大多是过眼烟云，聚聚散散，只能随缘。我喜欢“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会心和惊喜，而不喜欢处心积虑的算计和安排。对于书也是，心中有它，就有相逢的机会，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甚至也不必在乎是否拥有，借来的书不是读得更细？从使用的角度来讲，珍本书与简陋的平装本没有什么差别，为了做研究查考版本，有复印本、有图片什么的，对我已经足够了。藏书毕竟不是攒金砖，书可把玩，但它的生命更在阅读。所以对于那些特装本，能够看一看翻一翻，望梅止渴，足矣。
巴金先生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曾为他的《家》《春》《秋》单独做过特装本，用以馈赠亲友。现在看来，它们的装帧还是一流的，既华贵又大方。三本书都是缎面硬壳精装。其中《家》是浅褐色的枫叶图案，封面上没有书名，书脊上是粗壮的红漆大字“家”，该书正文是开明书店1938年1月修正版《家》，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家》的第十版，当时的售价是国币一元。《春》是灰色的底面，墨绿色甚至偏黑一点的枫叶图案，书脊上是烫金的“春”字，为1938年3月的初版本。特装本的《家》和《春》应当是作者自己掏钱特装的，不清楚当年印数有多少，大约就在十册至二十册之间吧，现在算是极为罕见的书了。迄今为止，我只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巴金文库中见过，是巴金所捐赠。（顺便说一下，中国现代文学馆编的《巴金文库目录》，这是一件造福读者的好事情，但里面关于版本、版次的勘定之随意也常常令人吃惊，使得本来很好的一本工具书反而让人不敢轻易利用和相信，即以《家》的特装本图版为例，居然标着“开明书店1933年5月初版”，这会极大地误导那些没有机会见到原书的读者。在内文中，由于没有标示特装本，我检索不到该书，或者就是标着开明书店1938年1版的那本？但那是本普通的平装本也说不定。同样情况也出现在该馆后出的《唐弢藏书图书总录》中：其中《秋》与《家与春》特装本条目，仅著录为精装本，但它们显然不是普通的在市面上发售的精装书，这种特装是不在市场流通的。如此标示，未免把人参当萝卜了。）
《秋》的特装本，最初我是在成都慧园见到的，封面是黑色和墨绿色的图案，金黄的竖框中印有黄字“秋巴金著”。该书版权页标为“1940年4月初版发行，国币二元二角”。最为难得的是，在扉页上有巴金的一段题词：“一九四〇年四月初版本《秋》，用辞书纸加印十五册，大半毁于战火，我这里还有两本，分一本给慧园。”它让我们清楚了，此特装本仅有十五册！
巴金曾两次提到特装本的《秋》：
我一共写了八百多页稿纸，每次写完一百多页，结束了若干章，就送到开明书店，由那里发给印刷厂排印。原稿送出前我总让三哥先看一遍，他有时也提一两条意见。我五月初写完全书，七月中就带着《秋》的精装本坐海船去海防转赴昆明了。（《关于〈激流〉》）
一九三九年年初我和萧珊从桂林回到上海，这年暑假萧珊去昆明上大学，我在上海写小说《秋》。那个时候印一本书不需要多少时间，四十万字的长篇，一九四○年五月脱稿，七月初就在上海的书店发卖了。我带着一册自己加印的辞典纸精装本《秋》和刚写成的一章《火》的残稿，登上英商怡和公司开往海防的海轮，离开了已经成为孤岛的上海。（《关于〈龙·虎·狗〉》）
这本书在巴金那次绕道法属殖民地的南行中，还成了他的身份证明。到云南省出入境检查机关登记时，同行人中唯有巴金遇到了麻烦，他的护照上写着：“李尧棠，四川成都人，三十六岁，书店职员。”检查者问他在哪一家书店工作，巴金说：“开明书店。”对方要看证件，巴金身上没有，对方说：“你打个电报给昆明开明书店要他们来电证明吧。”护照就被扣下来了。“我自己当然也有些苦恼，不过我还能动脑筋。我的箱子里有一张在昆明开明书店取款四百元的便条，是上海开明书店写给我的。我便回到客栈找出这张便条，又把精装本《秋》带在身边，再去向姓杨的长官说明我是某某人，给他看书和便条。这次他倒相信，不再留难就在护照上盖了印、签了名，放我过去了。”（《关于〈龙·虎·狗〉》）说不定这个长官也是个文学爱好者？
巴金在《秋》特装本上的题词
中国现代文学馆巴金文库中《秋》的特装本与慧园的缎面图案大为不同，是蓝地的龙凤图案，很有传统织锦的风格。而唐弢文库中又是另外一种图案，是那种蓝色、红色、绿色相间的类似菊花的图案，显得更为大气和奔放。关于此书，唐弢在他那著名的书话中曾经专门写过：
《秋》装云者，非谓秋天的装束，乃指巴金长篇小说《秋》的装帧也。友好知我爱书，时以所著见惠，自从《书话》里谈及装帧，更多以特印本相赠。其间赠书最多，厚意最可感激的，当推巴金。实我《书话》，他日当一一记之。记得1940年，巴金将内行，我和圣泉、柯灵等饯之于霞飞路一酒楼，巴金即携其所著《秋》一册见贻，方于4月初版，益犹当时之新书也，但为坊间经见的本子。去年，巴金在某一次来信里，问起我有没有《秋》的精装本，我回信说没有，不久，他就差人送了来，并附条说，他自己藏的已经赠完，这一本是向人索回转送的。检视款识，果有用橡皮擦去重题的痕迹。此书用道林纸印，织锦硬面装，书脊及封面烫橘黄色细笔题名，围以长框，酷似日本书籍，富丽堂皇，为他书所不及。友人黄裳见告，巴金此书，原已赠其太太，所谓向人索回转送，实则从太太处要回者也。闻之失惊。此一对贤伉俪之盛情，委实令人感念，世有书痴，当能领会我这一点意思也。
十五册，尚存三册，亦属不易。没有想到，我还有机会见到第四册！去年秋天，我们整理巴金故居南小楼二楼的资料，其中一个柜子里面放了些巴金的老版本著作，还有一些巴金研究的专著。我扫了一眼，这本《秋》的特装本一下子跳入眼帘，我当时真有中了大奖的感觉，又有故人相逢的激动。我想起巴金给慧园的题词，“我这里还有两本……”，那么这就是他留下的一本了。在资料的搜集和保存上，很少有作家像巴金这么细心和精心，从资料保存的完整性而言，也很少有作家能跟他比。在整理资料的过程中，拂去灰尘，常常有意外的惊喜。这本《秋》的外观与唐弢文库中的那本差不多，颜色比唐弢的那本稍微深一点，也许是年久的缘故。可是，捧在手里历史的分量、岁月的沧桑，特别是时光消失而惊艳如故的感觉，让人久久回味。
在特装本中，还有一本书数量更少尤为珍贵，它是《家》与《春》的合订本。绿布面硬壳精装，封面无书名，书脊上压了四道红线，居中烫金镂白的大字书名“家与春”，上下分别是小字：“激流第一部”和“巴金著”，未见版权页。这一册是巴金捐给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此书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唐弢文库中还藏有一册，是巴金送给唐弢的，如果没有巴金在扉页上的题词，大约现在就很难弄清这个版本的来历了：“合订本由钱君匋兄装帧，共五册，1938年5月装成。”下钤巴金的篆印。哇，五册，古董挖掘迷们，谁去把其他三册挖掘出来吧。有一个细节我没有注意到，《唐弢藏书图书总录》的编者倒有描述：“两书之间有一绿色厚纸相隔，绿纸前是《家》之‘后记’，绿纸后是写有‘春激流之二巴金’的薄纸，纸背印有如下广告：‘激流之一：家。
每册一元；激流之二：春每册一元；激流之三：秋在著作中；激流之四：群在著作中’。”（见许建辉《后记》。《唐弢藏书图书总录》将此书名著录为《家春》似乎不妥，出版社待考也很奇怪，其实书芯就是开明版的《家》和《春》。）这种装法倒让我想到，至今还不曾有一本《激流三部曲》的合订本，但是书太厚是个麻烦，不过可以试着出十六开本，或者用软精装、辞典纸印三十二开的本子，见过不少西方的书是这么印的，厚厚的书，软软的纸，翻起来很舒服。巴金想过把《家》与《春》合订，是否想过三部长篇合订呢？
1949年以后，特装本越来越少了，大约这种小情小调与普罗大众的口味相去甚远，出版部门更是懒得去理作者的要求。在巴金的藏书中，倒有平明出版社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为穆旦的译诗所做的精装本，非常精美，以后我再谈它。反正，当时给人的感觉，很多出版社做精装已经心不在焉，更没有心思做特装。傅雷就曾致信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人，对该社精装书的粗糙表示不满：
以国内现有技术水平，并非精装本不能做得更好；但在现行制度之下及装订人才极度分散的现状之下，的确是不容易做好的。一九五三年平明出《克利斯朵夫》精装本，我与出版社都集中精力，才有那么一点成绩，虽距世界水平尚远，但到了国内水平（以技术及材料而论）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如今在大机关里头，像那样细致的工作在短时期内恐怕没有希望办到。——装订也是一门高度的工艺美术，只能由一二人从头至尾抓紧了做才做得好。
倘附印一部分精装本，希望郑重考虑承装工厂的技术水平；希望不要花了钱得不到效果，我们更不能忘了原来是私营出版社做过的工作，国营机构不能做得比他们差。
傅雷简直是在压着怒火谈印装。“私营出版社”是巴金和朋友们后来经营的平明出版社，傅雷的信中也能看出，有些问题根本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对待文化的态度，革命是疾风暴雨，无暇去绣花，我们的文化就这样越来越粗糙。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尚规整，六十年代纸张困难，纸差了，接下来，有的书居然天头地脚切得都是斜的，布面的精装书也少起来了，更可气的是原本一些书有着非常好的插图，重印本通通取消！进入二十一世纪，插图稍微得到一点重视了，但有的印制不是美化图书，而是污损图书。典型的代表当属某国字号出版社的那套“名著名译插图本”，低廉的纸张不说，那插图黑漆漆如墨涂，真是辱没了这些好书。我是向来主张印书两极分化的，一极是低廉的普及本，供大众传播的；一种是豪华本、特装本、限量本这类的，满足小众趣味的收藏者、阅读者。这种趣味代表着文化的精致和高度，也是在电子出版的时代中，纸制书不会废弃的重要理由，因为一本好书除了阅读的功能之外，也可以成为独立的艺术品。如同大多数人都不用毛笔写字了，但大家可以欣赏书法啊。可是……为什么我们出版社印出来的书能气死曾经发明印刷术的祖宗？
《家》《春》《秋》发行上百万册，算是够普及了。（大约是为了更普及，用纸越来越烂！）难得的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它居然有特装本。我请教相关的人，都说不清楚，当初是巴金自己提出要求用稿费来做的，还是出版社主动为他做的，或者乃是因为经营其事者是巴金的朋友王仰晨——他也是保持着旧时习惯的老出版人。反正，这个本子还不算差，是蓝布面，简洁大方的“家”“春”“秋”三个字分别端居在粉、绿、黄的菱形框上，书脊上也是这样的菱形打底的图案，烫金的作者名和出版社名，版本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二版，1980年4月第二次印刷。美中不足的是书脊是平的，而不是椭圆，但布面平整，设计大气，不失为难得的版本。弄不清楚这个特装本做了多少日，意大利驻华大使到巴金寓所宣布授予他1982年但丁国际奖，并赠四大册《神曲》给巴金，巴金回赠著作中，就有这套《激流三部曲》。1983年5月7日，时任法国总统的密特朗在上海授予巴金法国荣誉军团勋章时，巴金赠送给他的书中也有这套。
进入二十一世纪，还有一种《激流三部曲》的特装本问世，用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的印本制作的。海蓝色的封面，白色的书名，不难看，但也就是撕了封面换上布面硬壳的普通精装本而已，做工实在不敢恭维。这书不知道做了多少，应当是市面上不卖的，出版社赠给作者家属三十套，我有幸分得一套。但总觉得，当下应当有更好的特装本才对。留点遗憾，才有梦想，我不想着天上掉下一本1938年的特装本，但今后出一点更好的特装本不应当是奢望吧？
2011年4月7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