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裳先生曾写过一篇《书之归去来》,巴金的一本书在岁月中的来来往往,倒颇适合这个题目。
这本书是生活书店1934年8月出版的《旅途随笔》初版本,它是傅东华主编的“创作文库”的一种,沈从文的《边城》、老舍的《小坡的生日》、吴组缃的《西柳集》等都属于这套丛书。《旅途随笔》是拿在手里非常舒服的小三十二开窄条本,小精装朴素大方,护封米黄色,上印浅蓝色的字,从上到下依次是丛书名、编号、书名、作者名和出版社名,其中书名和作者名,用的作者本人的毛笔手迹。平装本封面则加了个欧式线框,其他差不多。精装的内文用的是道林纸,定价六角五分,平装则便宜两角。
关于这部书,精装本护封的后勒口上有一则内容简介,不妨抄下来权当介绍:
作为巴金研究会的骨干、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与巴金作品、巴金家人的联系非常密切,掌握了许多秘不示人的一手材料,经过多年积淀,终写成《甘棠之华》。书中首次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关于巴金读书、藏书、著书以及与友人交往的点滴细节与珍贵瞬间,真实还原了巴金在不同时期的思想倾向。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从国家大事到文坛风云,乃至个人情感等,对于我们了解那个时代和活跃在那个时代的背影大有帮助。"
作者历年来所作长短篇小说,早已脍炙人口。随笔集这还是第一部,是在去年漫游南北的半年里写成的。这是现时真实社会现象的写照,这是一个敏感的心灵的反应的记录。
它比较准确地概括了书的内容和特点。“漫游南北”是指巴金1933年南下广东,游览普陀,北上平津。这一路所见构成了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可以说是他的旅行“博客”。巴金说自己并非旅行家,不是游山玩水,书中所记都是“现时真实社会现象”,现在看来都是了解当时社会的宝贵文献。当然,巴金是带着丰沛的情感来写的,至今读来也会受到感染,人们所熟知的《鸟的天堂》一文就出自此书;还有出自本书《朋友》一篇中的一段谈友情的话,也经常被人提起:“我不配做一盏明灯。那么就让我做一块木柴罢。我愿意把我从太阳那里受到的热放散出来,我愿意把自己烧得粉身碎骨给人间添一点点温暖。”
好了,书的旅行也开始了:该书出版后一年多,巴金在其中一册平装本上题签“赠彼岸同志巴金”送给了他的朋友。彼岸是谁?为什么称“同志”?
彼岸(1879—1975),姓郑,又名郑岸父,号伯琦,广东香山县人。他是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先驱,与师复有交谊,也曾在广州组织“晦鸣学舍”传播无政府主义。有资料说,流亡美国时,他在三藩市(旧金山)同钟时等人组织平社、创办《平等》杂志,他除任编辑外还承担了排字、印刷等工作。巴金曾在这份杂志上发表过不少文章,是有共同信仰的“同志”。彼岸还是民主革命中的传奇人物,他早年结识孙中山,曾策划香山起义,创办《香山旬报》,从文武两面声讨清王朝。1910年、1911年又两次参加师复秘密组织的“支那暗杀团”,欲刺杀摄政王载沣……有两件事情更显此人性格:郑彼岸曾在一次演讲集会中,举起辫子说:“此豚尾耳。”把时人认为是命根子的东西视为猪尾巴,这在当时是惊世骇俗之言。还有一件事情,1911年他回香山组织群众起义,并攻占县城,推翻清廷统治。1912年民国成立,广东都督府委任郑彼岸为香山县第一任县长,可郑彼岸接到手令后却不赴任,而是动员当地士绅民选县长,实践了革命不是为当官发财的誓言。1946年,郑彼岸也曾在报上登出启事,公开拒绝县政府给他的县参议员一职,而乐于接受整理地方文献的修志工作。他并非不闻窗外事的隐士,在家乡救义士、散钱财、办教育的功德之事做了不少。抗战时期,郑彼岸在故乡创办五峰中学,艰难支持,个人生活也很清贫,可当岭南大学澳门分校想聘他为教授时,为坚持办学,他不顾个人生活困难,辞却这份月薪葡币五百元的教职。
1912年夏,讨袁事起,郑彼岸创办《讨袁日报》,后袁的爪牙龙济光率部到了广州,大肆屠杀,他不得不流亡美洲,奔波于美国、加拿大,期间做过夜校教师、印刷所排字工人、杂碎馆传役等工作,直到1937年才回国。1949年后曾任中山纪念图书馆馆长、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等职。从他的经历看,收到巴金寄赠的《旅途随笔》时,应在美洲。他拿到书后,不久又赠给了莞英(此人待考,应是他的子侄辈的人),书上还留有他赠书的题词,可见当时的“同志”对巴金的看法:
巴金同志著有小说极多(除单行本外,国内各著名杂志时有刊载),你有读过没有?现检出他最近寄赠我的《旅行随笔》寄你。他系四川人,今年才二十多岁,曾留学法国多年,为人富于情感,他与六叔时时见面的,你将来若与六叔同住,可时时请教他了。
这段话写于1935年9月6日,上面提到的“六叔”当为郑佩刚,是彼岸同父异母的弟弟,也是无政府主义者。《旅途随笔》他误写为《旅行随笔》了。巴金生于1904年,当时三十一岁,彼岸年长巴金二十多岁,印象中巴金总是那个朝气蓬勃的青年吧,所以,他说“今年才二十多岁”。这本书在莞英手里的命运不得而知,但可以判断,它重新又回到了国内。
四十五年过去了,彼岸已经去世,巴金也进入暮年,没有想到这本书又回到了巴金的手里,巴金在该书扉页上惊喜地写道:“我送给彼岸老人的书,四十五年后又回到了我的手边,是小林在旧书店买回来的。金(一九)八○年。”书由女儿买回,但它的旅行并没有终止,后来,巴金又把它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近半个世纪的长旅,万里的长途,又回到了作者手边,这难道不是件奇妙的事情吗?买书也会遇到奇妙的事情,我在许定铭的书话中就曾读过,他相隔三十五年买回的四本书,封面都有藏者的签名,竟然是同是电影导演秦剑的藏书。
书也有它自己的命运!
难怪古人的藏书印有“曾留某某家”的印文,在时间的长途中,谁都很难占有什么,不过是“曾留”。由此,我想到了现今被炒得离谱的一些书价,是体现了我们对书的热爱,还是对物质的贪欲呢?偶遇叶兆言老师,他说他祖父圣陶先生身无长物,手边的东西亲朋看着好,还没有跟他提出,他就主动表示拿走拿走……这是饱经沧桑的老人对于物的聚散的理解,大白话说是:活明白了。很多老人“散书”,大约也缘于此。
2012年4月13日凌晨
于广东台山旅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