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我们首先确定了进行比较研究需要回答的问题，为的是初步感觉一下SST有别于非SST的能力和过程。接下来，我们假定，这些能力和过程是制度化了的现象，这些现象出现的时间很早。在当前的发现和过去的发现来回跳转，我们就能够慢慢地打开制度化现象这个“黑箱”。例如，我们怎样解释特里？莱西相较于约翰？森斯伯瑞自负的领导风格的那种谦虚得近乎“平庸”的举止？回想起乐购当初将辩论当做决策过程中理所应当的一部分，这就很容易理解，正是先前决策时领导班子内的激烈争论，导致了这种谦逊风格的形成。
第二个分析策略需要对二手辅助数据和一手数据进行三角分析，以便增加我们的结论针对这6个公司的可靠性。[22]
我们还运用了第三个分析战略。可以说，就像公司结构可以改变公司战略一样，公司也一样能够改变公司结构。[23]为了确保透明度和一致性，我们根据预定顺序分析了我们发现的情况。首先，我们研究了结构性变革的出现。其次，我们研究了公司里的哪些群体（如果有的话）实施了能够提升公司模式与经营模式之间契合度的哪些战略行动。最后，我们分析了公司的战略行动对出现互补性的作用，尤其是对行业原型和公司模式、经营模式契合度的影响。
最近，我们与我们的3个受访者进行了一场讨论，确认了我们对我们所发现的情况的解读。这3个受访者是联合利华董事会前任执行董事克莱夫？巴特勒（Clive Butler）、乐购前任执行董事戴维？马尔帕斯（David Malpas）、吉百利史威士前任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多米尼克？吉百利爵士。
对采访记录的确认性分析[24]
对定性研究的个人解读很可能掺杂有研究者的个人偏见或进行错误的解读。因此，我们特意运用了另外一个统计方法来确认或推翻我们先前发现的这些SST与其相对应的对比公司之间的差异。因为我们获得了来自好几任经理人大量有关公司战略开发的叙述，我们将这些叙述的文字记录做了认真的分析。我们尤其注意发现我们在第1章里称为“组织上的两手俱利”（企业擅长日常经营的同时善于探索新的发展道路，不管是在战略方面还是在组织管理方面）的迹象。在本章结尾处的“方法附录”里，我们做了一番技术上的描述。
因此，我们运用历史分析中获得的发现，再加上其他人在组织上的两手俱利方面获得的发现，列出了既能够运用当前能力实现财务成就，又能够运用新能力探索新战略的那些公司所具备的所有特点。接下来，我们聘请一位先前和该项目没有任何关系的研究人员重新分析我们与这些主管的所有交流内容，从中寻找上述列出的那些特点的出处。他是这样做的：
与主管们交流的文字记录包括请喝咖啡的邀请信到中断的电话交流。在分析过程中，该研究人员删除了所有与解释战略开发过程没有关系的材料。
他将我们与主管们的所有交流按照10年一个时间段分成若干个时间段，目的是了解公司发展的早期阶段和我们特别感兴趣的阶段（即1984~2003年）是否存在不同之处（我们在第一个研究阶段的主题）。
接下来，这位研究人员试图去发现在这些过程中的每个阶段里，受访的经理人花了多少时间用我们上面发现的每个特点来解释该公司战略的发展过程。这位研究人员将我们与这些主管交流的文字记录与我们总结出来的成功公司的特点相匹配的情况，给这些记录中的“大段文字”编上号码。实际上，这位研究人员寻找的正是受访主管在解释公司战略开发过程时最为强调的东西。
本书的一位作者也使用过这种编号方法，他用这种方法来核对一致性。
我们发现，这种分析在两个方面尤其有用。第一，它让我们反思来自历史研究中的发现是否与这一“文本分析”的结果相一致。第二，因为我们的发现（将在后面几章中详细讨论）强调了这些公司的管理流程随着时间推移进行演化的重要性，我们想要系统地分析1984~2003年间的管理流程与我们发现的该公司先前的管理流程在多大程度上是相同的，或是后来的管理流程在多大程度上基于先前的管理流程。
我们将在第7章结尾处“传统的遗产”一节里阐述这一分析的结果。
小结
从始至终，从3个研究阶段的研究设计到文本分析，这项研究的完成花费了我们5年的时间，仅仅开发一套严谨到让我们能够对最终结论有信心的研究方法就花了两年。但是，这一努力是值得的。到这项研究完成之际，我们终于能够确认，在这20年的时间段里，确实有不是因为严重的财务危机所迫而重塑自己的公司，而且，正如我们先前所料，这种公司的数量极少。在企业经营方面，这些“冠军”与“季军”所做的事情完全相同，只是前者做得更好一点，更快一点，但是，在其他方面，两者的情况截然不同。造成这些差异的深层次的不同之处（这些差异源自过去，有时候根源在过去的三四任领导身上）是3个成功的转型者能够摆脱战略漂移和过时战略的原因。而战略漂移和战略的过时正是其他企业没有成功实现转型的原因。我们将在第3~6章详细分析具体公司的情况。
方法附录
这一附录将详细讨论前沿分析和文本分析的方法。
前沿分析法
一般来说，（尤其是在工业组织中）战略和管理方面的分析方法取决于具有代表性的普通水平的公司之间的比较情况（回归分析或离散分析就属于这种情况）。种群生态学研究依赖的是不区别不同存活率水平的存活率分析。更多的定性评估受到了事后取样问题的困扰，其中最有名的案例是《追求卓越》中描述的情况。[25]
1.前沿分析
我们的方法基于所谓“前沿分析”。这种分析方法在经济研究和企业运营研究领域中具有悠久的历史，尤其是对于评估产出效率、对活动进行基准比较的时候。前沿分析的逻辑很简单：需要关注的只是数据分布的极端值。对于产出来说，耑要关注的是与产量相关的最小成本（而不是平均成本）。在我们这个案例中，需要关注的是最大值。我们使用了两种方法。第一个方法叫“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EDA），是一种线性规划方式，可以进行多个产出值的评估，可以根据少量样品计算结果，但计算结果的准确性会受到该分析属于非参数分析这一事实的影响。[26]随机前沿分析是一种参数分析法，它能够解释数据的随机特点，但是需要较大的取样规模，并只能使用一个因变盘。[27]
在这一研究中，我们选择使用DEA来创建“前沿”公司的“样品”。之所以选择DEA，是因为它可以让我们充分利用有关公司表现的多种衡量指标，运用一套更为严格的标准，要求公司在有关企业表现的两个或多个维度上达到极端值。这对这一研究至关重要，因为我们对DEA和二手数据的依赖意味着，如果关于公司表现标准的数量有限，那么我们在选择这些标准的过程中就会产生偏差。我们关注的输出结果是公司的“表现效益”，表现效益是通过衡量多个标准，并比较了全球范围内同行业的表现计算得出的。
前面的图2-1显示的是怎样为一个有两个输出指标的形势计算类似的表现指标（篇幅所限，无法做进一步的详细阐述）。这里，最大的效益指标是1，小于1的数字可以看作是相对于前沿的偏差的百分比。从经验上说，效益测量的结果是从起点到空间（该空间由公司表现这一维度来定义）平面里距离起点最近一点的径向投影。前沿分析对数据的质量和可比性要求很高。这样，我们可以运用可比较的公司表现指标（例如，不包括税收、折旧和其他可能因为各国会计标准的不同而扭曲的因素）来评估每个行业的前沿（见图2-1）。
大量研究文章[28]都阐述了将DEA用于管理研究的依据，它们运用基于资源和能力的观点来解释其中的合理性。基于资源的理论和有关动态能力的看法很重视公司结构中那些独特的、依赖路径的，因果关系不明确的组成部分，认为它们是长期战略性表现重要的决定因素。[29]但是，在传统上，这些理论的检验要取决于不同样品平均表现水平的比较和分析。DEA强调公司表现的极端值，更加契合当前战略理论的逻辑。
2.公司的选择
这里的逻辑是，与某个公司进行基准比较的对象不仅仅是其他公司在特定一年中的表现，而是任何公司在任何一年的表现。因此，每个公司与年份的组合都可能是一个被其他公司视为比较对象的前沿公司。这就需要我们对一些复杂情况进行调整。首先，计算公司表现指标时必须全部采用有可比性的数值来计算（例如，要考虑不同的货币种类和通货膨胀率），并考虑行业指标。其次，当行业的平均表现效率因为时间的推移而出现变化时，我们就需要调整数据分布，以便将时间的推移考虑在内。例如，电信行业大约在2000年前一直没有出现平均效益的变化，从2000年开始，电信企业的效益开始下降。图2-4表示的是出版行业路透社的情况。路透社因为第二和第三个指标被淘汰出局。虽然它是1999年的前沿公司，好几年的表现也都很不错（在该行业内的平均表现效益是0.65），但是，这一表现很不稳定，在2000~2003年的4年间内出现了大幅退步。
如果我们要评估的是从起点到终点的整个过程的变化或平均变化，那么时间段选择上可能导致的一个问题是，评估结果可能会因为起始日期的差异而不同（我们都知道企业主管和基金经理怎样通过选择会计报表的时间段来让公司的表现看起来最漂亮）。前沿法避免了这个问题。前沿法将时间段确定为一整年或其他时间长度，让公司表现被看作是跨越多年的模式，每一年的表现独立于先前几年的表现（也就是说，这种技巧不考虑相对于前一年的变化）。它考虑的是公司表现每年相对于前沿表现的偏移。这样，在图上标出每一次的偏移数值，看看公司每年相对于与前沿的距离是多少，最终画出整个时间段的公司表现走向图（见图2-4）。
3.相对于前沿的年度偏离
一旦给某个行业确定了公司表现的前沿，就可以计算该行业内每个公司在任何一年相对于这一前沿的“偏离”或差距。因为我们评估的是为期20年的公司表现前沿，所以能够标绘出在这段时间内每个公司相对于前沿的表现。第一个公司是航空航天行业的科巴姆，3个指标上的突出优势让它轻易入围（从柱状图中可以看出相对于前沿的偏移情况）。科汉姆每一年的表现都要高于前沿公司表现的90%。相比较而言，第二个公司，即出版行业的路透社，显示出了明显的年度偏离。在1985~1999年间的15年中，路透社的表现很好，1999年还因为1.0的比值成为行业内的前沿企业，但是此后开始迅速退步。2003年，这一比值降到了0.4。很明显，路透社在第二和第三个指标上没有达到要求。路透社的例子说明，采用年度偏离值这一概念可以减少起始日期的选择对于分析整个期间公司表现的影响。在2001年实施多样化战略进入与互联网相关的业务之前，路透社确实是一个表现优异的企业。类似地，如果将分析工作针对的时间段延伸到2006年年底，沃达丰也有可能被淘汰出入围名单。
采访文本分析
人们在解读定性研究结果时往往会掺杂研究者的个人偏见或错误。因此，我们特意运用了另外一个统计方法来确认或推翻我们先前发现的这些SST与其相对应的对比公司之间的差异。获得了来自好几任主管大量有关公司战略开发的叙述之后，我们将这些叙述的文字记录进行了认真的分析。为此，我们借助NVivo 8软件，运用一个标准程序给由采访记录改写成的46段采访文字本编上号码。
一方面，数据本身可以给历史分析提供解释，另一方面，在本书的分析中，我们先从先前与该研究主题看似相关的研究管理文献中提出一些初步的主张。本章的讨论部分简要阐述了这一点。尤其是，上述文献中的一个主题与我们目前的研究非常契合。这个主题就是“组织上的两手俱利”概念，它指的是企业必须同时能够管理好现有能力的利用和用于打造未来战略的新能力的探索。我们感觉该文献与我们的研究极为相关。但是，如本章所述，大多数有关组织上的两手俱利的材料缺少历史视角。因此，我们感兴趣的是，这一文献的观点①出现在与主管们的交流的文字记录里的频率；②与历史分析相一致的程度。
我们聘用了一位与先前的数据收集、历史分析无关的研究助手，对照包含有两手俱利概念的文献重新分析所有采访文本。我们运用了与上述文献中发现的3个关键组织特点密切相关的概念：组织结构、组织的领导力、组织文化/背景。编码方案包括3种号码：
直接采用两手俱利文献的号码。这些号码及其定义直接来自两手俱利文献。
根据从历史分析中获得的想法改动和添加的号码。我们的历史分析允许我们进一步改进一些两手俱利号码，或提供与这些号码完全不同的号码。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为了避免号码编写过程中的偏见，编写号码的研究人员不能了解先前的历史分析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