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历史记载，秦朝丞相李斯以秦国的大篆为主，按照方便识别，尤其是方便书写和推广的原则，对战国以来混乱的文字进行规范。为此，李斯还专门写作了《仓颉篇》。这对我国古代书法艺术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李斯主持规范的这种文字，在历史上被称为“秦篆”，为区别于以前的大篆，又称为“小篆”。因为李斯是最重要的规范者和书写者，这种文字也被称为“斯篆”。
因为年代久远，小篆留存下来的不多。据说，秦始皇巡游全国各地的时候，每到一个地方，通常都会让人在石头上刻字，作为标记。据学者考证，这些文字大多都出自李斯之手。李斯的字具有瘦、硬的特点，是小篆中的正宗。就目前的考古发现而言，篆书主要的石刻分布在泰山、峄山、琅玡、芝罘、碣石和会稽六处。其中，琅玡和泰山的两处石刻还能看见，但能辨认清楚的字已经不多了。至于其余四个地方，现在连当年铸刻的石头都找不到了。
秦代虽然明文规定在全国推行“小篆”，但并未因此将以前流行的各种字体毁掉，而是保存了下来。因此，后世有“秦书八体”（即秦代比较流行的八种书法体，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隶书等）。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隶书。隶书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有雏形，到秦代基本发展成熟。据古籍记载，秦代有一个叫程邈的小吏，因为犯罪被关押在运杨监狱。他觉得小篆书写起来很困难，就想要创出一种更加简便的书写字体。经过努力，他终于成功了。不过，他发明的这种写法虽然便于书写和识别，但并非正式使用的写法。又因为这种字体主要在下层小吏之间通用，因此被称为“隶书”（即“吏书”的谐音）。
篆书被隶书取代后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古代的文人们将这种优美的文字用于印章，这直接促成了篆刻的兴盛。
汉隶的波磔之美
隶书在汉代发展成熟，并成为最重要的书写方式。东汉碑刻上的隶书，笔势生动，风格多样，艺术成就极高。近两千年过去了，还有很多人模仿东汉碑刻上的隶书，可见其不朽的艺术魅力。在我国书法史上，隶书在汉和唐都比较盛行。唐代的隶书碑刻上，字比较多，而且没有什么变化，比较刻板。因此，学习隶书的人，大多将汉代碑刻作为摹本。为了和生硬呆板的“唐隶”区分开来，汉代的隶书被称为“汉隶”。
相对于书法中的楷书、行书等字体来讲，隶书要难学习得多。不少人在经过艰苦的学习后，都能写一手好的楷书或者行书，但能写一手好隶书的却凤毛麟角。这是为什么呢？汉代的时候，造纸术还没出现，人们写字都是在竹简或者木片上。当毛笔锋落在竹简或木片上的时候，水平线条会被竹简纵向的纤维影响，而横向的水平线在遇到纤维阻碍就会用力。因为纤维阻碍，笔势越到尾端就会越重。应该说，书写材质是构成汉隶波磔之美的重要因素。
人们在书写隶书的时候发现了水平线条的重要性，同时开始修饰和美化这一水平线，最终形成“波磔”这种独特的艺术形式。现代著名作家、学者蒋勋先生对汉隶的这种波磔之美有很精彩的描述。他说：“‘波磔’如同中国建筑里的‘飞檐’——建筑学者称为‘凹曲屋面’。利用往上升起的斗拱，把屋宇尾端拉长而且起翘，如同鸟飞翔时张开的翅翼，形成东方建筑特有的飞檐美感。”生动而又形象地解释了汉隶的波磔之美。
汉隶的代表作有《曹全碑》《张迁碑》《礼器碑》《汉鲁相乙瑛奏置孔庙百石卒史碑》和《史晨前后碑》等。其中，最卓越的是《曹全碑》。《曹全碑》全称为《汉郃阳令曹全碑》，高约1.7米，宽约0.86米，长方形。碑身两面都刻有隶书铭文。碑的阳面（即南面，古人以山南水北为阳）共有20列，每列45字，另一面有5列，每列字数不等。这一重要碑刻在明代中期被发现，受到历代书家的推崇。到了明代末年，《曹全碑》碑石断裂，因此人们现在看到的大多是断裂后的拓本。1956年，《曹全碑》移入陕西省西安博物馆碑林保存。《曹全碑》是汉隶中的精品，以风格秀逸多姿和结体匀整著称，为历代书家竞相临摹的对象。
别具一格的魏碑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政治大动荡的时代，却也造就了一大批卓越的文学艺术家。在书法方面，以王羲之为代表的行书将我国书法推向另一个高峰。魏晋南北朝之后，隶书不再盛行，楷书和行书成为书法家越来越喜欢采用的书写方式。
除了王羲之发扬光大的行书之外，这一时期的魏碑在书法史上也有很重要的地位。魏碑上承汉晋，下启唐宋，笔法浑穆、点画峻厚、意态奇逸、骨法洞达。清代政治家，也是著名书法家的康有为对魏碑推崇备至，曾说“（魏碑）血肉丰美，结构天成。举凡墓志、造像、碑版、塔铭、刻经等，其数量之多或以千万计，其结构之奇、气势之强、变化之大是其他书体所不能比拟的。”
从康有为的描述中，可以知道，魏碑数量众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和当时的统治者有关。在北魏历史上，北魏孝文帝是一个特别开明的皇帝，他迁都洛阳之后，“雅好读书，手不释卷”，原来尚武的风气逐渐消失。一个人如果死后没有树碑立传，在当时是一件特别丢人的事情。因此，刻碑之风愈演愈烈。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文字发展演变的重要时期，这个时候，楷书虽然已经从隶书中演变出来，但还不成熟。因为这种不成熟，魏碑书法同时蕴含了隶书、楷书两种不同书体的特征，艺术风格更加多变，信息含量也更加丰富。《书林藻鉴》中说：“北朝之书，魏为最盛，享国既永，艺业日臻，竽以孝文，好文润色金石，故其时隶楷错变，无体不备。”
魏碑数量众多，有不少精美的作品，但更多的是书风稚拙、刻工“粗劣”的作品。据说，这是因为刻手大都是文化水平较低或没有文化的工匠的缘故。这些人的“误读”“误刻”，导致了魏碑总体风格上的“粗率”“拙劣”，因此，清代以前的书法家都对魏碑不屑一顾。清朝乾隆、嘉庆以后，随着审美观念的变化，人们发现这些被“误读”“误刻”的碑石文字恰恰有着无拘无束的天趣和勃勃生机。
魏碑中较为有名的代表作是《吐谷浑墓志》《鲜于仲儿墓志》《元腾墓志》等。
唐太宗与“书圣”王羲之
唐太宗即位后励精图治，奖励农耕，广开言路，实现了唐王朝的第一个盛世——贞观之治。在料理国政之余，唐太宗喜欢书法，常常和大臣们探讨。因为皇帝的喜好，下面的大臣们也竞相学习书法，欧阳询、褚遂良和虞世南都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大家。
唐太宗十分喜爱王羲之的作品，对他推崇备至，曾专门为《王羲之传》撰写了史论。他说，以前的书法家，如张芝、锤孺、王献之、萧子云等，虽然各有成就，却都各有短处，做到尽善尽美的只有王羲之一人。可见评价之高。
唐太宗几乎搜罗了王羲之的所有作品，除了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而唐太宗和《兰亭序》之间则有一段很精彩的故事。
王羲之在流觞曲水的环境中写成《兰亭序》后，非常喜欢，传给了子孙。到了唐代，这一珍宝被传给七世孙智永。智永当时出家为僧，就传给了弟子辩才。唐太宗经过多方打听，知道《兰亭序》在辩才手中后，就让萧翼前去骗取。萧冀几经周折，终于将它献给了唐太宗。唐太宗命赵模、韩道政、冯承素等分别拓了几本赐给自己的几个儿子和身边的重臣。唐太宗临终前特别叮嘱将《兰亭序》作为陪葬。唐代末年，唐太宗的昭陵被盗，《兰亭序》原迹一度重现人间，之后又不知去向。因为《兰亭序》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崇高地位，唐代的摹本很多，有欧阳询、褚遂良、冯承素、赵模、扬普彻、诸葛贞和薛视等人的摹本，现在流传的是虞世南和褚遂良的摹本。
因为长期沉浸在王羲之的书法艺术中，太宗本人的书法也有相当的成就。唐代学者张怀瓘在《书断》中称颂唐太宗“翰墨之妙，资以神助，开草、隶之规模，变张、王之今古，尽善尽美，无得而称。”说唐太宗的书法融合了以前书家的优点，尽善尽美。这当然有所夸张，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唐太宗在书法方面的成就。
颠张醉素
“颠张醉素”是唐代两个著名草书大家张旭和怀素的合称。
张旭是唐代著名的诗人之一，和李白等人被合称为“饮中八仙”，他喜欢喝酒，喝醉之后常有癫狂之态，因此被称为“张颠”。据唐代学者张怀瓘《书断·张旭》记载，张旭在喝醉后，就喜欢写草书，拿着毛笔特别兴奋，甚至将自己的头沉浸在墨中，因此天下人都称呼他为“张颠”。
唐文宗曾下诏，以李白诗歌、裴旻剑舞、张旭草书为“三绝”，可见其草书成就之大。张旭性格豪放，喜欢喝酒，常常在喝醉后手舞足蹈，然后回到桌前，提笔落墨，好像有神助一般，一挥而就，作品一气呵成。张旭在书法上学习草书的创始人张芝，后来又学习王羲之和王献之。他觉得自己继承了“二王”的传统，非常自豪，同时结合张芝草书的特点，创造出潇洒磊落、变幻莫测的狂草来，被尊称为“草圣”。
怀素和张旭生活在同一个时代。虽然已经出家为僧，怀素却豪放不羁，照样喝酒，曾经一连醉了九天。一次，他喝醉后在寺庙的数十间屋子的墙壁上提笔疾书，其势若惊蛇走虺，骤雨狂风；满壁纵横，又恰似千军万马驰骋沙场。因此，人们称怀素为“狂”。
张旭和怀素的草书，都酣畅淋漓地表现了盛唐气象，并让草书成为主流之一。
颜筋柳骨
到了盛唐时期，楷书达到了高峰。其中，成就最大的是盛唐时的颜真卿和稍晚于颜真卿的柳公权。柳公权受颜真卿影响，前期书法有颜真卿的痕迹。因为他们都是楷书大家，后世将他们并称为“颜柳”。颜真卿的书法筋力丰满，柳公权的书法骨力雄健，因此人们又将他们合称为“颜筋柳骨”。
颜真卿自幼喜欢书法，曾得到过草书大家张旭的指导。此外，他对以前著名的书法家，如蔡邕、王羲之、王献之、欧阳询等人的作品都潜心钻营，之后融会贯通，终于创造出了出类拔萃、雄伟刚劲、大气磅礴的独特风格，被称为颜体。颜真卿的楷书庄严雄伟、笔力强健，结构上方正茂密，既有棱角，又不失雍容圆润。颜体竖笔尤其值得一提，刚中有柔，富有弹性，力道浑厚，更增加了宏大的气势和圆润浑厚的美感。
颜真卿在行书上的造诣也是很高的，他的《祭侄文稿》，被赞誉为“天下第二行书”，仅次于王羲之的《兰亭序》。这一作品写于安史之乱时，他的兄弟颜杲卿和侄子颜季明起兵反抗，最后被安禄山杀死。颜真卿听到这一噩耗之后，悲痛不能自已，连夜写下这一千古之作。因为写的时候很悲痛，泪水浸润了纸，颜真卿也不重换，一笔抹掉，接着往下写，这倒让这幅充满深情的作品增加了很多艺术魅力。也因为其笔随意走，没有固定的笔法，这幅作品比王羲之的《兰亭序》还要难以临摹。
颜真卿的书法作品很多，比较著名的有《竹山堂联句诗帖》《祭侄季明文稿》《颜氏家庙碑》等。
柳公权原本只是一个小官，唐穆宗偶然看到他的笔迹之后就将他召到长安，封给高官。柳公权为人正直，一丝不苟，并将这种精神灌注到了自己的书法中。“心正则笔正”的著名说法就是他提出来的。柳公权的书法，初学王羲之，后学颜真卿，之后自成一家。相对于颜真卿的书法来讲，柳公权的楷书字体稍微清瘦。他的字避免了横细竖粗的通病，字体结构均匀，有魏碑斩钉截铁的气势，骨力遒劲，为众多书家推崇。
柳公权虽然与颜真卿并称，但他的书法造诣不如颜真卿。他的楷书有欧阳询的痕迹，往往会将部分笔画紧密穿插，使宽绰处特别开阔，不像颜真卿的字，浑厚宽博，总体上给人以一种难以言表的美感。
柳公权的传世作品也很多，其中较为著名的是《玄秘塔》和《神策军碑》。
宋代皇帝与“尚意”书风
到了宋代，制墨、造纸、制笔等工艺有了很大的突破，人们学习书法的条件更好了。宋代的统治者大多比较开明。鉴于唐灭亡于藩镇，宋代建立之初就制定了制约军人的制度，同时大力提倡文治。在宋代，一个将军打了大胜仗，还不如一个状元风光。
宋代的很多皇帝都很喜欢书法等艺术，其中宋徽宗赵佶尤为典型。宋徽宗是一个很昏庸的皇帝，他重用高俅、蔡京等奸臣，最终导致了北宋的灭亡，自己也沦为阶下囚。不过，宋徽宗在文学艺术上的成就却很高，他创立的“瘦金体”，在我国书法史上别具一格。
宋代的很多皇帝都像唐太宗一样，也喜欢搜罗各种书法和绘画作品。不过，和以前的帝王将这些作品据为己有，秘不示人不一样，他们对此大力提倡和推行，还让人将这些艺术品加以刻帖，向天下的百姓推广。宋太宗就曾将所藏历代法书交付侍书学士王著鉴定编次，摹勒于枣木板上，椎拓成帖，产生了第一部丛帖《淳化秘阁法帖》。后来又编纂印刷了《大观帖》等作品。从此之后，印刷各种字帖在宋代蔚然成风。虽然有的人指责王著的编纂杂乱，没有系统，但这种做法无疑对当时书法的进步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