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干事情，就必须“实”，要脚踏实地，务实肯干。作为湖南人杰出代表的毛泽东与曾国藩，都大力提倡“实事求是”，都认为务实乃是办大事者必不可少的精神。毛泽东与曾国藩都是书生，都领兵征伐，都创造出了一些富有特色的带兵作战的有效方法，这些都体现了他们在经世务实观念上的一致性。如果没有求实务实的态度，若想以文弱书生而成就救世安民的偌大功业，实在是难以想象。
——作者题注
一、天下是干出来的
天下是打出来的，事业是干出来的，成果是做出来的。
没有谁能随随便便成功。任何人都不可能通过空想或者空谈，就建功立业。所有的大事，都必须靠领导者带领其追随者们，通过脚踏实地的行动，才有可能做得成。任何一位成功的领导，都必定大力提倡“务实”精神，让团队里的每一个人都成为干事情的人，从而使组织兴旺发达。
要干事情，就必须“实”，要脚踏实地，务实肯干。作为湖南人杰出代表的毛泽东与曾国藩，都大力提倡“实事求是”，都认为务实乃是办大事者必不可少的精神。
在曾国藩的一生中，他都把“实”字视为成就大事的根本，认为天下是干出来的，唯有脚踏实地，从浅处、实处着手，事业才可成可大可久。
1.脚踏实地：成大事必备务实精神
湖南是一个山清水秀、人才辈出的地方，其积聚多年沉淀而成的湖湘文化，更是卓有特色。这种文化是由南宋初年胡安国父子创立的“湖湘学派”而开始形成的。湖湘学派因书院教育的发达而发扬光大，造就了一大批学者，使这种学术传统代代相传，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湖湘文化。这种文化最突出的代表，有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王夫之、近代启蒙思想家魏源、洋务运动创始人曾国藩、维新派思想家谭嗣同等。其中，曾国藩发扬了湖湘文化中“经世致用”的传统，形成了近代意义的经世致用之学。
“经世致用”思想是湖湘文化的核心内容，同时也是宋明理学的重要支派，又简称为“实学”。“实学”源自理学，但两者之间又有着很大的区别。实学发挥了理学中的经世思想，主张学问要有益于国计民生，反对为学问而学问，更反对华而不实的空谈。“实学”思潮针对明代心学的空疏学风而在明清之际盛行了起来，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曾国藩最钦佩的学者，就是顾、王二人。顾炎武所称的“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深深折服了曾国藩。
1846年冬初，曾国藩移居京城报国寺，隔壁就是顾亭林祠，他于是写下了《丙午初冬寓居报国寺赋诗五首》，称赞顾炎武为北斗、巨眼，万古、金声，并对其顶礼膜拜。后来，曾国藩在作《圣哲画像记》时，又将顾炎武列入古今33圣贤之中，推崇备至，并解释说：“我朝学者，以顾亭林为宗，《国史·儒林传》，然冠首。吾读其书，言及礼俗教化，则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之志，何其壮也！”从这些行为和言语之中我们可以看出，顾氏对曾国藩的影响是极大的。
曾国藩对王夫之的评价也非常高。他后来吩咐其弟曾国荃设立金陵书局，广搜王氏遗稿，刊印出了《船山遗书》322卷，使得王夫之从此为士林所熟知，与顾炎武、黄宗羲并列为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夫之清初从事抗清斗争，力践经世之旨，以民族危亡为己任，正体现了湖湘文化的务实传统，对曾国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毛泽东与曾国藩都拔起于湘江楚水之地，他们在政治、思想上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在文化心理结构的特征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那就是突出的务实精神，充分体现了湖湘文化的基本内蕴。毛泽东生长于湖南，就学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带有强烈地域性特征的湖湘文化传统必然会给青年毛泽东以深刻的影响，因此二人具有某些相似之处就不足为奇了。
青年毛泽东就学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时，受杨昌济影响很大。杨昌济学贯中西，而以程朱理学为宗，他非常推崇曾国藩，对曾氏诗文、家书、日记精心研读。直到1914年和1915年，他还以全副精力阅读和抄写曾氏著作。他曾在日记中写道：“欲在一月以内抄完，亦文正一书不完不看他书之意也”，“昨日将曾文正公家书抄完，颇自以为喜，已做成一事矣；此后仍当节钞其家训与日记，拟合刻之，名曰：‘曾氏嘉言’。”杨昌济对曾氏提倡经世之学的务实精神拳拳服膺：“曾文正谓经济之学，当以能树人能立法为主。余谓改良社会之物质生活，能为百年大计者，乃是真人才。”曾氏倡导务实力行，不尚空谈，杨昌济更是叹服不已。
杨昌济在育人的过程中，极力提倡湖湘文化中的实学传统，讲求理想人格的自我实现，亦即成为圣贤豪杰，立德立功，德业两全。他向学生推崇曾国藩，在与青年毛泽东的谈话中，还以曾国藩为例加以勉励：“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才，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
青年毛泽东从杨昌济的指导中对曾国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从曾国藩那里秉承了湘学传统中的经世观念和务实精神。他在所写的《讲堂录》中强调：“古者为学，重在行事，故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主张“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对曾国藩倡导的力行、务实学风，颇为推重。
由于受经世实学传统的熏陶，青年毛泽东追求的理想人格就是德业俱全、内圣与事功并修的圣贤豪杰。他仔细辨别了人们所向往的圣贤与豪杰两种人格，认为“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他所指的圣贤，已包含了豪杰，因此是德业俱全的最高境界。这种人格，正是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湖湘文化传统所追求的。
青年毛泽东把曾国藩当成这方面的楷模，认为他德业俱全、功德圆满，说：“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将曾国藩与范仲淹并举，认为他们较韩琦、左宗棠的成就要高。所以他在评点近代人物时，“独服曾文正”，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青年毛泽东与曾国藩都倡导务实精神，这从他们都以“实事求是”四字为座右铭可以看出来。
曾国藩批评读书人的通病在于“尚文不尚实”，因此极力标举一个“实”字：“今与诸君子约为务实之学”，“禁大言以务实”。毛泽东后来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阐述，就主张知行统一、学用结合而言，与曾国藩基本是相通的。
毛泽东与曾国藩都是书生，都领兵征伐，都创造出了一些富有特色的带兵作战的有效方法，这些都体现了他们在经世务实观念上的一致性。如果没有求实务实的态度，若想以文弱书生而成就救世安民的偌大功业，实在是难以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