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时任安徽巡警学堂总办的革命党人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据《皖变始末记》中称：“军机处会议后曰：‘宜处徐党以严刑，夷其九族，以戒后之为逆者’，肃邸闻之，独不谓然，曰：‘夷灭九族，非文明之法制，而酷刑尤伤宽仁之德。何若将该逆正法外，其亲眷戚属，均勿连累。’军机不允，肃邸即告醇邸，并询贝子以此意，得其赞成。三人联袂赴军机处，再言夷灭九族之非计，庆邸、麟中堂等闻言，始允其议，乃电饬江督从宽惩办。”
或许是因为要收集情报的缘故，肃亲王善耆与各种反对派团体都保持了秘密的联系，其中既包括康有为、梁启超等流亡在外的维新派，也包括四处搞暗杀及起义活动的革命党人。据说革命党人程家柽就是他的私人代表。不过，善耆并不赞同同盟会的主张。他认为三民主义太狭隘。在审判汪精卫一案时，善耆就建议革命党人把三民主义的主张改成“五族大同”。而这也是当时的满人报刊《大同报》的主张。
对知名革命党人汪精卫的审判可谓是清末最戏剧性的一幕。汪精卫企图刺杀摄政王载沣（相当于向皇帝行刺）。这在当时可谓“天朝第一号大案”，但犯下“弥天大罪”的汪精卫居然未遭凌迟大辟，株连九族，而只是判处终身监禁，苟全于人世。这实在是清末暗杀事件中最皆大欢喜的一例，也称得上是两千多年专制史上破天荒的头一遭。据说，孙中山鉴于善耆的“贤名”，也一度写信给他，称：“贤王于宗室中称为巨人长德，故与方域之见殊矣。革命之业，贤王亦何不可预。”
善耆在清末有“贤王”之名，相比其他亲贵，他的政治态度要开明得多，而且支持立宪。据说，1909年各省咨议局代表前来北京请愿要求提前实行立宪时，因载沣的反对，京中各大员都不与请愿代表接触，唯独善耆在民政部大堂盛情接待了各省代表。谈话至紧要处时，善耆“忽然掷冠于地，喝了一声‘先帝爷白帝城龙归天境’而结束了他的回答”。善耆的这句戏词中的“先帝”，指的是临终仍以立宪为念的光绪皇帝，大意是光绪要是在世的话，立宪早就实现了，可惜他死了，载沣却不愿实现立宪。为此，革命元老章炳麟曾给善耆写信，并劝说他加入同盟会，以效仿俄国的克鲁泡特金亲王领导即将到来的革命。章炳麟甚至声称，只要满人还政于汉人，他们就可以返回满洲，到那里维持一个独立而纯为满人的帝国（当然，他们必须依附于中央政权）。
亲贵中也有受冷落打击的，譬如溥伦、溥伟。在同治皇帝突然暴崩时，溥伦原本是最有希望继位的。因为他是道光皇帝长子奕纬的长孙，也是“溥”字辈中年纪最大的。可惜的是，慈禧太后打破宗法制度的常规，用同治的堂兄弟光绪（都是“载”字辈）继承了皇位。大概是因为这个原因，载沣对溥伦颇有猜忌，溥伦的官途也就不咸不淡，最后不过获得资政院总裁一职。由于清末预备立宪的逐次铺开，资政院具备了国会的部分功能，溥伦也借助议员们的势力自成一党，不过这一党并无实权，仅是对各衙门及大臣起掣肘的作用而已。一直到1911年，溥伦才混到农工商部的尚书，可也没几天官做了。
另一位备受打击的是恭亲王溥伟。溥伟是恭亲王奕訢次子载滢的长子。他生于光绪六年（1880年），虽然比载沣要小一辈，但年龄上却要大上3岁。溥伟原本是没有机会承继王位的。只是因为恭亲王的长子载澄天性顽劣，后于28岁去世且无子嗣，于是溥伟过继为载澄嗣子，由此承袭了恭亲王的王爵。
溥伟其人风度翩翩，擅长辞令。论性格，论才质，溥伟均较载沣为胜。论血缘，溥伟与溥仪同为道光皇帝之嫡孙，也具有同等的地位。因而溥伟对帝位颇有觊觎之心。据传，在慈禧太后“夜半定策”的那个晚上，溥伟利用宫廷行走一职的便利在宫中苦等了一个晚上，希望能听到一些对他利好的消息。《异辞录》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细节：“枢臣每人至，辄问曰：‘谁欤？’对曰：‘某。’乃开一罅内之入，旋闭之。又一人至，亦如之。毕入，恭邸尾于后。卫士曰：‘未召王’，将之拒之于外。”
正当溥伟感到极度失落之时，他后来又听说慈禧太后在宣布载沣为摄政王时，载沣叩头力辞，慈禧太后愤然道：“如觉力不胜任，溥伟最亲，可引以为助。”溥伟得知后再度兴奋起来，但在张之洞拟定的懿旨公布后，只有载沣任摄政王而没有任何提到他的片言只语。愤然之下，溥伟对张之洞怒目相讥，责问他为何在诏旨中没有皇太后要溥伟助政之语，并遍骂各军机大臣，要求重新拟旨。沉浮宦海数十年的张之洞岂是吃素的。他年纪虽然大了点，但脑子很清楚。他只是淡淡地说：“摄政王以下，吾等臣子均为朝廷助政之人，又安可尽写入懿旨？”就这么一句话，就把溥伟顶到了墙角里。
心有不甘的溥伟，后来又在丧日之内大闹内务府，引起轩然大波。但是，大局已定的情况下，溥伟就是再不甘心也难以掀起大的波澜。没过两天，载沣和奕劻便联合采取强硬措施，并以宣统名义颁布上谕警告：“钦奉大行太皇太后懿旨，军国政事，均由监国摄政王裁定，嗣后王公百官，倘有观望玩违暨越礼犯分、变更典章、淆乱国是各情事，定治以国法，断不能优容姑息！”这种有针对的申斥，已经明显露出杀机，自知无望的溥伟也只得知趣地退出这场权力的角逐。
溥仪继位后，溥伟为此愤愤不已，日久生疾，只好不时地求医问药。某宗室显贵听说后，私下嘲笑他：“这是患的心病啊，恐非石膏一斤、知母八两不可。”另一位则补充道：“哪里哪里，只须‘皇帝一个，江山一座’足矣！”在场者听后无不捧腹大笑。在皇族内，溥伟的不满尽人皆知。所以宣统一朝，他受到载沣一系的疑忌，再有能力，也只能在禁烟大臣这样的闲差上打发时间（实事求是的说，清末禁烟做得不错，国际上也颇为认可）。
载沣兄弟的主政，非但排斥部分亲贵，一些有能力的清末重臣也大多斥革。譬如与袁世凯齐名的原两广总督岑春煊（当时号称“南岑北袁”），在1907年“丁未政潮”中被赶下台后，载沣也未能加以擢用。
岑春煊是原云贵总督岑毓英之子，曾中举人。他年轻时放荡不羁，号为“京城四少”之一。庚子年中，岑春煊保驾有功，深得慈禧太后的欢心，因而在清末飞黄腾达，连连升迁。不过，岑春煊在清末官场上名声尚佳。《国闻备乘》中就说：“春煊每主一省，必大肆纠弹，上下皆股栗失色，股栗失色者如皆贪官。岑春煊所屠如皆污吏，则是人民之德，亦屠官者之德矣。”岑春煊性情刚烈，不畏权贵。他在任内劾罢不法污吏及渎职者上千人。手下的大小官员们谈“岑”色变，一时有“官屠”“猛虎”之称。
岑春煊出身豪门，对钱财这些身外之物并无贪恋之心。这一点与庆亲王奕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岑春煊上任两广总督时，广州的米商们给新任总督送上例行的“公礼”（在禀帖中夹带了一张大额银票）。岑春煊收到后，严加拒绝。米商们非常惊恐，以为新任总督将要对他们不利。但出人意料的是，没有收礼的新总督岑春煊较那些尽情收受钱财的官员更加爱护商民，以至于离任时，商民们都含泪相送，连称：“知不收礼而肯为民任事者尚有人也。”
可惜的是，岑春煊虽然有胆有识，但又失之过粗，这也是他在政治斗争中失败的原因之一。在1907年的“丁未政潮”中，与岑春煊同时下台的军机大臣林绍年等人，也都未再度启用，而后者均以为官清廉刚正而著称。载沣之失人，可见一斑。
在袁世凯被赶回老家后，原本可以替代其位置的“出洋五大臣”之一、直隶总督端方也遭到厄运。端方，字午桥﹐号匋斋，满洲正白旗人，其曾祖父为郑亲王九门提督乌尔棍布。“辛酉政变”中被慈禧太后镇压的端华、肃顺亦为其家族中人。尽管出生于这样一个显贵家庭，但端方本人是科举正途出身。他在21岁那年中举，这在满人中算是聪敏好学的。
戊戌变法中，端方一度被任命为农工商总局督办。对当时“志大心切”的端方来说，这既是一个重大机遇，同时也是一个厄运的开始。变法期间，端方全身心地投入到新筹办的部门当中。他曾一天连上三折，其工作热情与效率，人人叹服。但是，戊戌变法很快被慈禧太后推翻。除京师大学堂予以保留之外，其他新政措施包括农工商总局一律撤销，端方本人也被革职。
失官后的端方处境险恶，时人苏继祖在《清廷戊戌朝变纪》中说，端方靠向大学士刚毅行贿，并诉称自己参与新政是为了探听康有为等乱党的消息（原来是无间道？），这才获得慈禧太后的宽免。在蒙获召见时，慈禧太后问端方：“外面情况如何？”端方忙奏道：“自太后训政以来，人心大定！”慈禧太后听后面有喜色，掉头斥责光绪：“你听听！看人家怎么说的！”端方见慈禧太后高兴，便急忙将早缮写好的《劝善歌》献上。慈禧看后大悦，命各地张贴，广为宣传。后来，端方的这个《劝善歌》也就被人笑为《升官保命歌》。
端方官运的真正转机在庚子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慈禧等人逃到西安，而端方当时正好护理陕西巡抚，护驾有功，由此仕途大进。1901年，端方升任湖北巡抚，随即办起了六十余所新式学堂并派出大批的留学生（其子也赴美国留学）；3年后，端方调任江苏巡抚，办起了江苏师范学堂、江苏高等学堂、实业学堂等学校；1905年，端方任湖南巡抚，半年内便建有小学堂八十多所。据说，端方在调任江苏巡抚时，上任伊始便革除了各州县例送红包给新任巡抚大人的陋习，并将红包的钱选派两名学生出国留学，一时传为美谈。
清廷宣布实行“预备立宪”后，曾作为五大臣出洋考察的端方也官升一级，出任两江总督（地位仅次于直隶总督）。袁世凯被逐后，端方不久即接任为直隶总督（原直隶总督杨士骧突然暴卒），一举登上了个人仕途的最高峰。以袁世凯的才干，其在清末政局中所扮演的角色固然是他人难以替代的，但如果载沣打算让端方来取代袁世凯地位的话，倒也不失为次优的选择。可惜的是，载沣并不是一个识才善用的主政者，其罢黜袁世凯不到一年，当时声望仅次于袁的端方也被赶下台。而其下台之原因，比袁世凯的案例更是令人啼笑皆非。
1909年10月，曾多次承办过皇室婚丧庆典及陵墓工程的端方被命筹办慈禧太后梓宫移陵及相关事宜。按说，这种事情对端方来说本该是驾轻就熟，但这次移陵过程中，却出现了一个“小意外”，而这个“小意外”却是致命的。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端方安排了两名摄影师对慈禧太后的下葬过程进行拍摄，以为后来的研究者留下宝贵的影像资料。但葬礼一结束，此事便被某御史参劾，称“梓宫奉安之时，为臣子者抢地呼天，攀号莫及，而乃沿途拍照，毫无忌惮，岂唯不敬，实系全无心肝”；另外，陵区内肆意架设电线，破坏风水，实为“有悖人臣之道”云云。
令人咋舌的是，该“大义凛然”“义正词严”的御史，竟然是李鸿章的孙子李国杰。平心而论，即便是李鸿章在世，恐怕也未必会如此不开明，而作为摄影爱好者的端方，也是深知慈禧太后生前颇喜欢照相，所谓“亵渎”之罪，实属有人借机生事。至于陵区内架设电线（电话线），主要是为了通讯方便考虑，“大不敬”的帽子，恐怕也太大了点。
当然，问题的根源并不在此，因为这次弹劾的目的，本质上是守旧派对改革派的一次政治斗争。而李国杰的出马，很大程度上又是挟夹私怨，因为他曾向两江总督任上的端方求官未能如愿。如果仅仅是李国杰等人兴风作浪的话，问题恐怕还不至于那般严重。但摄政王载沣对此“很以为然”，结果正值年富力强的端方便从直隶总督的位置上滚了下去。
载沣固然年少不更事，但未必会顽固守旧到这种地步。端方之所以不招摄政王的待见，恐怕是因为他刚上任直隶总督便屡屡上折，为中枢出谋划策，而这种“过分的积极”在某些人的眼中却成了“指手画脚”“摆老资格”，因此，罢黜了袁世凯之后，再罢免一个端方，杀猴给鸡看，恐怕也不是什么不可以的事。这不过是载沣所出的昏招之一罢了。
《异辞录》中说：“帝自西狩（指庚子之变）以来，渐与太后母子情意如故。太后惩国家多难，宗社安危唯帝是赖，途中调护备极恩勤，帝亦眼事唯谨，欣欣然有祥和之气象。回銮之后，长白荣文忠公辅政，未几卒，庆邸代之。项城、西林，南北重镇，协力维新，天下称治，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此话固然是溢美之词，但随着新政的逐次展开，尽管其中有各种问题与不足，但总体来说，清末最后10年的发展与进步还是足以称道的。
1909年载沣执政后，政局、政风再次为之一变。《国乘备闻》中说：“孝钦训政时，权尽萃于奕劻，凡内外希图恩泽者，非夤缘奕劻之门不得入。奕劻虽贪，一人之欲壑易盈，非有援引之人亦未易身而进。至宣统初年，奕劻权力稍杀，而局势稍稍变矣。其时亲贵尽出专政，收蓄猖狂少年，造谋生事，内外声气大通。”在前直隶总督袁世凯及后任端方去职后，继任的直隶总督陈夔龙与总理大臣奕劻等人都是一些善做官而不善做事的巧宦，而那些年少亲贵就更不足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