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竞天择，适者生存，19世纪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全球的时代，作为受害者的中国更是饱受其摧残。在这样一个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传统的“礼的秩序”不得不面对来自国际列强们“力的秩序”的挑战与侵侮，“适者生存”实则成为了强者无原则的战胜，天道与伦理、公正与平等统统匍匐于强权与实力之下。这种生存原则的简单化、残酷化深深地刺痛了中国的年轻人。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说：“自达尔文、黑胥黎等以生物学为根据，创为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之说，其影响延及于世间一切之社会，一切之事业，举人世间所有事，无能逃出其公例之外者。”不幸的是，近代中国所接受的达尔文主义，实质上就是一个斯宾塞化的强权至上的“达尔文主义”。
革命党人反对清廷，表面上看是因为满人是蛮夷鞑虏，但实质上他们痛恨的是满人特权阶层的昏庸无能。在他们看来，这些颟顸之辈必须为近代中国的衰败负责，而这才是革命党人要推翻清廷的根本原因。从这个角度来说，革命党人认可日本，是因为东邻战胜了代表欧洲文明的沙俄，而他们心目中的大事业，就是尽快赶走这些无用之辈并由他们取而代之，并最终让中国强大起来。由此可见，革命党的民族主义也可以说是一种强国主义或者说潜意识的帝国主义。
不可否认的是，革命党人高唱的“驱除鞑虏”本质上是一种大汉族主义，其底子仍为民族不平等，这与同盟会所强调的“自由、平等、博爱”不相符合，在逻辑上也是矛盾的。固然，满汉矛盾有历史的旧伤，也确实存在亲贵擅权的事实，但要上升到满汉两个族群的对立层面，这不免有脱离事实的过分夸大与虚构成分。毕竟，清末不是明清易代之际，历经九代人的光阴，历史的陈年老账实际已无从谈起（更不可能以此相报复），如果按此逻辑无限追究，谁又敢保证自己的祖上没有沾染过鲜血呢。
实事求是地说，在260余年的历史进程中，满汉关系的主流是以融合为主，即使仍有矛盾，其趋势也不是加剧，而是在缓和。严复曾说，满汉两族“同是炎黄贵种，当其太始，同出一源”，盛昱也在其诗文中提倡“大破旗汉界”，以“起我黄帝胄，驱彼白种贱”。是不是“炎黄之后”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同为一国的国民，同为中华儿女，如何携起手来，奋发图强，保国保种，强国强民，并最终摆脱在西方列强及强邻日本的欺凌与压迫。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新兴事物出现的近代报刊大多掌握在年轻激进的知识分子手中。他们往往根据自己的喜好而在有意多刊登揭发满汉矛盾，倡言反满革命的文章。特别是在清末最后几年，这种充满激情的鼓动几乎占据了各种传播渠道。对那些不知所以或者一知半解的受众而言，他们往往会不由自主地获得这样一个印象：满汉矛盾是当时社会的最主要矛盾，反满也似乎成了民众的共识。但客观地说，这些过分宣传渲染的论断不仅失之于武断，而且给民众提供了一种失真的假象。这显然不是一个理性社会所希望看到的。
颇具讽刺的是，“驱除鞑虏”的民族主义在民国成立后立即销声匿迹，并改而提倡“五族共和”。由此可见，这一策略性手段更近乎一种政治动员（乃至于政治欺骗）而不是一个政治目标（当然，欺骗总归比真正实施要好）。等到清帝退位后，一度风起云涌的反满宣传突然像雨过天开一样戛然而止。这大概就是一种历史的嘲弄与讽喻罢。
以梁启超为例，其在排满之风暴涨后却一改昔日的主张而提倡“大民族主义”。在《民报》与《新民丛报》交恶之时，梁启超曾撰文称：“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以对国外之诸族是也。”在他看来，与其提倡狭隘的对满“复仇主义”，倒不如提倡融合的“建国主义”。梁启超的观点是，满人政权固然无能可恨，推翻“恶政府”也属必要，但在外患日深的前提下，将满人排除在国民资格之外的“小民族主义”则无异于兄弟阋墙，进而会导致国家分裂。
对此，部分革命党人也不是没有清醒的认识。为防止“排满”宣传被人误解为狭隘狂热的种族复仇主义，章太炎曾在《民报》（1908年6月第21期）发表《排满平议》一文，其中对“排满”做了一些限定性解释，说“排满”乃是“排其皇帝也，排其官吏也，排其士卒也”，而不是要杀害一般的旗人平民，“所欲排者为满人在汉之政府。今之政府，为满洲之窃据”。孙中山也曾说，“我们并不恨满洲人，而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我们要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它分作两次去做。照现在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但是，这种理性的声音在革命党人中间极为微弱，即便是提出者，也未必有意多加提倡。
颇具喜剧色彩的是，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签发命令，追赠20岁即瘐死狱中的邹容为“大将军”。清末革命浪潮的发起过程中，常与《扬州十日记》同时传播的《革命军》以其浅显的文字及充沛的激情为革命的鼓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后来，革命家吴玉章曾题诗赞曰：“少年壮志扫胡尘，叱咤风云革命军；号角一声惊睡梦，英雄四起挽沉沦。”这无疑是对邹容及其《革命军》所做贡献的中肯评价。
与邹容齐名的革命宣传家陈天华同样鼓吹民族主义，但他同时也保留了必要的理性与警觉，其主张是“先反帝，后反满”，反满主义实际上是反帝主义的衍生品，正如其最激烈的篇章中所说：“杀呀！杀呀！杀呀！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满人若是帮助洋人杀我们，便先把贼官杀尽”；“倘若满洲政府从此励精求治，维新变法，破除满汉的意见，一切奸臣，尽行革去，一切忠贤，尽行登用，决意和各国舍死一战，我也很愿把从前的意见丢了，身家性命都不要了，同政府抗那各国。”可惜的是，在后来日本“取消留学生规则”的风潮中，日本报刊讥讽中国留学生的“不团结、无意志”，陈天华愤而投水自尽，以此警示国人，年仅30岁。
出身名门之后却列位于革命党之中的李石曾（同光年间的清流党领袖、军机大臣李鸿藻第三子）也说：“夫排满，则私矣，满人非尽恶也，有革命思想谋社会进步者，固不乏（人），不可因其满人而一网打尽。”《革命逸史》中，资深革命党人冯自由称满族留学生长福在马君武的一次演讲时跳出来反对，系“反动满人”，实则不然。长福出身于宗室，1901年与25名满族学生到日本留学，但本人可称得上是一位爱国进步的知识分子。他曾与其他三位满族学生一起参加了1903年在东京成立的军国民教育会。另外，被孙中山及临时政府公开追悼的革命党人张榕出身盛京汉军镶黄旗人。他在1905年考察宪政五大臣启程之日曾参与谋炸行动，事败后逃亡日本并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前，张榕返回东北策划武装起义，可惜在清帝退位前夕被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及五路统领张作霖诱杀，很不走运地倒在了共和国的门槛上。
张榕并不是个例，事实上，一些满族知识分子在清末即接受了革命党人“颠覆清廷、实现共和”的宗旨，并加入了宣传革命的行列。据满族老人关济武回忆：“我在北京城内八旗学堂高等学校里，秘密地看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其他反满小册子，多数同学（满族）都表示拥护革命。”在西安，一个叫行舍的满族青年从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办了一所测量学校，并在学校中积极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思想。
既然满人不全是该杀之辈，那反过来说，“汉人非尽良也，助纣为虐，为桀作犬者，今日之当道皆是也，不可因其汉人而置之不问”。年轻的革命党人刘道一曾在《汉帜》上发表一篇奇文曰：“驱满酋必先杀汉奸论”，其中称：“预备立宪之满诏下，此我汉家子孙举吊旗服丧之日也。乃庆祝立宪会，倡之于学界，应之于政界、商界，创办于京师、上海，遍及于各省各郡各埠，龙旗耀日，演说如雷”，刘道一对此痛心疾首并称之为“举国若狂，不可思议”，由此喊出了“杀汉奸必杀立宪党”之号召。当然，刘道一并没有机会去杀立宪党，年仅22岁的他死在了1906年的萍浏醴起义中，由此也成为留日学生中因革命而被杀的第一人，同时也是同盟会中牺牲的第一人。
旧士绅乐于参加立宪党，正如那些汉人督抚们愿意同清廷合作，原因在于他们之间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建造一个新世界固然可敬可佩，前景可观，但打破一个旧世界难免“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这不是体制内的官僚及与体制关系紧密的士绅们所能轻易接受的。在这些人的心目中，驱满杀满的流血冲突不是可行之径，更不是必经之路。相比之下，官方宣传的“满汉一体”似乎更值得期待，如果预备立宪的路线图真的能够得到实施，满人皇帝被改造成开明君主，甚至成为严格意义上的“虚君”，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清末旗民的“憔悴可哀”，原本不应该催激满汉之间的种族之恨。从这个角度来说，“驱除鞑虏”大体上是一种感性的、神秘主义的思维。事实上，普通旗民与皇族亲贵的利益有重合但更多的是分歧。这种只看上层不顾下层的“政治化思维”不可取，把满族亲贵与贫穷潦倒的旗人混为一谈并一概视之为“鞑虏”的做法更是显失公平，甚至有为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令无辜旗民充当替罪羊的不公不正。
侯门一入深似海，从此萧郎是路人。对于专制年代的普通百姓而言，其实所有的权贵都是“异族”。“驱除鞑虏”立论的根本缺陷在于，它并不能证明或保证在所谓的“鞑虏”们被驱除之后，中国就一定能比“鞑虏”们执政时更好，因为所有的推论都必须接受这一事实的拷问：驱除满人之后，新成立的汉人政权是否就会比满人之政权在压迫上有所减轻，而老百姓的生活是否会得到真正的改善？值得进一步深思的是，就算满人亲贵是异族人，难道同族人对同族人的压迫就一定会比异族人的压迫更轻吗？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