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涉及另一个方面的学问了，语义学（semantics）的问题。每一个词语，并不是固定的，像在字典里那样，实际上，词语在不同语境下，生成不同的意味。同样一个词语，有时这样的意思，有时，又是相反的意思。你对变化万千的内涵没有体悟，就不能有效地交流。王熙凤得知自己的丈夫贾琏在外面包了个二奶，说了一句“这才好呢！”这个“好”字，和通常的所理解的“好”是很不一样的，是充满了杀机的在鲁迅的《风波》里，七斤嫂对才从城里回来的丈夫七斤说：“你这流尸”她真是希望他成为浮在水面的尸体吗？这里有多少关切和幽怨呀！我有一个朋友，在深圳做中学教育工作，他告诉我，他小时候，比较调皮，经常在外面玩得不想吃饭。他妈妈做好饭，喊他吃饭。他的名字叫作程少堂，他妈妈就很亲切地嘁了：“少堂，吃饭啰。”他不予理睬。他妈妈喊了几声就有一点火了，就叫：“程少堂，吃饭！”这是比较正规了，比较严肃了，但，还是没有人理睬。他妈妈就发威了：“程少堂，狗日的，吃饭！”儿子马上就规规矩矩地坐到桌子边上了。
无效交流很快地变成了有效的交流。
这是很严厉的话语，是对儿子的警告用的是什么话？骂人的话。骂得很凶。从词语的本初意义上来推敲，不是骂儿子的，而是骂自己的。可是这种骂自己的话，对儿子，很有威慑力但是，这样的威慑性话语的使用，有两个条件：第一，只能是她独家的。任何他人使用一下，她就要和你作斗争，包括武装斗争。第二，只是对他儿子的，如果是对别人的儿子也可能是无效的，而且也是可能引起武装斗争的。
鲁迅在《论“他妈的！”》中论到旧时的骂人的话“他妈的”，使用率很高，是很不文明的“国骂”，鲁迅说，有时会变成类似“我亲爱的”：
我曾在家乡看见乡农父子一同午饭，儿子指一碗莱向他父亲说：
“这不坏，妈的你尝尝看！”那父亲回答道：“我不要吃。妈的你吃去罢！”则简直已经醇化为现在时行的“我的亲爱的”的意思了。
这是非常极端的，但也非常能够说明问题，侮辱人的话，在特殊的语境巾，可能成为极为亲切的语言。同样的语言，是否能成为有效交流的手段，是要看对象的，要看特殊语境的。
美国有一本谈交流的书上，第一章就开宗明义，就是你必须确立一个观念——你交流的对象，不管是你的同学、同事、父母、帅长，或者亲人、谈判对手，你必须明确这一条：你不要以为他和你是一样的人，他们跟你不一样，他才是人。（笑声）他们的内心图式和你不一样，他的感觉、知觉、想象，在同样的词语面前，他才有自我。所以，在同样的情景面前，你看到的，他们看不到；他们看到的，你看不到。他思考的逻辑也和你不一样。不管他和你多么不同，你就是要尊重他。因为只有尊重这种不一样，在漫长的对话中，你们的心理图式才能相互开放，调节。学会交流，就是学会尊重和你不一样的逻辑，不一样的感觉。
我看过美国的《当代心理学》杂志，有一篇文章讲美国的家庭暴力，就连美国这样民主的社会、女权主义很厉害的社会，每年还发生两百万次家庭暴力事件，当然这还是十年前的数字。什么原因呢？虽然两个人是相爱的，但两个人不一样：第一，男人心里有鬼。据研究，男人有一种多恋的倾向在一些男人看来，恋爱是多元的，不是一元的，家里老婆爱着，外面的姑娘也爱着。这叫：外面彩旗飘飘，家里红旗不倒。第二，女人嘴巴比较厉害，口齿流利而且滔滔不绝，女人跟男人辩论的时候，男人理短就少讲话，不讲话，或者溜了。女人偏偏当场要男人认输，男人忍无可忍，最后就用拳头来对话。这在我们中国叫作“报以老拳”。（笑声）女人为什么老揪着男人不放，就因为她爱他，如果不爱了，爱的反面不是恨，而是冷漠，你去跟别人好了——正好，我本来就不爱你了。当然，感情不好的人更不好交流了，本来我就讨厌你，本来我对你就有成见。拜伦有诗云：
爱我的，我报之叹息，
恨我的，我报之以微笑。
互相敌对的人，明明你对我笑，而我觉得是冷笑，皮笑肉不笑。不但语义不确定，就是表情的含义也不确定。这就是人与人不能沟通的一个极端了。
从哲学上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机器，不是一种载满数据的芯片，而是一个主体。什么叫主体？说通俗一点，虽然都是人，但此人就不同于彼人。因为不同，他才是人。有一句话说是，人心都是肉长的，这句话，有点片面。还有一句话，叫作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二者加起来，才全面。这一点我们必须从哲学上、从科学上弄清楚。
四、事物的存在是不以人的感觉为转移的吗
有一个传统的哲学观念说，客观的存在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跟人的感觉是无关的，你感觉到它，它也是存在，你感觉不到它，它也是存在。从当代哲学，当代科学角度看来，这个看法可能有些问题。我举一个例子：譬如说一朵花，大家说是红的，那么我说是灰的，那我就是错了？是不是？不管你看到花是红的，还是非红的，花永远是红的，这是真理，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句话对不对呢，也可能对，也可能经不起推敲，一朵花大家看来是红的，但色盲看起来是灰的，色盲是一种毛病。他看不出花是红的，花还是红的。红是客观存在，与人的主观感觉是无关的。让我们扩大一点思路。如果把这朵红花拿给狗来看呢？据我的科学知识，狗是没有红的感觉，它看到的所有事物都是灰的！从我这里看下去，我看到你们是红男绿女，如果是狗在这儿，你们就都是灰男灰女，如果给蜜蜂来看呢？你们每个人不是一个头，而是六个头，因为蜜蜂是复眼。这就产生一个问题，人看这朵花是红的，狗看花是灰的，人看你们是一个头，蜜蜂看你们是六个头，究竟是谁对呢？对与不对，有没有标准呢？如果没有标准，花究竟是灰的，是红的，你们有一个头，六个头都是对的。这总有点不像话吧？如果有标准，那以谁的感觉为标准呢？一种是，以人为标准，花是红的，你们只有一个脑袋；一种是，以狗和蜜蜂为标准，花是灰的，你们是六头怪物。（大笑声）以狗和蜜蜂为标准？我们能够忍受吗？当然，不能。那以谁为标准？以人为标准这就是不能以动物的视觉为标准。但是，这就推翻了我们的预设：花是红的，人只有一个脑袋，是和人的感觉，人的意志没有关系的。这个道理，就是从物理学上讲，也是一样。花发出的是电磁波，它本身是没有颜色的，只有与人的视网膜发生作用传导到大脑，才产生了红的感觉、因而，花是红的，人只有一个脑袋，这样的认知，是跟人的生理特点联系在一起的。没有绝对的客观的、和人没有关系的、中立的事实。
所以我们不能迷信摆事实讲道理，事实一讲出来就带上你个人的主观色彩了，就带上你的立场、你的价值、你的利益、你的感情了。正是因为这样才有了“情人眼里出西施”，“月是故乡明”，“瘌痢头的儿子自己的好”。情人眼里为什么出西施呢？因为有感情，没有感情呢，仇人眼里，就可能是妖精呀，骚包呀！（笑声）月是故乡明，那你故乡的月亮就那么明亮，那我的故乡，就不明了？世界上究竟有几个月亮？这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很好解释，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对象，而且是我的本体或本质的对象化，或者用皮亚杰的话说，是我主体图式的同化。
我曾经在四川外国语学院接受过半年的英语口语培训，当时一个美国人给我们讲课他说：“任何一种语词所能够传达的实际上不是对象本身，因为它是声音，用声音传达对象是非常困难。”他举了一个例子：他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单词，barn（谷仓），他问底下的学生，你们想到了什么颜色？所有的中国的学生都想到了黄色，因为我们的茅草屋、黄泥墙、谷子都是土黄色、那个老师看到我年纪比较大，他就问我：“你还想到什么颜色？”我说：“还想到红色。”所有的中国学生都大吃一惊。我说：“我看过一本带彩色插图的牛津字典，美国和英国的谷仓都漆着红色的墙。”为什么大多数中国学生只想到黄色，因为他们的经验只有黄色。语言传达的、唤醒的，就是你的经验，而不是事物本身由于人的文化背景的不同、价值观念不同，经验不同，同样的词语唤醒的东西往往南辕北辙，交流往往变成聋子的对话。
这说明，人性是有局限性的。对人性的这一点最为悲观的就是法国的一个大思想家德里达，他认为，人讲的一切话，都要被听者成见所同化，感觉所扭曲，为其价值所误解，人与人之间其实是不可能沟通的。就是读同一本书，也是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是，另外一个思想家伽达默尔，就说，虽然听者会用自己的观念、经验去同化，去扭曲，但总是有些相同的信息。他把这个叫作“共同视域”。这就是，一千个哈姆雷特，毕竟还是哈姆雷特，而不可能是李尔王我想，就算是狗吧，它眼中花的颜色虽然是灰的，可是形状毕竟是花呀，并不是草坪呀！蜜蜂看出来人的头是六个，可是毕竟还是头呀！像你们似的少年英俊，如花似玉，很阳光，走在街上，回头率很高的呀！（笑声）并不是地瓜呀，更不是榆木疙瘩呀！（大笑声）所以人们还是要对话，还是能沟通。我们还是要讲究雄辩、幽默、演讲的种种技巧，如果没有这一点，人都不要对话了。人与人之间就只好用互相瞪眼睛、吹胡子来交流，这就和狗差不多了，连汪汪都不会了，还赶不上鸟语优美呢。（大笑声）其实，德里达可能也有一点吓唬老百姓。他有个悖论，自相矛盾，既然人与人之间不可能听懂，不可沟通，那你德里达是人，也应该不可沟通，不能听懂，明明认定大家听不懂，你又大讲特讲，是不是有点神经呢？（笑声）你讲了这么多理论，当然是希望大家听懂。如果能听懂，就说明，你的理论被证伪了、但是，人与之间交流是可能的这一点，又被证明了。
五、理论不能检验理论的真伪
交流的日的，如亚里十多德所说的“说服”。这是最大的困难说服意味着要让对方放弃原来的观念但是，人的观念由长期经验、文化传统积淀而成的，说服常常是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往往忘记了这一点，因为我们相信事实胜于雄辩，真理越辩越明，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其实，那是空想！现实情况是，不管你是有理还是无理，不管你掌握多少事实，都是寸步难行。不存在一种中立的、不带主观倾向的事实，事实经过你的叙述以后就带上你的感情你的价值观念、你的偏见——每个人都有偏见，包括我在内，包括我讲偏见的时候，就有偏见——这正是交流叫人要命，叫人操心之处但是，我们却把它看得太轻松了。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做同学的思想工作，谈话谈十分钟或者是一个小时，就说做通了，可以说这是胡扯，问一下在场的哥们儿、姐们儿，你十几年形成的观念，班主任你真厉害啰，十几分钟二十分钟就让人家改变了？你上当了，班主任，他骗你，照顾你的面子，慑于你的淫威！（大笑，掌声热烈）
现在我们都提倡思想开放，为什么要提倡？就是因为，人，自发地说，不开放，说得比较口语一点，就是有点顽固，认死理，不管你如何巧舌如簧，不管你理论水平多高，多么雄辩，往往都不能奏效。因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不是理论，理论都是有漏洞的，是不能证明理论是否正确的，检验真理，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实践。但是，实践有个缺点，时间太长，凡事都等待实践，那代价就太大了。
伟大的思想家庄子对这一点看法是悲观的，他说，两个人辩论，不可能达到一致，请人来做裁判也没有用。裁判有三种可能：第一种是他本来同意你的意见，辩论不辩论，他反正都站在你一边；第二种，他同意我的意见，不管怎么辩论，他还是同意我的意见；第三种可能，既不同意你的意见，又不同意我的意见，并不因辩论就改变他反对我们双方的立场。虽然，他这个观点有点儿绝对，但在说明人的观念不能通过辩论就能改变这一点上，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所以，在交流的时候，第一技巧就是不迷信辩论，回避辩论。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发动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辩论，不久以后他讲了一句话，只有三个字，“不争论”。他知道争论的局限性。“要不要改革开放？姓资还是姓社？”辩论下去，耗费时间是无穷尽的。有时不是真理愈辩愈明，在一个时期内，恰恰是越辩越糊涂，等你把“左派”说服，时间也就浪费了。不争论，怎么办？实践，摸着石头过河，实践证明对了，做下去，不对，就改。这个原则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哲学上具有普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