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方也马上扬起一块红绸布，喊：“我们军团长特派我们前来迎接你们！”
杨成武率先迎了上去。
对方到了眼前，急忙翻身下马，开口便问：“毛主席在哪里？老刘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叫我们速速交给毛主席。”
杨成武派人领他们速见林、聂和毛泽东。
毛泽东接见了这几位代表，然后走到一些正在休息的队伍里，欣喜地告诉大家：“陕北红军的代表来迎接我们了！我们就要进入陕北苏区了！”
到了吴起镇，毛泽东立即致电彭德怀，告之第一纵队已进抵吴起镇，要求第二、第三纵队明日向吴起镇靠近，并指出：“吴起镇已是苏区边境，此地以东即有红色政权。”并要彭德怀速来吴起镇商讨行动方针，第二、第三纵队交叶剑英、邓发指挥。
就在10月21日击溃马家军骑兵后的下午，毛泽东在吴起镇接见了中共陕北地方领导人龚逢春等同志，听他们汇报了陕北目前正在开展大“肃反”，逮捕了许多党内、军内领导同志的情况——其中就有陕北红军领袖刘志丹。这一情况在前日徐海东派代表给毛泽东和党中央送来的信中也谈到了，敦请中央电函或速派人前去干预西北保卫局，迟了将有不少同志人头落地。
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紧急商议，立刻指示西北保卫局：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同时决定派王首道任西北保卫局局长，接管被戴季英控制的西北保卫局，并偕刘向三、贾拓夫带电台和一连行动迅速的战士，以最快的速度赶往瓦窑堡。他们的任务是：救出刘志丹及其他同志，把事态控制下来。
临行前，毛泽东对王首道一行说：“你们告诉戴季英，不要再犯张国焘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杀头不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对革命的犯罪！”
王首道当即率队出发了。
就在毛泽东率领陕甘支队到达吴起镇时，陕北根据地党内发生了一件令人惊骇的事情：红十五军团副军团长刘志丹被中共陕甘晋省委下令逮捕了！
那天，刘志丹突然接到一个通知，要他去瓦窑堡开会。当时他正骑着马去军团指挥部，走到半路上，迎而碰到一个骑兵通讯员。通讯员看见副军团长，立刻下马敬礼，把一封急信递给他。
刘志丹接过信打开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原来是保卫局下的一道逮捕他及十五军团部分干部的命令！
事情这样突然，又这样莫名其妙。他把信重新封好，告诉通讯员说：“把这信送给徐军团长，就说我去瓦窑堡了。”
到了瓦窑堡保卫局，刘志丹把左轮手枪朝桌上一放，坦荡地对戴季英说：“戴局长，你没想到我会跑来这么快吧！就请你们把逮捕我的罪证拿出来。”
但是，不容他分说，便失去了自由。他被强行戴上脚镣手铐。接着，他的妻子和5岁的女儿也被抓了起来。甚至连他的马也关了起来，以免人们认出它而引起议论。
为了不让人知道抓起了谁，在押解刘志丹等人过街时，他们的头上都套了一个布罩。
军团长徐海东看了那封逮捕信，就去找戴季英要人，并申辩说：“刘志丹是创建陕北根据地的英雄，而不是什么反革命，你们快把他放出来！”
戴季英等人把刘志丹的罪行罗列了一大堆，而且给徐海东也扣上了一顶“包庇反革命”的帽子。
保卫局继续抓人。习仲勋、马明方、张秀山、刘景范、马文瑞等陕甘边区党、政、军领导干部先后被逮捕，投入了监狱。
徐海东深深感到，陕北苏区正面临着一场来自内部大清洗的政治危机，而这场危机的种子在鄂豫皖时就埋下了……
1932年10月，张国焘率四方面军主力西征后，留下徐海东的二十五军在大别山坚持斗争。周恩来派红二十二师师长程子华前往鄂豫皖同徐海东一起领导二十五军。周恩来告诉程子华，如果二十五军在当地坚持有困难，也不妨进行战略转移。
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一路拼杀，转战到了陕南。他们的艰难历程不啻为人类求生的又一史诗。1935年夏，他们从国民党的报纸上获悉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会合后正向甘陕进军，并得知刘志丹的红二十六军和高岗领导的号称红二十七军的游击队在陕北活动，徐、程便率二十五军向北部行动，于9月18日在一个叫永平镇的地方与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共有七八千人。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程子华任政委，高岗任政治部主任。看来一切都很顺利。这支刚刚联合的部队在甘泉与张学良的一个师交锋，就打了一个大胜仗。
然而，张国焘在红二十五军肃反时遗留下来的问题又被热衷于搞肃反的人提出来。戴季英质问徐海东，为什么不把随部队押带的“反革命”、“第三党”杀掉？并指控十五军团政治部副主任郭述申是“皖西第三党领袖”。徐海东听了，一拳砸翻桌子上的茶碗，怒斥道：“要说郭述申是第三党，那大家都是‘老三’！现在敌人天天来追剿，你们还‘老三’、‘老四’的，抓这个，捕那个，敌人上来了，都他妈的当俘虏！”
徐海东连吵带嚷，把这件事给压下去了。
但是，一场肃反风暴正在酝酿。
戴季英、聂洪钧等几位流落到陕北的中共陕甘晋省委委员，他们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刘志丹这位闻名陕北的“罗宾汉”，试图把他赶下台。他们声称，刘志丹与国民党有秘密接触，伺机拉红军投靠国民党（实际是，刘志丹同打进国民党内部的一些共产党秘密党员保持着联系）。
逮捕刘志丹的证据是：在红十五军团成立之初，二十五军曾俘虏了一名国民党军官，名叫张汉民，张说自己是地下党员，并说刘志丹可以证明。他们不加理会，当即把张汉民处决。事后，陕北党里的“布尔什维克”们批评刘志丹，并设法说服二十五军，让他们相信刘志丹实际是国民党的地下人员，因为刘志丹出身地主家庭，代表的是地主阶级的利益，他领导的二十六军已经被敌人渗透。在这种诬陷的背后，其中就有不少是高岗给刘志丹上的“赖药”。——1931年刘志丹在陕北拉起了一支上千人的队伍（红二十六军的前身），取名叫西北反帝同盟军陕甘游击队。可是，就在那一年，派到队伍里来的政委兼省委书记的杜衡指责刘志丹不与国民党打大仗，把刘志丹靠边站了。结果杜衡和王明路线的追随者把陕甘游击队引向了惨败，只有刘志丹和少数人逃了出来。杜衡被国民党俘虏，成了叛徒。1932年，刘志丹东山再起，人们纷纷前来投奔，他很快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另一位游击队司令高岗带几百人也加入了他的队伍。高岗担任二十六军政委，他能力很强，但他有乱搞女人的坏名声，刘志丹对此当然不能容忍。对高岗行为放荡不羁的问题，刘志丹曾向他提出警告：如果再犯，定要处决。对此，高岗怀恨在心，寻机要把刘志丹搞倒。
就在这个危急的时刻，徐海东得到确切消息：党中央和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已经抵达吴起镇。他派了一支小分队带着他写给中央和毛泽东的信去吴起镇，后又派程子华和郭洪涛代表陕北红军和陕甘晋省委前往吴起镇方向迎接。——他们走到安塞县的下寺湾（后属甘泉县），正好遇到王首道和贾拓夫带着一个连和电台来瓦窑堡。
程子华、郭洪涛通过王首道带的电台，向中央汇报了红十五军团及陕北苏区的情况。
王首道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迅速赶到瓦窑堡，代表中央审阅了戴季英提供的案卷，同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大量事实证明：“刘志丹同志绝不是什么‘右派’、‘反革命’，而是献身于追求真理和人民的解放，对革命事业忠实不移的伟大战士。”“他对人民的热爱超过他对任何空头理论和政治说教的感情。”“对他罗织的‘罪状’，一条也不能成立。”很快，中央组成了在博古指导下的审查错误肃反的五人常务委员会，成员有董必武、王首道、张云逸、李维汉、郭洪涛。11月底，中央组织部召开平反大会，张闻天、博古、***出席会议。会上，宣读了《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决定指出：陕甘晋省委个别领导人，“认为右派在边区和红二十六军中有很大的基础，夸大反革命的力量，在反革命面前表示恐慌，因此在肃反斗争中犯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和‘疯狂病’的错误。”省保卫局应立即改组。彻底纠正肃反工作中的错误。会上，王首道代表五人常务委员会宣布：刘志丹等同志是无罪的，党中央决定立即释放，并且分配工作。并宣布了中央对戴季英、聂洪钧等人的处分决定。
毛泽东听取了王首道的汇报后，指出：过去在四方面军里，有人是专靠整人起家的。他们（指陕甘晋省委）的这个肃反事件是完全错误的，逮捕刘志丹完全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的狂热病。这是在封闭的阴谋政治圈里歇斯底里大发作的又一例。
周恩来赶到了瓦窑堡，他亲自将刘志丹、习仲勋等党、政、军领导干部100多人迎出牢狱。
刘志丹说：“要不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在关键时刻赶到，并亲自派人来营救，我刘志丹和其他被捕的同志当时就厄运难逃，人头落地了！……”
周恩来严厉地指责戴季英说：“像刘志丹这样的‘反革命’越多越好，像你这样的‘真革命’倒是一个没有才好！”
1935年10月27日，党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告之红一、三军团经过40余天的行军作战，现已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沿途击溃国民党6个师另2个团，目前正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动员根据地广大民众，配合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二十七军行动。北上的形势，比原来预想的还要好。
——不难想象，在发这封电报时，毛泽东和他率领的6000壮士都怀有一种大劫还生的豪壮之威。毛泽东在吴起镇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指出：我们的队伍虽小，但它是将来发展的基础。目前如能与红十五军团配合作战，先将敌五十七军董英斌的两个师消灭，再对敌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敌三十八军孙蔚如部的由南城开渭水的一路继续给以打击，能打两个胜仗，即可打破敌人的“围剿”，我们就能在陕北广大地区站稳脚跟。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预言。
不久，毛泽东的这个预言便实现了。
然而，就在10月30日拂晓，毛泽东与彭德怀率陕甘支队离开吴起镇即将与红十五军团会合之时，林彪和聂荣臻将一个不幸的消息报告了毛泽东：战功卓著的原红四团团长王开湘自杀了！
“砰——”一声沉闷的枪响打破了拂晓前的寂静。
枪声是从卫生队那间简陋的土窑洞里传出来的。
“是谁的枪走火了？”杨成武猛地从土炕上支起半个身子，惊愕地问执勤的战士。但没等那战士回答，他突然意识到什么，不禁打了个冷颤，挣扎着下了炕，由战士搀扶着趔趔趄趄地向隔壁的窑洞奔去。
王开湘安详地躺在土炕上，仿佛睡得正香。土白布的枕头正渗漫着殷红的血。他那只擦得闪闪发亮的手枪在他手中紧紧地攥着。他脑袋右侧的太阳穴处嵌了一个小铜钱般的洞眼。
“开湘啊开湘，你……你不该这样……”杨成武扑在老战友老搭档的身上，嚎啕恸哭。
部队到达吴起镇时，王开湘和杨成武都患起伤寒病倒了。王开湘的病情比杨成武更严重，加之他在攻占腊子口时，腰骨被摔伤，导致胸腔和肺部感染，一直高烧不退，神志昏迷。
林彪和聂荣臻向医生下了死命令：无论如何，要把这两位忠勇的干将从死神手里夺回来！他们是一军团的骄傲！
医生说：王团长的病已经恶化，如果没有磺胺类消炎抗菌药品，要保住他的生命是不可想象的，可眼下这些药品一点也没有。
林彪和聂荣臻安慰王开湘，相信并鼓励他一定能挺得住，等到了陕北一切就会好起来的。
王开湘一次次昏迷过去，又一次次从昏迷中醒来，他感到自己的记忆十分清晰，他记得夺取腊子口时，天下着濛濛细雨，山路像抹了油似的滑。他从一仞斜崖上滑落下来的瞬间，竟然没有粉身碎骨！——这是他那紧裹在身上的蓑衣所创造的奇迹。这也是人们常说的运气好。他惊奇地发现，处在绝境中的人的生命力特别顽强！就像长在路边的马莲萆，经过人踩车轧牲口啃，它反而极其倔强而旺盛地生长起来！但他的躯体与石壁猛烈磨擦冲撞的疼痛，似乎在袭击了敌人的碉堡群之后才强烈地袭遍了他的全身。
他知道自己伤的不轻，每试图扭动一下身子，腰脊骨和胸部的剧痛使他阵阵昏眩。但他隐瞒着，他警告自己这个时候无论如何不能倒下，他还要和杨成武率突击团去为部队杀开血路……
王开湘没有什么幻想，他很清楚自己的生命所面临的严酷现实。他生性刚烈秉直，不愿以疾病之躯去拖累战友。他病倒之后一直就这么想。他有两件心爱的东西：一支手枪和一块金制怀表。每天晚上他都挣扎着坐起来，从枪套里抽出那块油鹿皮，仔仔细细地擦枪，直擦到闪闪发亮才罢手，然后掏出怀表上满发条——从长征以来，他每天一直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