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不干就没出路，不干命运更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要想摆脱贫困，走向世界，要想开拓宇宙，造福人类，就得付出血的代价！
他们比谁都清楚，在世界航天领域里，中国目前只能屈居“老三”，日本的H2大型火箭正火速研制，呼之欲出，印度也安排了研制大型运载火箭的计划。如果中国的“长二捆”不能尽快搞出来，那中国就会落在日本甚至印度的屁股后面，中国在世界的航天地位一下子便会从“老三”跌为“老四”甚至“老五”！
作为中国的火箭专家，他们无法忘记20年前那耻辱的一页：1970年，日本抢先于中国一个多月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现在，日本又在暗中紧迫，试图抢先于中国推出大型运载火箭。
为此，专家们说：“只要我们还活着，就绝不让日本抢在中国的前面！”
为此，专家们强烈呼吁，只要让搞“长二捆”，贷款再多也干！
欠下的债要是我们这一辈还不清，就让我们下一代接着还！
有的专家和老工人还说：“每月的奖金就不要再发了，都拿去搞‘长二捆’吧！”
于是，航天部大胆决定：立即从银行贷款！
于是，中国人民银行、工商银行在国家资金相当紧缺的情况下，四处奔波，八方联系，好不容易筹措了数亿人民币的贷款。
于是，航空航天部副部长刘纪原临危请缨，出任研制“长二捆”火箭的主帅。
于是，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作为总承包商，承揽了研制任务。
然而，等这些基本条件具备时，离合同规定的第一次试验发射时间，只剩下18个月了！
中国过去研制一枚新型号的火箭，一般是5年至6年。现在研制“长二捆”大型运载火箭，却只有18个月时间。而且，退路已经堵死，没有一点余地。
因为倘若这18个月造不出火箭，或者火箭造出来又不行，那中国的形象，民族的尊严，以及中国的火箭和中国火箭专家的信誉都将受到严重损害；好不容易才刚刚打开的发射外星的大门，就有可能因此而关闭；巨大的经济赔款以及来自国内外的各种压力，就会使中国的航天事业陷入被动而尴尬的境地。而且，中国的两代航天人奋斗了30年才获得的这个优势和机会，也将因此而前功尽弃。用火箭专家们概括的两句话说，就是：“丢不起脸！赔不起款！”
只有破釜沉舟，背水一战，除此别无选择。
从1989年1月起，研制“长二捆”这一庞大的系统工程在全国迅速展开，几乎半个中国都在为“长二捆”兴师动众。它涉及国家外交、电子、铁路、民航、海关、公安、物资、电子、能源、冶金等20个部委和总公司，联系着国内26个省74个市的300多家企事业单位。最紧迫、最繁忙、最艰难、最沉重的，当然是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就在国务院批准研制方案当月的一个上午，在研究院可容纳1000多人的礼堂里，全院紧急动员大会隆重召开。王永志院长在会上发出誓言：
“研制‘长二捆’火箭的决心，我们已经下定了！这是一场硬仗，是我院天字第一号任务，我们无论如何也要完成它！”
话音刚落，全场掌声雷动。
接着，一夜间便拉开了序幕！
但挡在他们面前的，有五个难关：第一是理论关；第二是设计关；第三是生产关；第四是试验关；第五是发射关。
显然，要闯过这五关，对中国的火箭专家和技术人员来说，除了智慧，还得靠苦力。
研制计划总算安排出来了。可当这计划刚一公布时，无论是研究所的所长，还是工厂的厂长，或者是车间的老师傅，全都大惊失色地使劲摇头：
“这是不讲理的计划！”
计划的确很不讲理：过去设计一枚火箭至少一年半到两年，现在只给3个月；过去生产一枚火箭至少两年半到三年，现在只给14个月！行就行，不行也要行！
捆绑式火箭对设计师们来说，难点在“捆绑”二字上。要在一枚大型火箭上再捆上4个助推小火箭，这种结构他们只在国外的一些画报上见过。到底该怎么弄？还得靠自己琢磨。
一天晚上，主任设计师李福昌等家里入睡觉后，在一张刚刚搁放过稀饭、馒头、咸菜和花生米的饭桌上，用铁丝和报纸做开了捆绑火箭的小模型。他一边扎着铁丝，一边糊着报纸，一边想着问题：如果传力不可靠，火箭在空中失稳怎么办？四个捆绑小火箭万一有一个出现故障，火箭在空中栽倒又怎么办？
后来，捆绑技术的方案终于解决了，但火箭结构动力学耦合分析又遇到了麻烦。这麻烦倒不是因为中国人笨，而是设计部门没有大型计算机。
说来难以令人置信，类似这种高科技、高精度的火箭导弹的设计生产，研究院里许多仪器设备都是五六十年代的产品，甚至个别的还有40年代的产品！
没有办法，只有请美国同行帮忙。美方爽快答应，但按西方人的规矩，需付费30万一260万美元；或者对中方人员进行一下培训，只教给计算方法，这样可为中方节省一笔费用——只付30万-60万美元！
王德臣总师听后一边表示感谢，一边婉言谢绝：“让我们自己先试式看吧！”而心里却直犯嘀咕：我现在还欠着一屁股账呢，哪有钱给你！
后来计算结果还是有了，是研究员朱礼文和高级工程师鲁昌签等人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靠小容量的IBM个人微型计算机捣鼓出来的。
由于这种小计算机无法进行大规模数据计算，他们便只好自己编了1万多条程序，先将整体切割成若干小部分，再进行推导、归纳、综合。整整用了五个月时间，仅演算过的稿纸，堆起来就有一米五高。
过程当然很艰苦，但计算结果连小数点后面的尾数也同美国的大型计算机结果相同。算是安慰。
此外，火箭上某个部件，精度要求极高，按中国现有的设备仪器条件，无法达到要求。只有一位叫徐青松的老师傅怀揣绝技，能拿下这个绝话。可徐青松身患膀胱癌，刚刚做完手术。
徐师傅还是知道了。他打起精神下了病床，拖着虚弱的身子默默来到车间。于是人们看见，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徐师傅总是佝偻着腰身站在工作台前，一边不时取下别在腰间的毛巾擦着头上的汗水，一边挥动着手中的榔头一下一下地敲打着加工的部件……
18个月里，中国火箭研究院成功地采用新技术21项，突破技术难题20个，新工艺难题126项；完成设计图纸24套、44万张；完成近84项、数十万个零组部件的加工生产和总装，包括5000套特殊工装的设计和生产；完成地面试验近300项。
时间如此之短，效率如此之高，这在中国火箭技术研究院30多年的历史上，从无先例。在世界航天史上，也算奇迹。
要把“长二捆”火箭发射上天，得有发射场。但当时的中国，没有可以发射“长二捆”这种大型火箭的发射场。于是，在研制“长二捆”火箭的同时，兴建大型发射场的工程也开始在西昌破土动工。
兴建这样一座规模如此之大的现代化发射场，除了设计上的难点之外，遇到的最大问题同样是：经费少，时间紧。
建这样同等规模的发射场，美国用了1.1亿美元，法国用了2.5亿美元，而中国的费用却只有1.4亿元人民币。也就是说，中国的经费要少于美国的4倍、法国的9倍。
钱少，办事当然就难。但有什么办法，国家实在拿不出更多的钱。
再一个问题就是时间。如此同等规模的发射场，美国用了19个月，法国用了29个月，而中国只剩下14个月！如果14个月里发射场不能如期竣工，势必拖延发射，从而导致罚款。
担任发射设计的，是北京特种工程设计研究所。到底采用一座什么样的发射塔，设计师们搞了八九个方案。50多人的设计班子，在武汉熬了40个昼夜，连春节也顾不上过，才总算完成了5000多张设计图纸。
担任建造发射场的，是124团、科工委安装大队和西昌卫星中心工程营、汽车营等单位。同时还动用了西昌五个县的上千民工。
新的发射场地乱石成堆，一片荒丘。破土开工时，正值冬季，寒风刺骨，大雪纷飞，数千名施工者个个冻得瑟瑟发抖。
由于没有现代化的机械设备，发射场坪的基础工作就只有靠推土机、拖拉机、大卡车、牛拉车、毛驴车和竹筐、背篓、铁锹、铁镐、钢钎以及大量的人力去完成。
火箭底部喷火时，需有一个导流槽。这个导流槽深30米，长70米，由于地底下全是石头，推土机拱到四五米深，就再也无能为力了。剩下的只得靠人力：用两手抱，用背篓背。
西昌4月是雨季，为了赶在雨季到来前竣工，工地灯火辉煌，昼夜苦干。短短几个月里，共挖掘、回填土石方近15万立方米，浇铸钢筋混凝土25000立方米，砌各种毛石工程4万立方米，完成施工面积17200平方米。
负责兴建这个发射场的副指挥长、原西昌卫星中心主任曲从治，本是个相当壮实的汉子，可到后来身体也只有靠苦苦支撑了。为了能保证他支撑下去，老伴辞去工作，专门从北京赶到西昌，想给老头子洗上几件衣服，做上几顿饭。行前，老伴知道他胃不好，只能吃面条之类的软食，便什么也没带，只把儿子从日本专门为他买回的压面机背到了西昌。可老头子不分白天晚上，全泡在了工地，有时十来天也不见人影。结果，那专门从日本背到北京、再从北京背到西昌的压面机，成了老伴的“陪伴”。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国防科工委特种工程技术安装大队。这名字虽然陌生，但或许你听过这样一个故事——
1964年中国的原子弹在进行吊装的最后时刻，滑轮上的钢丝绳突然脱槽，原子弹被夹住。值此万分危急之际，负责吊装的王焕荣当机立断，抬腿一脚，狠踢过去。只听“哧哧”一声，钢丝绳竞又神奇般回了原位。原子弹安然徐徐吊起，一场灾难得以幸免。
这个神话般的故事，便诞生于安装大队。
1962年，经周恩来同意，中央军委批准，从工程兵部队和北京、天津、上海、武汉等各大城市六级以上工人中挑兵选将，组成了这支中国人民解放军惟一的特种工程技术安装大队。近三十年来，无论是人民大会堂那庄严的国徽，军事博物馆那巨大的石星，还是酒泉、太原发射中心那高高的发射塔，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都留有他们创造的业绩。
在兴建发射场的420个日日夜夜里，为了拼命抢时间，为了贫穷的祖国不被罚款，他们每天工作都在12个小时以上，从没休息过一个星期天，写下了令人惊叹的一页页——
在只有45天的时间里，在只有57人的情况下，他们将91000多米的钢管搬运就位，将7万多个扣件一个一个地扣套在钢管上，将18万套螺栓用扳手一下一下地拧紧在发射塔上。干完的结果是：57人平均体重下降1.5公斤。
在只有9天的时间里（这9天中有7天还是雨天），他们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以上，用自己的双手一根一根地绑扎了600吨钢筋，在发射塔上留下了180万个结点。
在只有7天时间里，他们用一副副戴着中尉、上尉、少校，甚至是中校肩章的肩膀，将一袋又一袋的水泥扛起又放下，放下又扛起，从火车站到20公里之外的发射塔，共装卸水泥4700吨，创造了每天每人装卸水泥12吨的最高纪录。
汽车连的汽车兵，靠着4个轱辘，在一年时间里，跑出了这样一组数目：钢材5000吨，木材1900方，水泥44000吨，石子36400方，砂石34000方，机砖120万块，共计行程153万公里。
支撑活动塔的一对抬车梁是最笨重的庞然大物：长29米，宽2.7米，高3.3米，重120吨。要把这家伙从车上卸到月台上，再运到400米处的安装位置，然后再翻一个身，需要150吨以上的吊车和200吨以上的拖车。但租用别人的拖车和吊车，需要租金40万元。拿不出这笔钱，他们只好土法上马。当1500根枕木在官兵的肩上反复滚动并磨出血茧后，总算完成了任务。
当导流槽挖到了22米深时，坑底积满了70多厘米厚的烂泥浆，使浇铸混凝土无法进行。这种泥浆水泵抽不动，机械工具也无能为力。最后，官兵们只好挽起裤腿，用脸盆一盆一盆地往外端。整整五天五夜，他们用脸盆从20多米深的槽底端出烂泥浆1000多立方米！
在国内赶造火箭、抢建发射场的同时，中国的对外工作，也在紧紧张张的气氛中默默进行。商场如战场。这句话对竞争激烈的国际航天发射市场来说，同样十分恰当。
随着各国航天技术的兴起与发展，国际卫星发射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中国还在签订合同之前，“长二捆”火箭的研制计划刚向世界透露时，就受到了来自国际上一些火箭商务公司的挤压和排斥。
美国的马丁.玛丽埃塔公司、通用动力公司和麦道公司号称美国“三大巨头”，其“大力神”火箭、“宇宙神”火箭和“德尔塔”火箭，实力雄厚，引人注目，大有一手包揽天下的气概。对一心想挤进国际发射市场的中国来说，自然是深怀戒备。
苏联和日本虽然尚未跨进国际市场的大门，但各自都在暗中加紧准备，寻找时机，向国际卫星市场挺进的脚步声已引起了西方的关注与不安。以至于“阿里安”公司的总裁海登不无感慨地说：“苏联进入国际卫星商业发射市场，只是个时间问题！”
最具竞争分量的，要算以法国为首的欧洲的欧联合企业“阿里安”航天公司。该公司为了想长期垄断国际发射市场，因而对任何一个国家的新型火箭的出现，都相当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