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澳星”失败后的王德臣，的确沉默了，话也少多了。而且，一个多年养成的习惯，竞也在百般紧张的工作中稀里糊涂就改变了——
王德臣没什么业余爱好，兴奋点几乎全都被火箭这位“恋人”勾去了。这位黑土地上长大的东北汉子，年轻时最大的业余爱好就是体育。打球、溜冰、赛跑，样样都行。还在齐齐哈尔念高中时，他听说“美国佬”在朝鲜战场凭着先进的飞机，控制了整个制空权，因而耀武扬威，不可一世，他就立志要报考航空学院，将来为自己的祖国设计飞机。于是，为了练就一副强壮的体魄，他顶着严寒，每日冬晨，坚持在雪地里长跑。高中毕业后，他如愿以偿，考上了清华大学航空系（后改为北京航空学院）。
进大学后，他的业余爱好还是体育。他是足球队的队长，跌跌撞撞，拼拼杀杀，输输赢赢，挫折与失败，伤痛与苦难，不仅锻炼了他的体魄，更强健了他的心智。
但，随着年华的流逝，随着生命的削减，随着繁忙的工作愈加繁忙，随着沉重的日子愈加沉重，当中国的火箭一天天强壮起来时，他的身体却一天天衰弱下去了。他的秘书曾专门查过他的病历：1957年至1990年33年中，他只因1958年拉肚子住过一次医院。这一方面说明他过去的身体的确很棒，另一方面说明他的确没时间住院。
但近几年来，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尤其是在1990年“长二捆”火箭首次试验发射时，他因燃料中毒住进了医院，之后身体便急转直下，本来无论是航天部还是研究院的领导，都让他自选地方，去疗养疗养。可疗养的地方有的是，他就是没有时间。至于体育活动，他早就顾不上参加也无力参加了。
但他对体育的兴趣依然不减。只要有重大体育比赛，尤其是足球，他每场必看（只要工作离得开）。秘书说，要是一有比赛，王总总是提前告诉别人：注意看啊，今晚有比赛！
比赛开始时，他便一人独自坐在电视机前，看得如痴如醉，津津有味。有时，等他看完一场比赛，已到夜半，可正处于高度兴奋中的他，也顾不上别人是在睡觉还是没有睡觉，便会从自己的房间跑出去，敲开别人的房间，告诉别人比赛结果。然后再对这场比赛评头论足，大侃一通，直到侃兴已尽，方才回屋睡觉。
但足球比赛毕竟有限，不能保证每天都能一饱眼福。再说他长年奔波在外，电视机又不能随身背在背上。于是，不知从何年何月何日起，他又有了一个业余爱好：喜看武侠小说。
王德臣爱看武侠小说，远近有名。无论是金庸的《鹿鼎记》，还是古龙的《绝代双娇》，他都爱不释手。出门时，他的工作包里，总要塞进一两本武侠小说。坐火车、乘飞机、住旅馆，途中总免不了要看上几章。平时工作之余，只要一有空闲，他也会抓紧捧读。午休和晚睡前，翻上几页才睡觉，更是成了他多年的习惯。甚至连蹲厕所，他也照看不误。
要是出差在外，晚饭后，他不逛商场，不进舞厅，却专逛街头书摊。他在书摊上寻来找去，一旦发现有好的武侠小说，便买下来。只要书好，即便经济有限，也欣然解囊，在所不惜。而且，真本伪本，他一看便知；好坏优劣，他一目了然。若是你陪他一起逛书摊，他会告诉你，谁谁谁的书最有看头，谁谁谁的书写得精彩；什么样的版本是真本，什么样的版本是盗本；哪位作者的书唬人，哪位作者的书有劲；哪些没意思，哪些值得买。要是碰上他兴致好，还会为你吹上一段武林中的传奇故事，然后再把金庸的封笔之作——《鹿鼎记》大侃特侃一通。
等回到火箭院，他便将在外面获得的有关最新的武侠小说信息，传递给同伴，并向其他专家和师傅推荐一些好的武侠小说。他说，搞科技的人生活太单调，看看这些，不费神，又可换换脑筋。
因此，他除了继续享有他“王铁嘴”的绰号外，近些年又荣获一个新称号：武侠高手！
王德臣喜看武侠小说，缘由何在？传说有一次他回到家里，听上中学的女儿讲：“不读金、梁、古，纯属二百五！”“金”指金庸，“梁”指梁羽生，“古”指古龙。于是便去找来几本港台武侠小说随便翻翻。谁知这一翻就翻上了瘾。从此，兴趣便愈来愈浓，一发而不可收。
那么，王德臣好看武侠小说，仅是出于一种兴趣吗？
是。恐怕也不全是。
武侠小说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强烈的悲剧性！明枪暗箭、刀光剑影、杀机四伏、险象环生。它向读者展示的，是鲜血淋淋的人生！尤其是金庸的小说。写人生悲剧美的境界，可以说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而人类为了进军宇宙所从事的航天发射，其最大的特点恰恰同样是强烈的风险性和悲剧性！发射场虽不是战场，却胜似战场，同样充满了生生死死血血火火，同样潜伏着光明中的暗影和壮美下的陷阱。一点微弱的火星，可以引起燃料爆炸；一颗小小的螺钉，可以导致发射失败；一段程序的错乱，可以让火箭从空中栽落下来；一个手指头的失误，可以造成箭毁人亡，让发射场在顷刻间化为一片火海！
可见，航天发射这一事业本身，就决定了它的风险性和悲剧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它除了向人们展示辉煌壮美的一面之外，另一面所展示的，同样是鲜血淋淋的人生！它与武侠小说中所揭示的这一悲剧的同构性，或许正是王德臣好看武侠小说的真正内因。
于是，王德臣看武侠小说，除了娱乐消遣之外，他总能从中体味到一般人无法体味到的东西，那就是人类生命中最深层的悲剧意味！
他在发射场、研究院、试验室风风雨雨几十年，硝烟与烈火，燃料与毒气，挫折与失败，曲折与艰难，使他对人类与自然都有了更深层的感悟。于是，他一旦读起武侠小说来，当他潜意识中的悲剧意识与小说中的某一点相碰并沟通时，竟能读出泪来！
但，“澳星”失败后，他竞中断了武侠小说的阅读。
失败的阴影笼罩着他一颗沉痛的灵魂。
瞬间的偶然改变了他多年养成的习惯。
或许，他的确没时间；或许，他怕武侠小说中的某个情节触动他某根敏感的神经；或许，他不愿让小说中那血淋淋的故事再从他脑海中勾引出世界航天史上那血溅天疆的一幕幕。
总之，武侠小说是无法再看了。
从发射场回到北京的王德臣，很快在一个上午走进了航天部副部长刘纪原的办公室。他屁股还未落座，便冷不丁甩出话来：
“刘副部长，罚吧！我全认了！”
刘纪原副部长莫名其妙：
“罚什么？”
原来，王德臣听秘书讲，航天部曾在“澳星”发射前有过规定，如果“澳星”发射成功，奖励火箭总师人民币1000元；要是发射失败，扣罚三个月工资外加半年奖金！为此，他今天便主动找上门来。
王德臣见刘副部长没明白自己的话意，忙补充说：
“部里不是定了奖罚制度吗？既然定了，就执行。扣吧，应该的。只是老于是快离休的人（指研制总指挥于龙淮），他的就别扣了，都从我一个人的工资中扣吧。不过，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请组织分期扣款，不要把一个月工资全部扣完，不然我就该饿肚子了！”
6.小孩子和大红枣
“澳星”失败后，西昌市出现了一个反常的现象：街头巷尾，几乎见不到穿军装的军人。
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在西昌、四川乃至全国，都是颇有名气的。特别是在西昌，在军界排居老大，自然当之无愧。过去，别说逢年过节，就是在乎平常常的日子里，卫星发射基地的军人在西昌市里也是举目皆是。
而且，当卫星发射基地的军人（无论是军官还是战士）出现在西昌市里时，一般来说，都要比别的部队的军人要显得神气，自我感觉也更为良好。你有什么办法？
中国发射的近十颗同步通信卫星，都是从他们手上发射上天的。若单从发射角度讲，可以说是百发百中，次次成功。而且，更令世人不得不刮目相看的是，在1990年4月7日，他们还将美国制造的“亚洲一号”卫星，送上了36000公里高的赤道上空。
从那以后，西昌卫星发射基地更是卫星上挂喇叭——名声响遍天下了。基地的人别说出现在西昌市里，就是出现在别的场所，人们都会尊敬三分。而且，除了尊敬、信任、热情之外，还有求必应。
比如，要是有西昌卫星发射基地人坐在火车上，开始肯定不会有人理睬他的存在。但如果当有人偶然问他一句：“同志，你是哪个部队的？”而他只轻声回答一句：“俺是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的。”那么问的人就有可能掏出红塔山或者希尔顿，热情地为他送上一支，说：“兄弟，辛苦了，来抽上一支！”然后为他送上香蕉、苹果或者雪花梨，甚至还会将靠着窗户的位置让出来，让他坐在那里，自己才觉过意得去。接着，人们还会纷纷围拢过来，热情地向他问寒问暖，神秘地向他打听这打听那。于是，只一会儿工夫，他就会从“傻大兵”变为上等客。如果是一位女技术员或女战士，那局面恐怕就会更优美动人了。
又比如，要是有人没搞上卧铺票，临时钻进了卧铺车厢里，当晚上列车长要将无票人员统统赶出车厢时，如果他礼貌地对车长说上一句：“车长同志，我是西昌发射基地的，能不能照顾我在这里坐一晚上？”那么，列车长就会客气地说：“好吧，你们是打卫星的功臣，就照顾一次，下不为例。”要是他运气不错，遇上一位喜欢看发射而又不是势利眼的车长，那不但不会被赶出车厢，而且还可能被车长叫到边上，乘没人时贴着他的耳朵说：“照顾你，打卫星的兄弟，还有一张卧铺！”
因此，有不少干部和战士出远门（尤其是进西昌），当觉得需要和有某种意义时，总是喜欢自我广告一下：“我是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的！”做此广告时，一般声音都很洪亮，说得潇洒自如，理直气壮，语气中总含着一种骄傲和自豪。而且，自我感觉一般都很良好。
而外界的人们，对基地和基地的人们也的确怀着一种崇敬之情。尤其是西昌市里的有些姑娘，过去对基地的“大兵”并不感冒，但随着卫星从西昌一颗又一颗地升起，随着基地的牌子越来越响，姑娘们的眼里也就渐渐开始有了别样的光芒，而基地“大兵”们的身价也就开始“水涨船高”起来。
据说，基地一个年轻的技术员在西昌找了个姑娘，姑娘第一次把这位技术员领回家里，当姑娘的母亲一看未来的女婿是个“大兵”时，便满脸的不高兴。后来一问，小伙是发射卫星的技术员，很快便双手补上一碗热腾腾的荷包蛋。
但，“澳星”发射失败后，那感觉可就大不一样啰！
一夜之间，发射基地的人都有了一种内疚的心理，许多人都不好意思去西昌。有的人急着要进西昌办事，也都换成便衣。
而且就是穿着便衣走在西昌街上，浑身都有一种极不自在的感觉，仿佛四周总有无数双蔑视的眼睛在盯着似的。过去走在街上那种得意洋洋、飘飘然的感觉，想找也找不回来了。
因此，一连好几天，据说西昌市里很少看见穿军装的。上街买菜的军人，都像开过会似的，一律换成了便衣。整个西昌市，绝对听不到过去常常听到的那句话：“我是卫星发射基地的！”
据说有的同志连发的工作袋也不好意思拿出去用了，因为怕老百姓认出自己是基地的人。甚至有的战士还不无担忧地说：“进了西昌，要是被人认出来了，会不会挨揍哟？”
有几位探家的战士坐在火车上，当听到旅客们都在纷纷议论“澳星”失败之事时，一个个都缩紧了脖子，感到脸红发烧。当有人问及他们是哪个部队的时，有的说是西藏的，有的说是成都军区的，支支吾吾，反正就是不说是西昌发射基地的。要是过去，一听有人议论发射卫星，恐怕早就胸脯一拍：“我是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的！”
有几位正在杭州参加某个会议的干部，当在电视上看到“澳星”失败后，当晚连饭都咽不下去，而且一夜难眠。甚至第二天就守在房间里，连会议也不好意思去参加了。
特别是发射站的干部和战士们，在失败后的好几天里，不少人都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战士们最担心的问题是，下一步这颗“澳星”到底还让不让中国发射？如果美国和澳大利亚对中国失去了信任，将“澳星”另找婆家，不再让中国发射，那他们将永远失去一次重新证实自己力量的机会。就像一个运动员，第一次失败了，最担心的是怕自己失去下一次参加比赛的资格！
于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变得更为奇怪了：过去不少连队常常收到一些假电报，内容不是父亲去世，就是母亲病故。可“澳星”发射失败后，一封假电报也没有了。而且，电报明显减少。即便有的家里真的来了电报，收报人也悄悄将电报藏起，不好意思去找领导。
有一个战士，母亲病危来了加急电报，可他将电报压到枕头底下，就是不向连里请假。后来指导员知道了，问他为什么不请假回家，他吭哧了半天，才吞吞吐吐地说：“‘澳星’没打成功，我回去了，要是村里的人问起来，我、我怎么交待嘛！”
还有一些战士，由于长期住在深山沟里，远离西昌一百多里地，平时很少有机会去西昌，有的甚至好几年都没去过一次。因此，“澳星”失败后，连队领导想利用这点空隙让有的战士去西昌逛逛。可他们就是不去，说：“等把‘澳星’打上去再说吧，现在去实在不好意思！”而司令员胡世祥，面对一斤半大红枣，也感到十分为难。
大红枣是“澳星”失败后山西太原一位叫李文文的同志寄给基地的，并有这样两句附言：一颗红枣一颗心，请亲人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