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还深有感慨地说：“这次发射，用了四条人命祭天，老天总算开了恩！昨天加注，需要下点雨，就给下了点雨；今天发射，需要出太阳，就给出太阳，真是神了！”
然而，就在这时，一个消息又突然传来：发射塔上又出事了！
美方有关人员和中方的胡世祥等人匆匆赶到现场。刚刚轻松下来的发射场骤然又紧张起来。事情再简单再偶然不过了：
四个美国人在对“澳星”做最后检查的工作中，别在衣服上一个小小的工作夹一下掉了下去。这夹子到底掉在了什么地方——是在“澳星”上？还是在火箭里？四位美国人趴在发射塔上，四处找来找去，找得心急火燎，找得汗流浃背，就是不见踪影！
这时，离点火发射还有80分钟！
夹子找不出来，发射就无法进行。
本来一帆风顺的发射程序只好被迫暂时中断！
时间在一秒一秒地走着。
几百名中外贵宾已经就座于指挥大厅。全国数亿观众已经守在电视机前。西安测控中心和太平洋上“远望”号测量船已严阵以待。香港、台湾和美国洛杉矶休斯公司总部以及世界各地也正静候佳音！
但10分钟过去了，20分钟过去了，美国人那小小夹子还是没找着！
发射场上开始骚动起来。
“完了，今天又干不成了！”
“这四个美国佬也肯定完了！夹子找不着，回去非炒鱿鱼不可！”
就在这时，发射塔上传来一个声音：“夹子找到了！”
话音刚落，四位美国人随同指挥长胡世祥从发射塔上走了下来。人们看到：四位美国人那棕黄色的头发，全被汗水浸湿了！
虚惊一场的发射场，又平息下来。
发射程序再次启动。但发射时间已被耽误了整整半小时。
“各号注意15分钟准备！”
指挥大厅。中外首脑专家端坐于大厅的前排，专注地望着显示各系统状态的大型彩色屏幕，期待着这发射的最后一刻。
“1分钟准备！”
偌大的指挥大厅，顿时沉静下来。
等待。一种充满悲怆的等待，一种让人透不过气来的等待。
人人都像受着某种压迫，浑身难熬，可每个人的每一根血管，又仿佛都在激动、澎湃、燃烧。乍一望去，谁的外表都很平静，但谁的心里都在暗暗憋着一股狠劲。
7时整，火箭准时点火。起飞推力高达600吨的“长二捆”轰然一响，呼啸而起。
1秒、2秒、10秒、20秒……火箭飞行正常！
数百名在大厅里观看发射的外宾，激动得欢呼雀跃，使劲鼓掌！
但中外专家们坐在那里，个个仍沉着脸，好似无动于衷。
火箭点火起飞后，火箭自身必须成功分离，火箭和卫星也必须要成功分离，最后还要由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拿出数据，证明中国的火箭的确已将美国的卫星送到了预定的轨道，并保证了卫星正确的飞行姿态之后，中国才算成功发射。否则，这中间任何一个环节出点问题都绝对不行。而要完成这一系列工作，还需20余分钟。
“火箭起旋！”调度指挥员何宇光洪亮的声音再次响起。“星箭分离！”
大厅又爆发出一阵更为激动的掌声。
很快，西安卫星测控中心送来了星箭分离时的卫星姿态数据和卫星的初始轨道的根数。美方和澳方审阅之后，认为参数完全吻合，便当即履行了法律手续：签字。
于是，指挥长胡世祥这才正式宣布：根据测量数据表明“长二捆”火箭已将“澳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中国的这次发射，完全成功！
掌声雷动，一片欢腾。
接着，中美澳三方代表开始讲话。本来，按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脚本规定，美方和澳方代表讲话时，他们的讲话内容不用翻译讲，而是由中央电视台播音员张宏民同期播讲事先译好的中文稿。这样一是为了表达准确，二是为了控制时间。但没预料到的是，当美国休斯公司副总裁江深和澳大利亚卫星公司代表戈登.派克讲话时，由于他们太兴奋太激动，以至于讲起话来手舞足蹈，毫无节制，完全离开了原来拟好的讲话稿。结果，播音员张宏民只讲了一句，便失去了播讲的机会，完全被晾在了一边。甚至美方代表江深讲到后来，由于激动竟忘乎所以，一下扔掉手中的讲话稿，使劲挥舞着双臂，用不久前才学会的中国话向着指挥大厅高声喊道：“伙计们，太棒了！太棒了！”引得全场一片笑声和掌声。现场直播的编导们一看，只好由他去吧。结果，电视直播计划彻底被打乱了，直播时间比原定的36分钟，整整延长了11分钟。
而中方的专家们，在这成功之际，当然也很高兴。但这时的王德臣等火箭专家们，谁都没有表示出特别的惊喜与激动，他们只是与外国专家们相互握手、拥抱、致谢，让复杂的泪水默默地含在眼里，仿佛连鼓掌、欢呼的力气也早就耗尽了。
当日中午。“腾云楼”宾馆举行宴会。中美澳三方代表，高举杯盏，欢聚一堂。沉寂了几个月的“腾云楼”宾馆，又开始变得活跃起来。
酒吧厅里，几个月来第一次响起了迪斯科舞曲。麦琪小姐、余小姐等美国朋友们，放肆地跳着，唱着。他们跳得是那样的疯狂，唱得是那样的奔放！然后他们又相互抓住对方的手和后背，组成一条长龙似的队伍，沿着酒吧，随着音乐，孩子似的转来转去。
然而，在会客厅前，当有记者举着话筒，请航天部刘纪原副部长谈感想时，刘纪原却苦笑着只轻轻说了一句：
“夹着尾巴做人！”
11.星箭凌空爆炸
1992年8月17日，即第一颗“澳星”发射成功的第三天，中国火箭技术研究院又在北京南苑召开全院动员大会，拉开了发射第二颗“澳星”的序幕！
第一颗“澳星”发射成功后，国内国外，引起一阵反响。尤其对西方宇航界，可以算得上是一次不大不小的震动。美方的测量数据很快表明，中国“长二捆”火箭这次的发射精度，远地点只误差4公里，远远小于允许误差范围。休斯公司说，这颗“澳星”的发射精度，比“亚星”还要高（“亚星”误差9公里），是休斯公司的卫星在东西方历次发射中，精度最高的一次！
但是，第一颗“澳星”发射成功，中国仅完成了合同的一半；只有成功地发射了第二颗“澳星”，中国首批对外发射任务，才算圆满成功。
于是刚刚从发射场返回北京的专家和技术员们，仅仅休息了一天，便走进了车间和试验室；而几位总师，只休息了4个小时。
又经两个月的拼命苦干后，用于发射第二颗“澳星”的“长二捆”火箭正式出厂。载有“长二捆”的专列经4天4夜的奔波，于1992年10月20日安全抵达西昌发射场。
仅仅喘了一口气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全体工作人员，又迅速进入了紧张的射前准备之中。当然，来回奔波于大洋两岸的美国人也不轻松。
第一颗“澳星”发射成功后，中国人忙于赶造新的火箭和恢复发射场，而美国人却要忙于指挥控制正在天上飞速运转的“澳星”，并使之尽快与地面建立正常的联系，好让澳大利亚国内的通信早日投入使用。
当这一系列的工作结束后，美国人又迅速扑向第二颗“澳星”的准备。接着，又把第二颗“澳星”用专机小心翼翼地从洛杉矶护送到西昌。
专机降落西昌机场的时间是10月31日中午。这是美国运往中国的第三颗卫星。每次专机一到，都要迅速从专机上卸下卫星。但每次的卸机工作，都异常艰难。
“亚星”首次运到西昌时，由于美方当时的保密观念过分强烈，加之对中方操作人员技术水平的不信任，致使卸机工作陷入困境，整整折腾了一天一夜！
第一颗“澳星”运到西昌时也同样如此。本来中美双方可以联合操作，一起把“澳星”从飞机上卸下来，再安全运到卫星厂房。但由于参加“澳星”发射的休斯公司工作队是另一部分美国人组成，加之受了“亚星”工作队的部分人员的影响，仍对中方怀有某种偏见，因此在协议上明确规定：卸“澳星”的工作由美方自己全部负责，不用中方插手。
遗憾的是，美方刚动手卸第一个“澳星”包装箱，箱子便卡在了机舱的门上。尽管美国人个个都被折腾得满头大汗，但还是无法弄出来。按原计划，全部卸机工作只需4小时，专机将于当日下午3时飞离机场。可美国人光卸“澳星”的包装箱就花去了4个小时。后来，休斯公司工作队长列文斯顿一看情况不妙，赶忙找到中方的唐贤明处长，气喘吁吁地请求援助。但时间毕竟已被耽误了。等最后一个集装箱卸下飞机时，已是晚上9点。
原定下午3时起飞的飞机，只好被迫在西昌机场过夜。为了保证飞机的安全，中方还专门派出一个警卫排，由一位大校军官负责，在寒冷的风雪中守了整整一个夜晚。
而当“澳星”运到卫星厂房门口时，已是次日凌晨4点。结果，中方人员又陪同美方人员干了一天一夜！美方全体人员为此十分感动。队长列文斯顿还找到中方的唐贤明，说是为了表示谢意，要请中方人员吃饭。
休斯公司人员更没有想到的是，当他们拖着疲劳不堪的身子回到宾馆时，总服务台前的小黑板上，竟写着如下通知：
休斯昨夜辛苦，请住宿客人和工作人员不要大声喧哗，让美国朋友睡个好觉！
因此，这次的第二颗“澳星”尚未到达西昌，美方的列文斯顿便找到中方的唐贤明，商量这次的卸机方案，表示愿意同中方合作。
唐贤明爽快答应，并拍着胸脯说：“只要你们负责的那部分工作不拖延时间，我们只需4个小时就能全部卸完！”列文斯顿又惊又喜，但仍有些怀疑，坚持要与唐贤明打赌：中方若在4个小时内卸完飞机，他愿输两箱青岛啤酒；反之，唐贤明输给他两箱青岛啤酒。
结果，当第二颗“澳星”到达西昌机场时，中方果然只用了4个小时，便顺利完成了卸机任务。双方工作人员，皆大欢喜。至于那两箱啤酒的事，列文斯顿却只字未提。
唐贤明见列文斯顿不开口，心想打赌只是玩笑而已，何必认真，第二天便将两箱啤酒之事忘于脑后。
一周后，两箱青岛啤酒却送到了唐贤明的办公室，唐贤明正莫名其妙，列文斯顿一下握住他的手说：“唐先生，很抱歉！由于西昌买不到青岛啤酒，我只好托人到成都去买。晚送了几天，请原谅！”
正当中外专家和技术员们紧张地进行发射前准备工作的同时，一股商品经济的浪潮也随之涌进了一向神秘的发射场！
“亚星”和第一颗“澳星”的发射成功，使长期封闭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向全国乃至世界敞开了大门。虽然全国出现了一股小小的向航天人捐款的热潮，使身处山沟里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也获得了少许赠款，可这些赠款总共加起来，不过是一个奥运会金牌获奖者奖金的几十分之一。
而这时-1992年冬季的中国，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汹涌澎湃的商潮正不可阻挡地冲击着古老国土上的每一个角落。
如果说，过惯了穷日子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官兵们，在以往20多年那既封闭又艰苦的岁月中，并没真正感受到因贫困的挤压而带来的痛苦，那么今天，当看清了自身的困境，知道了外界的荣华，尤其是重奖奥运健儿的消息频频传来之际，无论是思想上还是感情上所受到的，恐怕就不仅仅是一般的影响，而简直就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了！
于是，这个中国最大的现代化发射靶场，如何从贫困线上挣扎出来，便成为卫星中心一个突出的问题。
为此，卫星中心决定，利用这次发射第二颗“澳星”的机会，在发射场首开广告服务项目，利用发射塔、发射场坪、火箭测试大厅、指挥控制大楼等最引入注目和电视最易转播的地方，设立广告宣传牌，欢迎国内外知名企业来此作广告宣传。这样，一方面可回报全社会和各企业对卫星中心的关怀和赞助，另一方面又可以借此收入一笔广告费，以用于发射场的扩建和奖励优秀的科技人才。
于是，在发射第二颗“澳星”的过程中，商潮的涌起，成了发射场的另一特色。
此次“澳星”准备工作，进展十分顺利。
但是，到了12月1日那天，眼看发射日就要来临，“澳星”已经吊在了发射塔上，正准备与“长二捆”进行对接时，美国人偏偏又接到了从洛杉矶总部打来的电话，说是“澳星”的某个部件有问题。
刚刚吊上塔架的“澳星”，又急忙从塔架上卸了下来，重新拉回厂房。
本来，中美双方已经确定，发射日定在12月9日。可现在卫星突然又发现问题，美方只好又向中方提出请求，推迟“澳星”发射日。
美方在同中国的合作中，推迟发射日，这已不是第一次了。
首次发“澳星”时，本来合同规定是3月发射，中方就按3月准备。后来美方说要推迟到4月发射，中方又按4月准备。再后来美方又说要在3月8日发射，中方又同意3月8日发射。可后来由于美方的地面控制系统准备不充分，又提出要将原定的3月8日发射推迟到3月22日。结果，这天“澳星”发射失败。
于是后来有人说，要是当初不同意推迟到3月22日，说不定还不会失败呢！
那么这次呢？只差8天就要发射了，中方一切计划都已作了安排，美方又提出要推迟。尽管按合同规定，任何一方因故推迟发射都要罚款，但中方的发射计划毕竟要受到影响。
因此，有人说，这次再也不能迁就美国人了！甚至还有人说，美国人就是事多！3月份提出推迟，结果失败了；8月份没提出推迟，反而成功了。这次又提出要推迟，说不定还会捅出个什么漏子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