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科学家的心声（一）
中国科学院有一位年已84岁的老科学家，叫王大珩，被称为“中国的光学之父”。如果您给王老先生打电话预约采访时间，他回答的第一句话总是：“请等一下，我先查查看。”
查什么？查表。王老的家里，有一张他自己设计制作的工作日程表，他的所有工作流程，包括各种会议和社会活动，全都被他计划安排在了这张表上。有的提前一周安排，有的提前十天安排，有的甚至提前一个月便做了安排。所以有人要与他约见，他必须先查一查他的这张工作日程表，要是行，他就将你安排在这张表上；如果表已安排满了，实在无法插进去，他只好说声抱歉，等等再说。
一生都生活在时间表里，这就是科学家，这就是王大珩。
王老能讲，善讲。他讲话时，不像滔滔不绝的大海，而像源源不断的小溪，一旦讲开了，他一口气能讲上好几个小时。而且，他自己不感到累，听的人也不会感到乱。他的大脑就像一个信息库，一生的经验与智慧，仿佛全都储存在了里面。
王老吃穿从不讲究，生活上要求很低。他没有专车，也没有专职秘书。他一生节衣缩食，日子过得十分清贫，除了科学，似乎什么都不在乎，也不上心。1995年，他和钱学森、黄汲清、王淦昌三位科学家一起，获首届“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奖金100万元港币！然而，得到了100万元港币的王老却为这100万深感发愁，一连几天里，心里忐忑不安，甚至有时急得一个人在屋里转圈，总觉着自己拿了这100万元有愧，不知道该如何处置是好。怎么办呢？最后，他拿出了50万元交给中国科协，在中国科协设立“迎光基金”奖，奖励那些在光学领域做出了突出成就的青年科学家。
王老一生创新，不断探索，在科学技术上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的大难题。这位在诸多领域创下了20多个“第一”的大科学家，一生都在做着强国梦，时刻关注着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胸中总是装着中国高科技发展的未来。1980年，他担任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副主任后，很快率先在技术科学部提出了变被动咨询为主动咨询的口号，鼓励科学家结合中国科技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积极向有关政府部门提供建设性的意见。随后，根据他的提议，又将科学咨询工作纳入了科学院的议事日程，并在各学部中成立了科学咨询委员会，让各学部主动积极地向政府部门提供科学咨询。而他自己，更是身先士卒，不断向政府部门提出不少事关国家重大问题的建议，且多数都被决策部门所采纳。1986年3月，他和三位老科学家曾上书邓小平，提出了《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最终促成了国家“863计划”的实施。
如今的王老，虽已年逾八旬，却依然时刻关注和思考着中国高科技的发展问题。一有时间，他便东奔西走，四处考察，不断为中国的科技事业发展献计献策。
1999年1月至7月，笔者对王老进行了一系列的采访，从王老充满智慧和经验的谈话实录中，我们既可以聆听到一个科学家对人生、事业的真实声音，也能感受到中国高科技发展的历史风云、成败得失和未来前景。
采访者：李鸣生
被采访者：王大珩
采访地点：王大珩家中
采访时间：1999年1月～7月
李：王老，现在全国有不少人都知道了中国有个高科技计划，叫“863计划”，同时也知道了您就是“863计划”的主要倡导者，那么大家很想进一步知道的是，当初您们四位老科学家为什么会想到给小平同志写信？您们主要都基于哪几点考虑？
王：事情是这样的，里根总统于1983年3月提出“星球大战计划”，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我们初步理解时，怀疑这个计划的现实性。因为当中有许多问题不光在当时，甚至就是在现在，技术途径都不一定清楚。但是，里根总统讲了之后，世界上都很警惕这个东西。我们那个时候的理解，这个计划表面上是对付苏联，为两霸争雄而显示威慑力量，实质上是一种加强美国高科技发展的措施。当时欧洲和日本在高技术方面大有进步，有点后来居上的趋势，如果美国不采取一些措施，将来可能要落后。
由于美国的体制决定了政府不可能支持民间的事业，政府花钱受到纳税人的限制，纳税人的钱只能用在社会的公益事业上，政府不可能去支持一家私营公司做什么。当时美国政府惟一的办法就是以投资军事项目为借口，发展高科技，来达到加大发展高科技方面投入的目的。于是，提出了“星球大战计划”，也叫“战略防御计划”。
这个计划既是军备发展计划，又是高科技发展计划；名义上是对付苏联的，实际上借此机会把美国的新技术方面推动一下。
“星球大战计划”在现实性上比较渺茫，但是从威慑目的出发，提出了战略方向，从而对一系列前沿科学技术展开了论证及可行性研究。这种形势各发达国看得很清楚，欧洲、日本和苏联都动起来了，纷纷提出相应的计划：欧共体提出“尤里卡计划”，日本提出“今后十年振兴科学技术政策大纲”，苏联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及时作了调整和部署，悄悄制定了“加速发展战略”，加速科技成果应用于军事领域。
那么中国怎么办？我们国家曾经搞出了“两弹一星”，在国际上争得了一点地位，同时也建立起我国高技术的初步基础，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要是不努力赶上去，就又会落后，前功尽弃。
针对世界形势的变化，有关部门已经开始考虑对策问题，组织有关专家进行座谈，提出过要采取对策的设想。但在具体行动上，并未真正落实下来，对高新科技的发展还未予以足够的重视，一些前瞻性和长远的设想更显得不够。这就让我们这些科技工作者十分焦急。于是，王淦昌、陈芳允、杨嘉墀和我四个人一合计，思想上互相一促进，形成了一个给中央领导的报告，希望以此为契机，为国家的长远发展做点事。
但这个问题怎么才能把领导人说得通？因为要搞的话，多少也得花一点钱。当时在我们没有力量的情况下，我们的想法就是先谈一个“有”字。先求“有”，不求量。这个“有”跟“量”，花钱差别就大了。当时我们开会时，有人就说，国家花这点钱，就算花10个亿，算算看，每个公民不就只出一块钱吗？再少一点，一个人拿一个鸡蛋出来，这点钱总应当花吧？
陈芳允先生当时在国防科工委工作，他了解国际国内的有关情况多些，他着急了，所以来找我。他说我们是否给中央提建议。我说行呀。他说就由你来写吧，我说好，就我来写吧。我当时有个助手，他是搞空间科学的，对前沿这方面东西稍微知道一些。我说你先写。他把前段的背景写了后，找我说，后面的我写不下去了，所以后半段主要是我写的。我们那时着重考虑的是国防，当时我的概念里面，高新技术首先是用在国防，对我来说经济概念上差一些，小平同志那时已经强调了经济的重要性了。
所以写了以后，陈芳允同志提出，建议的内容不仅要写有关国防科技，还要把如何带动民用高科技写进去。我起草了初稿，然后进行多次修改整理，最后终于形成了一份《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的文稿，前后用了一个月时间。
李：在这封建议信中，您们主要写了哪几个问题呢？
王：在这个“建议”中我这样写道：“为了我国现代化的继续前进，我们就得迎接这新的挑战，追赶上去，绝不能置之不顾，或者以为可以等待10年、15年……必须从现在抓起，以力所能及的资金和人力跟踪新技术的发展进程。须知，当今世界的竞争非常激烈，稍一懈怠，就会一蹶不振。此时不抓，就会落后到以后翻不了身的地步，在整个世界都在加速新技术发展的形势下，我们若不急起直追，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因此事关我国今后的国际地位和进入21世纪后在经济和国际方面能否进入前列的问题，我们不得不说……”
基于这些考虑，我在这封建议信里主要写了以下几个重点问题：
一，高科技问题事关国际上的国力竞争，中国对此不能置之不理。
二，在关系到国力的高技术方面，首先要争取一个“有”字，有与没有，大不一样。真正的高技术是花钱买不来的。
三，鉴于我国的经济情况，从事高技术的规划与范围，无法与工业发达的国家相比。因此，必须“突出重点，有限目标”，强调储备与带动性。
四，积极跟踪国际先进水平，要能在进入所涉及领域的国际俱乐部里，占有一席之地。
五，发挥现有高技术骨干的作用，通过实践，培养人才，为下一个世纪的发展做好准备。
六，时不可待，要有紧迫感，发展高技术是需要时间的，抓晚了就等于甘居落后，难于再起。
王淦昌和杨嘉墀两位科学家看了建议信草稿后，当即表示完全同意。在此基础上，我们四人又对建议信进行了逐字逐句的推敲。最后定稿后，依次签上了自己的姓名：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随后，我又给邓小平等领导同志写了一封亲笔信。
我们报告的是国防新技术，后来等到“863计划”批了之后呢，有人问邓小平是以军为主还是怎么样子呢？小平同志说是以民为主，军民结合。这是小平同志很关键的几句话，所以才形成后来的这个形势。
李：这个调整看来至关重要。因为在当时那种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到底是以军为主，还是以民为主，是很重要的一点。
王：从那时候的形势来看，仗恐怕打不起来了。那时海湾战争还没起来，如果是海湾战争起来之后，观点上可能对军事方面还会更重视一些。因为历来高技术首先是用在军事上的。在军用上可以不计成本，不计工钱。在民用上就很难办。第二个问题呢，是在军用上有没有是个生死问题，是几天之内就见效了的。经济上怎么说也有个时间性，有个时间延长的过程。从紧急性上讲，军用还是非常主要的，这是我的理解。
李：您们过去给小平同志写过信吗？
王：没有。我们这是第一次给小平同志写信。
李：您们的信是写给小平同志一个人的吗？
王：不是。我们是写给三个中央领导人的。
李：三个人？是哪三个人呢？
王：那个时候有小平同志、赵紫阳、胡耀邦。但信是送到小平同志那里的。
李：信送上去后，您有没有过一些顾虑什么的？比如，担心信到不了小平同志手里，即使到了邓小平手里，也不一定就会引起邓小平的重视，或者会拖下来，等等。
王：想法和顾虑倒是有一些的。因为中国的事情很难说，小平同志看了信后，也许会批，也许就给搁下来了。但当时我们也顾不上考虑那么多。
李：您是通过什么渠道将这份报告送到小平同志手上的呢？
王：将报告递上去的过程很有意思。如果通过正式渠道，按部就班地一级一级往上走，这报告到小平同志手上，至少也得几个月。可是时间不等人啊，怎么办？最好的办法就是“走后门”，尽管不合规矩，但这是为了国家大事而不是为个人，可以试试。
后来事实证明，能走捷径就得走捷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从中国国情出发的一种考虑。
我有一个助手叫张宏，他也在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十分关心国家高科技发展的问题，很理解我们几个人的心情。他与我同在一个办公室，与小平同志有着某种特殊的关系。我请他帮忙，他立刻答应，当天就设法把我写的信和那份报告亲自送了过去。
邓小平同志看完信后，于1986年3月5日这样批示道：“这个建议十分重要，找些专家和有关负责同志讨论，提出意见，以凭决策。此事宜速作出决断，不可拖延。”
李：小平同志第三天就对您们的信作了批示，我想您们四老中恐怕谁也不会想到有这么快吧？
王：对。当初我们谁也没想到小平同志会批得那么快。小平同志对这方面这样重视，远远出乎我们的意料。这件事对我来说简直是喜出望外。因为一开始我们并不是抱着太大希望，没想到小平同志对高科技的发展这样重视，没有料到他批得那样快，三天就批示了。小平同志的批示引起了整个中央领导层的重视。后来拟定的“863计划”是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像这么高的领导层次通过这样一个计划，过去是没有过的。
当时我们也不知道计划能做到什么程度，中央组织了很多科学家讨论有关课题和研究方向，酝酿工作差不多一年。而且在批示之后，小平同志还派张劲夫同志接待我们，就建议信中所提到的关于中国高科技发展问题，专门作了一次交流与座谈。
张劲夫，我们过去是很熟悉的，他50年代在科学院任党组书记，是我们多年的知交，有什么话大家可以推心置腹地谈，当时我们提的意见着重点是在国防科技上，后来小平同志提出的意见是全局性的。对于关键的经费问题，我们不敢提花多少钱，因为国家当时很困难，能花个几亿已经不错了。后来，小平批示，大家一起讨论，新技术革命浪潮的兴起促动了大家，最后提出100个亿！当时的100个亿可不是现在的100个亿，那时100个亿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800~900个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