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行规模生产时，企业可以在集团内部实现技术成套，同时再有一个先进的管理经营系统，这样才能有很高的效率。以德国的蔡司集团为例，它拥有15000名职工，以量大面广的产品作为其经济基础，用所获得的效益，去贴补高技术发展所需的资金。
在15000人中，有5000人是生产眼镜的。正是靠蔡司这个品牌，他们生产的眼镜的售价，是市场上同类产品的两倍，而这个品牌的建立，又来源于集团对最前沿的技术发展做出的贡献。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才能在其内部建立起适合于本行业发展的健全的开发系统。
发展高技术，应该是长远的战略性部署。特别是有关于国防方面的问题，不抓会影响到其他方面。还有一些比较强的产业部门还没有料到会影响到今后的。从整个国家的利益出发，不是靠企业的经济所能够作为惟一的力量发展起来的。当然过去说跟踪，现在说创新，“863”开始就说是要积极跟踪，必须有一定的创造力，起码必须在创造性上有所表现，便可进入国际上有关这个行业之门，起码做个小兄弟。不搞创新不能进这个门，今后从发展、从培养人来说，在市场经济要求的地位就更需有高的起点，有创新来显示我们的能力，也显示我们的国力，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在市场上占有立足之地。
李：在科技规划决策中，“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问题，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您是如何理解这个问题的？
王：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江泽民总书记在报告中进一步强调科技进步是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未来科技对综合国力、社会经济结构和人民生活将产生巨大影响和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为此制定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今后十年内要在发展科学技术方面取得重大进展，要把加速科技进步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地位，使经济建设真正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报告提出必须从国家长远发展需要出发，制订中长期科学发展规划，统观全局，突出重点，有所为，有所不为，加强基础性研究和高技术研究，加快实现高技术产业化。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是为实现国民经济的两个转变和实施两个国策，实现小平同志关于要在高技术方面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指示的一项战略举措。由于我们国家财力有限，必须从全局出发，将从事促进科技发展的人力、物力、财力，有重点地用在刀刃上，见到实效。凡是对“三个有利于”有重大影响和前景的科学技术，要有所为，而且必须为；对现在是薄弱环节，而对增强综合国力有重要影响的项目，更必须加强，有所为。相反，对无关全局裨益的科技工作，对“三个有利于”影响不大的项目，要“少”为，或“不为”，在“少”与“不”之间，应辩证地加以考虑；对经济上合算可以引进的项目，则不应再从低水平搞起，而应把注意力放在消化吸收创新上，以及不能引进而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创新解决的高技术项目上，应当注意几个问题：
1.“有所为，有所不为”，要防止急功近利。应放长眼光，面向21世纪。为此必须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基础研究是深入解决关键问题的理论指导和储备与后盾，是新技术发展的先导，一旦有所突破，就可能引起重大的技术变革。正如半导体理论与技术的出现，导致现代信息社会的出现。
2.关键科学技术问题，往往是一方解决了，多方有用，所谓“举一反三”。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在“有所为”上只举其一，而不需多方重复，不应在同样低水平科学技术上另立炉灶；其他方面的需要可以靠推广解决，或从全国一盘棋的角度出发，采取协作办法。
3.对于较有基础的科技领域，有所为要择优支持；对新兴有苗头的项目应做出积极的部署。因为新兴科技开始时总是比较薄弱的。对有发展应用前景的项目，要重点加以扶持，正如党中央重点扶持青年科学家那样。
4.随着情况和形势的发展，“有所为，有所不为”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应当有所变化，需随时机情况作滚动性调整。
总之，贯彻“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是一项涉及科技发展规律，以及国民经济发展的复杂系统工程，是一项高水平的软科学，带有高度的决策性，是对科技管理工作的最高要求，特别是体现在制订科技规划及其实施过程中，决策不当，会引起严重后果。不需为而为之，会造成很大浪费，该为而不为，则会贻误大事。在科技方面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是可以为所欲为的。
为此，在决策时必须充分发扬学术上和经济上的民主，认真反复研究哪些该为，哪些可少为或不为。在规划制订过程中，既要有科技专家参加，又应有从事科技事业的企业家和管理专家参与。
从这个要求出发，更表明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应当提倡科技人员要有工程观念和经济意识，而管理和企业专家除熟悉本行专业外，还应有相当广泛的科学知识。
李：您认为高科技和基础科学应该是一种什么关系？
王：小平同志从来都是提“高科技”，而不是“高技术”。高科技不仅包括高技术，还有一个高科学的问题。小平同志也讲过，不要看有些发明成果现在没有用处，归根到底迟早会有用的。
意思是不要忽视现在没看到应用结果的东西，不应忽略基础科学。除了应用基础的研究以外，科学基础的研究也不应当忽视。
现代探索自然的研究中，许多重要的发现都是偶然的，不一定是在有明确目的的情况下发现的。许多获得诺贝尔奖的不一定是在计划之中的，而是在偶然情况下发现的。开始只是要认识自然，但后来却发现了许多别的用途，这种情况是多而又多的。
比如上世纪末，发现电磁波，当时就有人问，电磁波有什么用处？发明者回答说，他想不出，只是一种自然现象。但现在无线电等有许多用途。居里夫人发现放射性，她当时也没有想到后来会牵扯原子结构，后来又形成原子能。光学方面在本世纪的重大发现，同样也并不是在计划之中的，是开始想都没想到的。所以说，许多成果都是在不断探索之中，因为机遇而偶然成功的。
李：有人撰文称您为“中国的光学之父”，请您谈谈，光学在人类生活中的意义以及它到底都有哪些主要用途和好处？
王：现在光学不太引人注目，实在不应该。我最近在光学方面做了一个报告，叫《光学与创新体系》。这个报告是我灵机一动想出来的，当时全国都在谈创新体系这个问题。创新体系在光学领域中的作用，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光学作为基础科学在现代的作用，二是应用光学在现代的作用。过去总认为光学是一个物理的学科，现在早变为一种工程。我去年的工作之一就是在强调学科分类中应有光学工程。光学现在在许多方面都应用了。
本世纪物理学的两大贡献一个是量子力学，另一个就是相对论。它们都是从光学实验中出来的。“光电效应”是光学的重大突破。激光是最大的突破。原子结构搞清楚了，它是利用量子力学再加上光谱学的数据。它的系统化，光学理论起了极大的作用。有了半导体理论后，再加上光电效应，有了“光纤通信”，光学在这个世纪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信息时代”、“网络时代”，是由于“光纤通信”的作用而发展成的。这只是近三十年来的事情。下个世纪，光学也不会没有新发现的。已经有点苗头的是大家在搞的量子信息，这是对通信、计算机领域都有很大作用的。
所谓应用光学，从学科上说是应用基础。我1936年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1938年出国学应用光学，从那时起，坚持了一辈子。“一战”时，国防上要求必须搞应用光学的研究。“二战”之后，还把应用光学，主要是光学仪器，作为战术上的技术手段。
我那时主要学光学仪器的理论与实践，现在看就是光学工程，从基础的理论已经发展到工业化了。“二战”后，有十几个学科发展起来。
搞基础研究，除了几个大工程，有许多并不需要花大钱，比应用研究花钱要少得多。过去有人提意见说，科学家研究对现在的经济有什么作用？这是个认识问题。有应用是一个方面，没有应用也代表我们的知识水平，不是物质文明能说明一切的。
基础科学是应用科学的基础，代表一个民族的灵魂。邮件分选，光纤通信，都是光学的贡献。没有光纤通信就没有现在的网络化。有了激光以后，用在汽车的汽缸上，可延长寿命，而国内的汽车没有使用这一技术。激光的最主要用途是研究物质的结构。有一个问题重视得不够，我们现在使用的灯，发光效率比理论上的效率差很多，如果现有效率50%，世界上就可以少建好几个发电厂。今后光学也不像过去那么神秘，它和人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高技术也是有时间性的。要有新技术的应用，才能有进步。
开始汽车很贵，后来福特厂开创了大规模生产的形式，再加上经营管理，使之便宜了很多。只有大规模的生产，才能具有竞争力。
李：我国的光学研究和国外相比的话，您觉得还存在哪些差距？
王：有些一般的东西，人家会做，我们也会做。但高级的东西，我们做起来就有困难了。有许多是基础问题，比如我们在光电器件上，特别像半导体激光器，都是进口的。我们也应当能做出来，技术上不是问题，但起步太晚，人家把市场都给占r。所以眼光一定要及时。一个是投资问题，我们还远远不够。再一个是产业化问题，这方面比别人还差得远。
李：据我所知，您主张提倡技术科学。那么您为什么要提倡技术科学呢？技术科学到底都有什么样的作用？
王：技术科学的作用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有关自然科学上新的规律的发现及应用前景的探索，不光是一个基础原理问题，还必须注意到许多应用方面的制约条件，工程上的条件，这些条件要深入研究，要积累许多基础数据，才能真正进入到工程技术阶段。另一方面，从工程技术的需求再反馈到基础理论方面。最典型的像光纤通信，要得到一个长距离的光纤通信，就要找一种光纤，它的光的群波色散要等于零，这种光纤就需要有1.3微米-1.5微米的波长，反馈到光纤材料上面。如果要使光纤通信再提高一步，使频带做得更宽，就又反馈到基础研究进行解决，这样又可以进一步发展新的技术，使它再前进一步。
技术科学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它要作为基础研究的一个技术支柱。现代的基础研究是需要庞大的设备来武装的，这些设备的武装也要很复杂的技术上的综合。如果没有技术科学力量的支持，要想搞现代化、高效的基础研究恐怕就很困难。例如，高能加速器——对撞机，在物理研究中它是用来研究物理高能粒子的对撞现象的，但是要研究这种现象就必须有一个庞大的加速器，原则上说，这个加速器是设备，不是科学本身，是它的一个技术支柱，这个技术支柱是要用各种高技术来支持的，这决定着该项研究能否走到前沿，能走多远，从而也决定自然科学方面的进展能有多大。这部分可以算作技术科学方面。诚然，先进的科学研究需要先进的科学工具，而往往工具的先进性代表着某高技术也在技术上取得前沿性进展，而这正是技术科学工作者所应该致力的。
如果说，科学院应当进行基础科学研究，为什么还要搞技术科学呢？技术科学除了为解决一般的工程技术上的基础问题以外，还有一个责任就是作为基础科学研究的一个技术支柱。科学技术不仅能为人家服务，也必须建好自己的基础。特别是在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所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作为生产力从唯物史观上说，一个是人，一个是资料。人是在科技方面作为第一生产力最重要的，因此，是第一的。但还有一个工具问题，也就是有了人还要有生产资料，生产资料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同样是重要的。
李：您曾经多次反复呼吁仪器的重要性，请您谈谈仪器的作用都体现在哪些地方？
王：仪器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第一，生产控制离不了它，今天从高度看，为了生产能从粗放型经营走到集约经营，必须有好的生产控制，有规范化的控制技术，仪器是它必要的手段。第二，大家常谈科学研究离不开仪器，科学的研究方法本身也是科学研究进步的很主要的部分。诺贝尔奖在物理、化学领域里大约有1/4是因为测试方法和仪器上有新的创造发现，从而开辟了在自然科学方面广大的科学领域以至应用的前景。第三，在信息时代，仪器是获取信息的工具，不是一个机器的附属品，而是信息科学技术里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再概括一点说，仪器是认识世界的工具，相对说来机器是改造世界的工具，而改造世界是要以认识世界为基础的。这说明，整个科学技术现代化，特别是高技术方面的仪器，肯定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过程当中，在现代已有的基础研究以至于工程技术发展的要求方面，仪器本身必然是高技术的产物。所以，在高技术问题上，不能只把仪器看成生产的一个手段，而应当把它看作一个认识。
李：近几年来，“信息高速公路”成了全人类谈论的热点。您能不能给我们谈谈“信息高速公路”到底都有哪些社会意义？
王：对一种现象的发生，通过一种起传递功能的手段，传递到一个敏感机制上去，使你感觉到此现象的存在，这种手段叫信息。它是一种使你知道外物存在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