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逝水流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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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一天,工作组进驻,杀气腾腾,威风凜凛,召全校教职员工训话,人人无不提心吊胆。一夜之间,父亲便被戴上高帽,挂了牌,站在千人斗争大会的高台上,我立时心尖发颤,脑袋嗡一下憋胀起来。但这一切,我并不十分知晓,只是一种恐惧和耻辱占据心头。但有一种遗憾却是我今生今世难以弥补的。斗争大会的第二天,我放学回家太迟了,未进家门,便觉异常,墙外贴满把父亲名字颠三倒四的黑呼呼的标语,进得家门,只见屋里柜倒箱翻,物品遍地狼藉,是工作组来过,不知已经拿了些什么,看情势大部队很快又来光顾。父亲消瘦憔悴,满眼惊惶正忙着趁夜幕遮掩之时,焚烧文稿。只见他夹着零乱的报刊,直奔厨房。我追至厨房一看,阴暗中烟雾缭绕,黑屑如蝴蝶乱飞,腾空而上,母亲在慌乱中急忙将“飞蝶”扑落。我在火苗下隐约一瞥,是《民风午报》、《文艺春秋》、《桂林日报》……尽是父亲在四十年代发表的几十篇作品的杂志报章P我欲开灯看个清楚,父亲惊魂甫定地止住了我,嘘声向窗外指指,窗外全是树木,丛丛黑影狰狞阴森。父亲已是草木皆兵了。

我轻声地说了一句:“爸,把它们烧了以后就不好找了!”

“烧了吧,烧了吧……”父亲的声音无力,惨淡的神情透出一丝冲动。

“留下来又有什么用……”最后他泪眼相向,反反复复的就只有这么一句了。

我当时也不完全明白父亲的言行包含着些什么复杂思绪。今日思来,父亲十三四岁时舍下山沟沟的爷爷和奶奶,徒步三天来到省城,读中学又读大学,后在地下工作中时常习作,终其经历算是一个文人,而文人的一生只能由文章累积的。我想,文章便是父亲弥足珍贵的最值得纪念的生命了。父亲曾用过“福屯人”等笔名发表文章,以前的文字已发表有好些时间,时势的变化再难以寻觅了。

灶孔里腥红的火舌在吱吱作响,父亲的眼里满含着无奈的泪水,我无法从灰烬中抢救和搜寻父亲的文字,着实无用。

1979年冬天,父亲长达20多年的冤案获得彻底平反时,我正在北京上大学。一天,我收到一封家信,拆开一看,是父亲让我在北京图书馆查找他的那些焚烧了的文章。已经开始习文的我,才意识到那个夏天对父亲的打击,才明白当时父亲自焚己文所忍受的精神怆痛和折磨,真的就只有他本人知道了。一定要踏遍京城查寻,我知道唯此才能为父亲晚年做一点事情,给父亲一点安慰。但是,当我花费最大努力所做到的也只能找到20多篇,余下的还是找不到了。于是,关于那个夏天的记忆,在我的世界里只有一灶永不熄灭的毒焰了。父亲至今一定还耿耿难以释怀吧?

在我已视文章为第二生命的今天,我比任何时候都感知到父亲的伤痛。而我所能,便只有珍惜每一次笔痕文缘,用心写好并保存好自己的文章,并且,日益觉出“用心”二字的难当毕竟我与父亲都做不到“事如春梦了无痕”,尽管往事已然苍老,但此伤今日犹痛。痛定思痛,我还是惟有用心于今天了。

1997.6.

海岩旧事

三海岩是桂南地区的一个j美丽而宽敞的喀斯特溶洞。洞前一院古葱茏蔽曰。要说这岩洞,真有些历史I。宋代治平二年(1065年)5月,钦州知州陶商翁首先发现这个与众不同的岩洞,命矣它为三海岩。他游兴之余,为此岩赋诗;首:“灵邑西岩古洞天,我来方信海为由,无名不人州图载,有路空闻野志传。庇日登山人采蚌,当时饮马客留钱,颜公曾记麻姑说,三变沧桑事果然。”此诗镌刻在洞中的石壁上,文字清晰。可见,此景“别有洞天”,有“六月无三伏”之美妙,故后又有岳飞之子岳霖来,感叹“归去恩深知感激”。接着明代工部尚书胡松和刑部尚书翁博去了,清代三品官又来。坪史一页一页地翻了过去,这里依然“一岩三海天开,鬼斧神工别有缘”。多少文人骚客走过都留下了不同的感慨。

这是大自然的造化,历史为三海岩留下一笔文化财富!

我曾在三海岩前的校园里生活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个有近百年历史的校园,当初选择在这溢满文气的溶洞前建立,我想,大概这是晚清的当地督学们以为这远离闹市,环境清宁,气场甚佳,有利于读书学习的缘故吧!

只可惜,这校园也有过一段不清宁的历史。还是那个夏天,一场风暴便黑压压地席卷而来,偌大的故园却难找到一张清宁的书桌了。不几天,整个地区出身不好的教职员工便全部集合于此,叫“集训”。人尚未挨整,校园的清宁美好便先被扫荡了,浓得令人窒息的火药味弥漫,不祥的阴影满园笼罩。到了晚上,再也不闻琅浪读书声,校园一片鬼域般的死寂,恐怖开始渗入校园的每一个角落。受训的教师们都蜷缩在各自的宿舍里,既不亮灯,也少言语,只是思虑着自己那份准备检查交代的语言,人人深怕惹上乱说乱动之嫌。校园里显得格外的寂静,连栖息于树梢的各种鸟儿们也悄然无声。只是那些不知人间惊恐的青蛙在草地里鼓鸣,这时人们绝对羡慕这些生灵们,也只有这一声声蛙鼓,使人们感觉这个世界还没有完全死去。

一个晚上,不到十点钟,突然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我打开房门探望大榕树下一群人影,紧接着是一声声急促的集合哨声。惊惊惶惶奔下去一看是一群学生,还有几位革命教师和工作组的人,围成了一堆。出了什么事呢?我在人丛里定睛瞄去,实在什么也没有发现。夏日的夜还算清朗,有稀微的星月,原野影影绰绰,迷迷蒙蒙,还有那起起落落的蛙鸣,有什么值得紧张的呢?我不甚懂事,当然不解这情势了。

然而看大家,却紧张不安得很。尤其是那工作组的几个革命者,十分严肃,脸色峻白。围观的那些受训教师如惊了巢的宿鸟。一个“革命派”手一扬,止住了大家的喧哗,他非常有力的腔子发话了;“大家听着,你们看见了吗,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不是一句空话,它时时刻刻就在你身边!你们看,xxx干了些什么?”他用手一指,那边有几个革命者正在捆绑着一个教师。那“革命者”接着说:“xxx刚才用手电筒向天空发射信号,难怪最近台湾常向大陆派遣飞机。xxx是国民党特务,可他还狡辩说他闲着没事儿干,用手电筒是照树上的宿鸟,这是抵赖不了的!”

这一说,说得大家毛骨悚然,空气都仿佛陡然凉了几度。真不敢相信在教师队伍里突然冒出了这么一个“国民党特务”,正是如石击水,一阵喧哗。“革命者”又继续向大家训话,大意是阶级敌人时刻都在搞阴谋破坏,蠢蠢欲动,我们不可掉以轻心,阶级敌人在哪里出现,就在哪里把他坚决镇压下去。“革命者”拉起了敌情警报,便开始人人自危了。听说当夜他们就把这个“国民党特务”送进了监狱,后来又拉出来在大会上斗争过几次,人们声也见不到他了。他的妻儿几口最后回了农村劳动。据说过了十一二年,他的孩子们回到三海岩只是领到了一纸红头文件,外加一笔数额不大的人民币。

就这样,曾给我留下过幸福记忆的三海岩使我整个儿感到落寞,仿佛一觉醒来,昔日的文化不见了,昔日的家园不见了,我无所依傍。后来,我离开了三海岩,一晃已有二十多年了。我想,如今三海岩历史上那种清宁的文化气氛也许回来了吧!

1995.3.

伯母的粽子

腊月岁尾,家家忙年货。这几天,母亲忙着张罗些糯米、绿豆和粽叶子等什么的,我知道母亲就要包粽子了。每年过春节一定要包綜子,这习俗在我家已延续了很久。母亲年年都说:“不包粽子怎么叫过春节?”我知道这是母亲盼了一年的好事,到了这时候,母亲和我便想起伯母,想起她包的年粽。

早先的十几年,我家过春节的粽子都是由伯母包的。伯母其实只是我家的邻居,姓邱,是母亲的同事,我们都亲切地称她伯母。伯母的手上活儿,特别是做些过春节的食品,是整个上千人的大院子里没有哪个能比。她包的粽子用料精细,比例适当,品种多样,味道香纯。伯母心地善良,为人诚恳勤劳,一天能包上几百只粽子,且每只大小一致,不差半毫,这一招曾使不少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记得我们以前都住在平房的日子,春节前的包粽子简直就是一场热热闹闹的喜庆聚会,几乎院子里的主妇们都来参加,工场就摆在了伯母门前的树下。那时候有的人淘米,有的人洗豆,有的人擦粽叶,但到了包粽的时候,伯母都要自己亲自动手,她很犟地说,每一只放多少米,铺多宽,加多少豆合适,先折哪边的叶子,只有她能把得准。她胸中有数,十分讲究,女人们说说笑笑,热烈欢快,气氛祥和。整个院子的粽子要包上一天,虽然开早,还是摸了黑。晚上煮粽子,各家的主妇轮流值班,时间到了得报请伯母检验同意后才能出锅。第二天一早就可以吃上伯母亲手为我们做的香喷喷的粽子,我们就开始过年了。

伯母是个重友情和亲情、乐观豁达的好女人,她没有为一年到头的忙碌生出半点怨言。反之她以为春节是新一年的开始,她说过一年匆匆,人人都为自己的生存而奔波,各人所走的路各不相同,祈望人人都像粽子一样结实、有心、味正。天天都像过年一样,都有好心情。我想伯母所说的结实、有心、味正,就是实实在在的、有良知的、正正直直地做人。

伯母的粽子吃了许多年,伯母朴素的亲情和友情哪怕隔着遥迢的时空仍一直留在我和家人的心中,而我对真诚而美好的情感的追求,并不会因为年龄的增长和青春的消逝而中止。人世间有太多的隔膜,天然的、人为的,所以人们才会愈加追求心灵的沟通,让这种沟通带给人们的欢乐,我想,这就是伯母所说的“天天都有好心情”。

伯母已经80多岁了,她老人家已随儿子住上新建的四居室的住宅楼,我也住到单位的新居,伯母不是我们的邻舍了,无法再为我们包粽子,但伯母这位平凡的老人和她那特别有味道的粽子,使我们每当春节到来之前都想起她。人是多么需要这样幸福的感知。我想,人类的一切珍贵的过去都是为了后生心灵的清洁。我曾经写过一首诗:“同样是日子,有人说它美妙,有人说它不好,其实日子并没有好坏之分;阳光灿烂是好日子,暴风骤雨也是好日子。”诗写得当然不好,但这首诗却能使我把曾经的辛劳与苦难、思念与渴望,消融在那些寂寞的日子里。由此看来,上帝赐予人类的日子都应该是好的,关键在于每一个人自我的感受。我想,我们每一人只要善待人生,善待自己,也善待你周围所有的人们,为人们创造欢愉,为后生所怀念,日子就是宁静的,生态就会美丽的。

回到粽子,回到腊月岁尾的晚上,去感受那暖融融的想念,我的心就像一颗种子保存着生命的火焰,投到开春的土地里,回到纯粹,回到朴素。

2000.2.

水打工少年

“打工”这个词这几年十分流行,几乎全国都这么说,广播、电视、报刊,所有的舆论工具也使用这一新款词汇,大概不是从香港引进的,就是从广东叫开的。

其实“打工”即是干活或叫工作。说得更清楚一点即是替别人干活或者是给别人工作。作为人类文明史上的里程碑,城市应该是生气勃勃的,当大批的农民和无业者涌进城市,无疑为这个城市的建设发展注人了一股活力。因此那些干活的男人就称为“打工仔”,女的则呼“打工妹”。但即使是这轻轻一声称呼,也能让你立马背过气去,觉得这不仅仅是一种轻视和无奈,更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来。这种感觉和生活的压力一样沉重,且如影相随。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打工,不管为别人还是为自己。

其实,我们也都体会到打工是艰辛的,其中苦涅,难以回味。

在当年,我们这一代人对于田园诗一般的年华是远不可及的。但过早地经历众多打工的故事,现在想起来便显得弥足珍贵。

我是在一个动乱的年代里长大的,生活是真实的,不幸和痛苦是真实的,那种用汗水和泪水换来的报答也是真实的。

那年我12岁,大姐15岁,二姐13岁,妹妹10岁。

父亲早在1952年开始就是“运动员”了,关关放放。自从一个屈辱的夜晚,我们就非常羡慕红卫兵,但从此恶梦常常伴着我们,也就在这晚上。这个晚上母亲也“集中”去了,家只剩下我们小孩,姐姐的眼神开始有了一种神态,那便是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