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到朗州时，已是十一月。朗州当年刚经历一场严重的水涝灾害，州治武陵城中狼藉未消，疮痍满目，灾民流离失所，塞于道路。但朗州偏远，州小财寡，赈济不利，刺史宇文宿只见了刘禹锡一面，简单寒暄几句，便又忙于筹措赈灾钱粮之事，只令几个衙役随从禹锡而已。
按《唐六典》所定，州司马应主管本州纪纲众务，通判列曹，本该是州内举足轻重的官员。但到了中唐之后，州刺史职权强化，司马渐渐成为闲官。尤其是边远下州，州司马一职往往成为安置贬谪官员的选择。不过，州刺史们都明白，这些从京城被贬谪下来的司马，知交故友遍及朝野，无人不有达官显贵在朝中伺机援引，或许明日便会再度飞黄腾达。因此，刺史们不仅不敢以上官自居，反而将其视为与当朝权贵结交之便利。如韦执谊到崖州后，崖州刺史委之以州务，事事皆与执谊相商而后行之，使执谊虽殁于崖州，亦有政绩相传。
朗州刺史宇文宿当然也是这般想法。只是宇文刺史对刘禹锡的敬仰结纳之意，没有选对表达方式。他没有想到，刘禹锡满含一腔保境安民的热情，每日见闻灾民啼苦号寒，惟愿克尽全力，咸与赈务，哪怕搬砖和泥，亦甚心甘。因此，宇文宿只命衙役跟随照应却不授禹锡以实务，令禹锡只能袖手旁观，使他殊为痛苦。
然而宇文宿一番好意，刘禹锡不便回驳，只好将时间用于寻找住处。按朝廷规制，州司马不得居于官府馆驿，需自寻住所。刘禹锡遍览武陵城内外，将住址选在沅水之畔招屈亭边的一处老宅。
对于荆楚百姓而言，招屈亭无疑是一个满含悲伤的地方。昔日楚三闾大夫屈原因“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被楚怀王放逐江湘，屈原于此怀玉投江，乡民们在此建了招屈亭以为纪念。秦朝末年，群雄割据，楚义帝被项羽暗杀于郴州，武陵人民咸服缟素在此祭拜，天下义之。从此之后，招屈亭便成为郁郁不得志者吊古伤今的所在。刘禹锡选此处居住，自然有此寓意。当然，在他心中，更深的动机恐怕还在于其时临近年末，一旦改元大赦，自己就将量移他处，大动土木必然靡费甚多。虽然刺史宇文宿已吩咐一应开支均由府衙承担，但毕竟赈灾情势紧张，刘禹锡不愿枉占灾民的救命钱。
刘禹锡本以为边远下州之民蛮荒未脱，却忘了屈原之所以被荆楚百姓传诵千年，正是因为他将繁荣兴盛的楚文化传授给了这里的人民，时至今日，仍有《九歌》传唱于民间。安史之乱时，北人南迁亦使朗州受益，地方文化教育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作为例证，刘禹锡的才名在朗州虽非家喻户晓，仍算知之甚众。闻刘禹锡到此为州司马，豪家富户无不往来拜谒，邀作贵宾。刘禹锡惊讶地发现，本地大户人家颇知礼仪，家以藏书丰富为荣，普通百姓崇圣敬学，儒风深厚。
因此，刘禹锡本来担心到朗州后无人可以唱和、无人可以论学的情形，实际上并没有发生。朗州非但有博学广闻之辈，学问大家亦不在少数。《易经》大家顾彖寓居朗州，居所就在沅水上游。其十五岁研究易经，积六十年之功力，吟读《系》《象》，精于卜辞占卦。禹锡常与之来往，辩论易学，每每讨论，无不尽兴。武陵人董颋曾任弘文馆校书郎、大理评事，年老退居沅水之畔。其自幼嗜好诗歌和郊游，年轻时曾与杜甫、卢象、包佶等人唱和。杜甫曾有诗“当念著白帽，采薇青云端”致董颋，如今更是学通百家，飘逸洒脱。董颋与刘禹锡一见如故，谈古论今，见地极深。又因顾彖、董颋之辈久居朗州，观察天下的视角与常在京城的刘禹锡往往不同，所言所论，令他大开眼界。
在刘禹锡热切的盼望中，元和元年（806）的改元大赦敕文终于传到了朗州。宇文刺史接到敕文，亲自去向刘禹锡报喜。
宇文宿到刘禹锡宅中时，正逢顾彖、董颋在向禹锡讲述朗州历史变迁。见刺史到来，顾彖、董颋各自行礼，然后董颋向禹锡恭贺道：“梦得贤弟，今日刺史满面红光来到府上，必有喜讯！想必是贤弟回京有望了！”
刘禹锡按捺着心中的狂喜，拜过宇文宿，问：“宇文刺史，可是改元大赦的敕文到了？”
“正是！梦得久等了吧？”宇文宿直人直语，将敕文递给刘禹锡。禹锡双手接过敕文，激动得声音颤抖，打开念道：
“……大赦天下，改元曰元和。自正月二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常赦不原者，咸赦除之。元和元年正月丁卯。”
宇文宿喜上眉梢，建议道：“梦得贤弟，可记得去岁韩大人所言？今大赦敕文已到，你还不速速修书，请大司徒杜公及时援引啊？”
禹锡这方从喜悦中缓回神来，连忙向三位贵客道谢，却一时提笔忘字，不知该如何书写。刘禹锡之所以无从下笔，实因他无法确定，已官拜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岐国公的杜佑，是否还会愿意为他这个得罪了皇帝的人再求官职。
见刘禹锡提起笔来却满脸忧心，宇文宿十分不解，又问：“梦得，你是杜公门下旧僚，令尊又与杜公是旧相识，致书求助，理所当然，因何却做为难状？”
“咳……”刘禹锡放下笔，重重地叹了一声，解释道：“诸公有所不知，我与杜公虽相识多年，曾经深受杜公信任，然而，去年杜公为度支盐铁使时，王叔文为度支盐铁副使，叔文有架空杜公、自专其政之意，因命在下为判度支盐铁案，经受之书案，往往绕过杜公。如今想来，确实不妥。其时正是百谗交至，群议沸腾，杜公纵然亲我，奈何人人谤我，焉能不疑我有背叛府主、攀附新贵之心？至于贬斥出京，杜公未置一词，禹锡离京前登门道别，却吃了闭门羹……”
顾彖听了禹锡的担忧，却劝道：“贤弟不必担忧！当时朝局紊乱，杜公身处高位，不能不有所权衡。况且顾某听闻，杜公对王叔文的革新其实有明冷暗热之意，大司徒所作《通典》往往为王叔文之党援引为立策依据，思之绝非偶然。再者，若大司徒无意支持革新，以其权位，区区王叔文焉能以副使制之？”
“这……”刘禹锡回想往事，顾彖所言非虚。当日二王、刘、柳等人密议朝政时，的确往往引据《通典》，杜佑亦常有模棱两可、一语双关之提点。且杜佑自始至终从未反对新政，与武元衡、俱文珍等保持了很大的距离。
顾彖又劝道：“即使杜公身边有小人进谗言，相信数月已过，司徒早应悟透真相。梦得致书，正可消除误会，只要言辞恳切，若韩大人所言‘子宜呼于有力而呻于有术’，相信杜公必然能体察贤弟之冤！”
禹锡苦笑，却经不住三人热情鼓励，再次提笔。孰料提起笔来，已是悲怆满怀。回顾监察御史的生涯，满朝官员大多以谨慎中庸为处世之道，于家国天下无一言以裨益，却以因循苟且而自矜，与之相比，禹锡果断参与革新事业，却为大唐国运中兴牺牲了大好的前程，堪称烈士！
胸中不平骤起，刘禹锡下笔如怒海游蛟，一挥而就：
故吏守朗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刘某，谨斋沐致诚，命仆夫持书，敢献于司徒相公阁下：昔称韩非善著书，而《说难》《孤愤》尤为激切。故司马子长深悲之，为著于篇，显白其事。夫以非之书，可谓善言人情，使逢时遇合之士观之，固无以异于它书矣。而独深悲之者，岂非遭罹世故，益感其言之至邪！小人受性颛蒙，涉道未至，末学见浅，少年气粗。常谓尽诚可以绝嫌猜，徇公可以弭谗诉；谓慎独防微为近隘，谓艰贞用晦为废忠。刍狗已陈，刻舟徒识，罟获随足，怅然无知。事去凝想，时时自笑。然后知韩非之善说，司马子长之深悲，迹符理会，千古相见，虽欲勿悲可乎？
大凡恒人之所以灵于庶类，以其能群以胜物也。烈士之所以异于恒人，以其伏节以死谊也。然则交相丧者，世与道，难合并者，机与时。是以有死谊之心，而卒不获其所者，世人悲之。获其所矣，而一旦如不得终焉者，君子悲之。世人之悲，悲其不遇，无成而亏，故其感也近；君子之悲，悲其不幸，既得而丧，故其感也深。其悲则同，其所以为悲则异。若小人者，其不幸欤！
写到此处，禹锡却停了笔，暗自思量。给杜佑写这封信，难道是为了求得杜佑的怜悯而赐予自己一官半职吗？不，绝不是这样！刘禹锡岂是求官要职之辈？若非大唐百姓亟盼天下承平，若非刘禹锡心中仍保存着盛唐的荣耀，谁愿在那众目睽睽、不胜危寒的中枢权要之地斗得你死我活？写给杜佑这封信，不是为自己辩解，而是为大唐黎民求一个岁丰人安的希望！
于是，刘禹锡继续写道：
间者昧于藩身，推致危地。始以飞谤生衅，终成公议抵刑。旬朔之间，再投裔土。外黩相公知人之鉴，内贻慈亲非疾之忧。常恐恩义两乖，家国同负。寒心销志，以生为惭。虽欲沥血以自明，吁天以自诉，适足来众多之诮，岂复有特达见知者邪？遂用诅盟于心，不复自白。以内咎为弭谤之具，以吞声为窒隙之媒，庶乎日月至焉，而是非乃辨。
会友人江陵法曹掾韩愈以不幸相悲，且曰：“相国扶风公之遇子也厚，非独余知之，天下之人皆知之矣。余闻初子之横为口语所中，独相国深明之，及不得已而退，则为之流涕以诀，又不得已而谴，则为之择地以居。求之于今，难与侔矣。抑余又闻曩子之介于司徒府，奉诚敬于山园上，公亟称于人，以为不懈于位。今则有修仪以赞其诏相者，有备物以赞其容卫者。七月礼毕，一朝庆行。诰言扬之，授以显秩。子独足趾一跌，而前劳并捐。祝网之辰，动疏目。可封之代，乃为穷人。斯常情之所悲，矧知子之厚者？夫踣者思起，必呼而求拯；疾者思愈，必呻而求医。子宜呼于有力而呻于有术。如何以钳口自绝为智，以甘心受诬为贤，嗛然自咎，求知于默？彼李斯逐焉而为上卿，邹阳囚焉而为上客。二子者，岂默以求知者邪！若可诉而不言，则陷于畏；可言而不辩，则邻于怨。畏与怨，君子之所不处。子其处之哉！”韩生之言未及竟，而小人不知感从中来，始赧然以愧，又缺然以栗，终悄然以悲。悲斯叹，叹斯愤，愤必有泄，故见乎词。敢闻左右，投所闵也。
写着写着，刘禹锡的泪水竟模糊了双眼。七尺男儿，心中亦有百般委屈！若他人受流言蛊惑而恶于禹锡，他无可怨言。然而，杜佑为刘禹锡父执，可谓亲手调教成才，引上仕途，最终却在外人的谗言中放弃了对刘禹锡的信任，这是多大的讽刺，又是多大的悲哀！造谣之人固然可恶，然而那些不负责任的传谣之人更是不可原谅，若非此等人添枝加叶、以讹传讹，怎会招致舆论倾覆、革新夭丧？难道不是这些人造成杜佑对禹锡恩义不终的吗？刘禹锡不由慨叹道：
嗟夫！人之至信者心目也。天惟者父子也，不惑者圣贤也。然而，于窃而知心目之可乱，于掇蜂而知父子之可间，于拾煤而知圣贤之可疑。况乎道谢孔、颜，恩异天性。是非之际，爱恶相攻。争先利途，虞相轧则衅起。希合贵意，虽无嫌而谤生。鲁酒致邯郸之围，飞鸢生博者之祸。伯仁之杀由偶对，伯奢之冤以器声。动罹险中，皆出意表。虽欲周防，亦难曲施。加以吠声者多，辨实者寡。飞语一发，胪言四驰。萌芽始奋，枝叶俄茂。方谓语怪，终成祸梯。
刘禹锡可以料知，自己被贬斥之后，朝中定有无数以忠诚仁义自居之徒登堂入室，窃居要津。可是，他们的忠诚就是真的忠诚吗？二王、八司马的罪过真的就是罪过吗？忠奸善恶的分辨，真的就是他们说的那样吗？禹锡并不这么认为：
呜呼！人必求知，不能自达。何投分效节，有积尘之难，何谮行爱弛，有决防之易？何将进之日，必自见其可而后亲？何将退之时，乃人言其否而遂弃？良由邪人必微，邪谋必阴。阴则难明，微则易信。罔极泰甚，古今同途。是以前修鉴其若此，姑以推心取信，不以循迹生嫌。由是求忠臣于孝子，求良妇于骂已。食子，尽节也，推其忍可以疑心；放麛，违命也，推其仁可以属国。若谓其孝于亲未必能忠，专于夫未必能贞，忍于子未必能忍于其他，仁于兽未必能仁于其类，则是天下之人尽不可信，而尽可诬，固不然也。
刘禹锡的回忆如开闸洪水般不可收拾，昔日在杜佑淮南幕府中的往事历历在目。遥想那时，刘禹锡在杜佑幕僚中可谓佼佼者，无论人品、学识，几无出其右者，无人不赞其贤能。而如今，正是这些回忆支撑着他心底最深的自信，更是他希望重获杜佑垂顾的砝码。
凡人之行已，必恒于所安。苟非狂易，不能甚异。小人自居门下，仅逾十年，未尝信宿而不侍坐。率性所履，固无遁逃。言行之间，足见真态。伏惟推心以明其迹，追往以鉴于今。苟谓其尝掩人以自售矣，尝近名以冒进矣，尝欺谩于言说矣，尝沓贪于求售矣，尝狎比其琐细矣，尝媒孽其僚友矣，尝矫激以买直矣，尝沾讘以取容矣，尝漏言于咨诹矣，尝败务于簿书矣。有一于此，虽人谓其贤，我得而刑也，岂止于弃乎？苟或反是，虽人谓其盗，我得而任也，庸可而弃乎？
刘禹锡所求，其实只有公道二字。无论为官或是为民，只要能得到公正的对待，摆脱被强加的罪名，刘禹锡都将视杜佑为再造之父母。然而，杜佑是否能顾及旧日恩义，再施援手呢？刘禹锡只能寄以无限的期望。这样的期望落于纸上，更显得卑微而心酸：
由是而言，小人之善否，不在众人。所以受谴已还，行及半岁，当食而叹，闻弦尚惊……
……猿哀鸟思，啁啾响异。莫夜之后，并来愁肠。怀乡倦越吟之苦，举目多似人之喜。
俯视遗体，仰安高堂。悲愁惴栗，常集方寸。尽意之具，固不在言。身远与寡，舍兹何托？是以因言以见意，恃旧以求哀。敢希末光，下烛幽蛰。孤志多感，重恩难忘。顾瞻门馆，惭恋交会。伏纸流涕，不知所云。禹锡惶悚再拜。
书文既成，刘禹锡的志向、人格、委屈、坚持，俱在其中。宇文宿、顾彖、董颋三人读之，莫不感同身受，默默拭泪。宇文宿命官差快马加鞭，将这封寄托了刘禹锡巨大希望的书信送往长安杜佑府中。
杜佑心中，何尝不是时时想着刘禹锡呢？
虽然杜佑没有亲自参与王叔文集团的革新，但他实际上以自己的思想为参与革新的人们指明了方向。杜佑在《通典》中，通过对历代朝政得失的评判，明确地指出：先贤们的价值观应当作为指导今人思考问题的方法，而不能将其作为当前社会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杜佑主张朝廷必须积极有为，以澎湃的热情去管理国家事务，强化《唐律》的权威，让老百姓在尚有衣食的前提下，按照《唐律》的规范自由地生活。为了反复强调这些思想，杜佑特地在撷萃《通典》的文集——《理道要诀》中着以浓墨。刘禹锡等人熟读杜佑著作，自然将杜佑视为领导和激励他们的精神源泉。
而实际上，王叔文集团核心成员中，有半数都在杜佑治下任职，杜佑对革新的暧昧态度是王叔文集团得以在短时间内掌握国家财政大权的根本原因。但是，杜佑毕竟宦海沉浮数十载，老辣的政治经验是王叔文之党无法企及的优势。王叔文等人将杜佑的暧昧理解为默默的支持，实在是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
在杜佑看来，如果王叔文的革新获得了成功，他便是再造盛唐的精神领袖，功在社稷；如果王叔文的革新失败了，那么他就是被王叔文集团架空夺权的受害者，只消几篇声泪俱下的控诉奏章便可化身为拨乱反正的功臣。不动声色之间，无论谁赢谁输，杜佑都将是最后的赢家。
事情的发展果然和杜佑的预判一致。王叔文的革新夭折了，杜佑向新登基的宪宗上了一篇表章，严厉控诉了王叔文架空自己而为非作歹的恶行，并揭发了王伾贪污国库的罪过。而宪宗正需要杜佑这样的朝中元老支持，于是下诏抚慰，拜杜佑为司徒。惊涛骇浪的朝政在杜佑这里显得和风细雨。
但是，杜佑却并不以自己的谋算而高兴。这只是朝中党争倾轧的一段小小篇章，他几乎是凭本能做出了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然而，这样的选择真的是符合圣人之道吗？杜佑反复观看刘禹锡的来信，他猛然感到，背后那满墙的《通典》正在熊熊燃烧，火焰吞噬了他亲笔书就的金玉良言，燎灼着他的灵魂，控诉着他的冷血和绝情。
是的，在杜佑心中，刘禹锡和自己的孩子一样。当他下定决心要给予王叔文致命一击的时候，曾有过那么一瞬间，他犹豫了。他知道，一旦落井下石，刘禹锡必将与王叔文一道陷入万劫不复的苦厄之中。可是，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杜佑的犹豫绝无可能变成刘禹锡的一线生机。朝中的地位保住了，但杜佑的心中却烙上了对刘禹锡深深的愧疚。一想起刘禹锡被贬斥离京时向他辞行，被他无奈地拒于府门外的情形，杜佑心中更是如同针刺……
刘禹锡致书杜佑时，必定没有想到，杜佑见到改元敕文后，就像抓住了拯救自己灵魂的稻草，立即向宪宗上书，为刘禹锡求取宽免。时值夏绥银节度留后杨惠琳作乱，宪宗诏令征讨，正是钱粮调运用人之际，而宪宗登基后尽废革新，却独独保留了财赋转运之策。杜佑认为，刘禹锡以理财之能而受改元大赦之恩，理应量移，于是大胆上奏。但他不知道的是，宪宗在东宫时，宦官们为鼓动宪宗行不孝之事，编造谎言，称刘禹锡曾为王叔文作另立东宫之谋，因而使宪宗对刘禹锡恨之弥深。看到杜佑的上书，宪宗勃然大怒，不仅驳回了杜佑的请求，更罢了杜佑盐铁转运使之职，从此，杜佑只能空守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名号，尸位素餐而已。
回天无力的杜佑不知该给刘禹锡回复什么样的言语。他清楚，宪宗正忙于镇压叛乱，等他腾出空来，必然还有针对刘禹锡等人的制裁措施。于是，纠结之下的杜佑干脆不予回信，任禹锡在殷切的期盼中苦苦煎熬。
在朗州的刘禹锡，自从信使走后便关注着从长安传来的每一条消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每一条消息在他看来都极大地增加了他回京的希望。
自从去年末开始，夏绥银节度留后杨惠琳和剑南西川节度留后刘辟先后发动叛乱。虽然宪宗对待王叔文革新的态度令刘禹锡有所不满，但宪宗的确表现出了与其祖父德宗完全不同的治国理念。在刘禹锡看到的塘报中，朝廷果断发兵征讨，仅三个月就平定了夏绥银叛乱，而高崇文等人的大军一路势如破竹，眼看刘辟在剑南西川的统治已是摇摇欲坠。接连而来的喜讯几乎令刘禹锡忘记了自己身在谪籍，每有捷报传来，他都要置酒庆祝，仿佛明日就将身赴国用，再建新功。
可是，刘禹锡的喜悦在漫无尽头的等待中渐渐降温了。朝廷大军已成胜势，功勋荣誉即将各归其主，一个漂泊于江湖之中的武陵迁客还能有机会为国效力吗？无论悲喜，刘禹锡需要的仅仅是一个答案而已。
这个答案，在元和元年（806）八月，终于摆到了刘禹锡面前。
元和元年八月壬午，宪宗下诏：左降官韦执谊、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等八人，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
这样一道诏书，决然堵死了刘禹锡等人重归朝堂的希望。但对于刘禹锡而言，在接二连三的打击之下，一道“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的诏书实在已是乏善可陈。只可怜王叔文，一生惟愿辅佐先皇励精图治，最终却落了个下诏赐死的结局。相较之下，刘禹锡等人已是幸运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