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十二年（817）十一月一日，朝廷下旨严词申饬吴元济诸多罪状，将其正法于曾斩刘辟之长安独柳树下，向天下正式宣告中央政权对地方割据势力的打击赢得了最终的胜利。
“斩杀吴元济的场面，一定是万人空巷！”刘禹锡心驰神往，只恨不得亲眼目睹巨盗伏法，便依想象，将此人情激越之场面作成诗歌：
城西簇簇三叛族，叛者为谁蔡吴蜀。
中使提刀出禁来，九衢车马轰成雷。
临刑与酒杯未覆，仇家白官先请肉。
守吏能燃董卓脐，饥乌来觇桓玄目。
城西人散泰街平，雨洗血痕春草生。
——《城西行》
吴元济伏诛，天下人情咸悦，诏令天下诸州道刺史以上官员俱可上表称贺。按唐制，除重大国事之外，州刺史无权直接向皇帝上书，每令负冤沉沦之人无以自白。刘禹锡接诏，心思正可借上表庆贺良机，以隽丽之文章陈忠诚于御前，为裴度再加援引做好铺垫。大好情势下，刘禹锡倍感精神，虽作吹拍文章，亦有文思涌现，下笔有神：
臣某言：伏见诏书，以唐州节度使李愬生擒逆贼吴元济献俘，文武百僚于兴安门列班称贺者。天威远被，元恶就诛。一方既平，万国咸庆。中贺。伏惟睿圣文武皇帝陛下，德超邃古，道合上元。临御以来，天人协赞。削平吴蜀，扫荡塞垣。车书大同，夷狄来贡。蕞尔元济，敢怀野心。辄聚犬羊，苟偷时月。陛下圣谟独运，睿感潜通。天助神兵，人生勇气。既擒凶逆，遂正刑书。伏三纪之逋诛，成九衢之壮观。宗社昭告，华夷式瞻。行吊伐而在礼无违，烜威声而何城不克？楚氛改色，淮水安流。汉上疲人，尽沾雨露；汝南遗老，重睹升平。凡在具臣，孰不欣抃！臣久辞朝列，忝守遐藩，不获称庆阙庭，陈露丹悃。仰瞻宸极，倍万群情。无任踊跃庆快之至。元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随后而来的元和十三年（818）元旦，宪宗为庆祝平定淮西，御幸丹凤楼，大赦天下。消息经驰驿传递，半月即到连州，更为刘禹锡增添十分信心，立作《贺赦表》，尽述《贺收蔡州表》中未尽之意，祈求宪宗打开罗网，恳请召回恤用之意溢于言表：
臣某言：伏奉今月一日制书，大赦天下者。圣德广运，浃于华夷。天光下临，照被幽蛰。臣某诚欢诚跃，顿首顿首。伏惟睿圣文武皇帝陛下，神扶宝祚，天赞鸿猷。意有所之，事无不克。当淮右凯旋之后，是域中庆幸之时。顺阳和以发生，施霈泽于寰海。网开三面，危疑者许以自新；耳达四聪，瑕累者期于录用。求硕画于庶位，虑遗材于放臣。旌忠烈之家，赏勋庸之胤。仁及枯骨，无隔于寇戎；荣加显亲，普沾于存没。恤刑已责，实廪蠲徭。颁锡彰有客之诗，崇儒协宗子之望。岳渎咸秩，耆艾饮和。大僚承任子之恩，武旅荷赐金之宠。斯皆禹、汤、文、武之遗美，高祖、太宗之耿光，集于圣朝，然后大备。德音所至，和气随之。欢谣上彻于九天，福祚永延于亿载。能使远夷屈膝，岂惟小丑革心！率土人臣，不胜大庆。臣久辞阙下，恪守海隅。犬马之诚，倍百恒品。无任抃跃屏营之至。
大唐天下之大，方镇将帅数以百计，刺史观察更不计其数。无论是寄托刘禹锡殷切希望的《贺收蔡州表》，还是直抒胸臆的《贺赦表》，都只是同时到京数百份贺表之一，想要使宪宗留意详察，何其难也！刘禹锡亦知其难，最大希望仍在裴度身上。
裴度班师回朝之后，以平淮西之功，策勋进金紫光禄大夫、弘文馆大学士、上柱国，封晋国公，食邑三千户，复知政事。韩愈亦以军功升任刑部侍郎。刘禹锡闻知消息，心中认定，洗刷冤屈、重登庙堂时机已到，依例先向裴度上贺启公牍，只略抒数语，委蛇而已：
某启：伏以相公含道杰出，降神挺生。坐筹以弼睿谟，秉钺以行天讨。风云助气，川岳效灵。制胜于樽俎之间，指踪于韝绁之末。绣斧既定，衮衣以归。君心如鱼水，人望如风草。一德交浃，万邦和平。运神思于洪炉，纳生灵于寿域。文武丕绩，冠于古今。某恪守遐荒，不获随例拜贺。瞻望欣跃，无任下情。
然后刘禹锡另附一私信，畅叙情怀，以明含冤负屈、请求救沉之意：
某启：曩者淮右逋诛，即戎岁久。天子斋戒，以命元臣。登坛之日，上略前定。从九天而下，纵以神兵。分六符之光，扫其长彗。授钺于西颢之半，策勋于北陆之初。功成偃节，复执大柄。君臣相遇，播于乐章；山河启封，载在盟府。上方注意，人益具瞻。因鱼水之协符，极夔龙之事业。时属四始，恩覃万方。致君及物，其德两大。古先俊贤所未备者，我从容而保之。殆非人事，抑有幽赞。
夫异同之论，我以独见剖之；文武之道，我以全材统之；崇高之位，我以大功居之；造物之权，我以虚心运之。然持盈之术，古所难也。实在阴施拯物，厚其德基，以左右功庸而百禄是荷。人所钦戴，久而愈宜。昔袁太尉不忍锢人，而楚狱衰息。一言之庆，子孙丕承。以今日将明之材，行前修博施之义。笔端肤寸，泽及九垠。犹夫疾耕，必有滞穗。某顷堕危厄，常受厚恩，谊盟于心，要之自效。常惧废死荒服，永辜愿言。敢因贺笺，一寄丹恳。顾非奇理，不足以萦于冲襟。然则利于行者固在乎常谈，而卓诡孤特之言未必利于行也。伏惟以愚言与贤者参之。谨启。
二启相较，即使歌功颂德之语，亦以私信中言语更为诚恳，更见欣喜之意发自肺腑。而私信中又以持盈之术而善意提醒裴度，谏之需以广布恩德而厚其阴鸷，使人人由衷钦服，方可长保泰宁。求助之语不落俗套，皆以裴度祸福安危为要，更令裴度深感禹锡至诚，与他人十分不同。
较之裴度，刘禹锡与韩愈交谊更深，书文中不需虚言奉承，却以老友身份谆谆叮嘱，希望韩愈能以恢廓气度而弭悠悠不平之议，乘大赦之机为国遴才，进贤良而退不肖，助以脱困之力：
退之从丞相平戎还，以功为第一官，然犹议者嗛然如未迁陟。此非特用文章学问有以当众心也，乃在恢廓器度，以推贤尽材为孜孜，故人心乐其道行，行必及物故耳。前日赦书下郡国，有弃过之目。以大国材富而失职者多，千钧之机，固省度而释，岂鼷鼠所宜承当？然譬诸蛰虫坯户而俯者，与夫槁死无以异矣。春雷一振，必歆然翘首，与生为徒。况有吹律者召东风以薰之，其化也益速。雷且奋矣，其知风之自乎！既得位，当行之无忽。禹锡再拜。
刘禹锡三封文书寄送京城，本意不久即可有量移之命传来。但正如其所忧，“持盈之术”自古以来极少有人可以运筹自如。裴度携扫平淮西、收服民心之功勋回朝，虽恩赏丰厚，然于“持盈之术”未及有所思虑，即已陷入功高遭忌之危机。
《平淮西碑》乃裴度危机之发端。为元勋首功者树碑立传以俟后世瞻仰，自唐太宗创凌烟阁之后往往成为离间大臣、收邀臣心之阴谋，《平淮西碑》亦然。
宪宗初命韩愈撰写《平淮西碑》文。韩愈为裴度淮西行营行军司马，以为扫平淮西，皆由于裴度主持朝政，亲往监军，当居首功，因而撰成《平淮西奉敕撰》，刻成《平淮西碑》，树于蔡州汝南城北门外。平心而论，韩愈撰文已经十分权衡，将功劳归于宪宗；裴度代天子巡狩，“功在第一”乃金口玉言，多加褒词亦是奉迎宪宗；其余众将官亦一一提及。但《平淮西碑》树立之后，李愬部将石孝忠见碑上并无着李愬多少笔墨，竟命手下将碑拉倒，磨平字迹，并亲自挥锤将碑体砸断。官军闻讯前来拘捕，石孝忠又打死官军，犯下大罪。
此案传到京城，宪宗不但不怒，反而窃喜。李愬以生擒吴元济之功进山南东道节度使，封凉国公，又娶唐安公主之女，宪宗有意引其与裴度制约，以免功勋坐大。而朝中因淮西事先前与裴度龃龉之众臣纷纷借机相倾，以阻裴度秉政。宪宗趁势更改前命，令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新撰写刊刻，再树新碑。裴度、韩愈心知此中曲折皆宪宗主张，不敢复作异议。
可笑之处更在后世。二百余年后，宋朝政和年间，知蔡州事陈珦又磨去段文，再刻韩文，但已非韩愈手笔。苏东坡曾作《平淮西碑》一诗讥讽道：
淮西功业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
千载断碑人脍炙，不知世有段文昌。
平淮西碑的纷争正是中国历史的一段缩影。对历史的记载和褒贬，充斥着太多非理性因素的干扰，后人又往往根据现世的喜好和需要，将历史打扮得惨不忍睹。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却在封建时代中盘桓不前，对历史的肆意涂抹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以《平淮西碑》警示裴度后，宪宗仍不作罢。虽然仍旧委裴度以重任，但宪宗执意引皇甫镈及程异入相同列。皇甫镈横征暴敛，克扣军饷，利用淮西战事中饱私囊，勾结宦官，是朝臣所不齿者。程异为八司马中最先洗脱罪名者，却与皇甫镈殷勤唱和，以“度支节余”为名，将国库钱财供宪宗挥霍以求圣宠，令人惊愕。裴度不能阻止二人入相，而自请出镇又不为宪宗允许，有如坐针毡之苦。韩愈因淮西碑事枉受牵累，亦只能安守本分。
刘禹锡迟迟不见量移之命，却闻平淮西碑变故及裴度力阻皇甫镈、程异入相不成，只能哀叹君王权术翻云覆雨，平叛功勋不如皇家女子一通哭诉，而树碑立传如此严肃之事，竟得如此儿戏。裴度已遭宪宗防备，为永贞罪人洗雪前罪之志何由伸张？程异即使入相，想来不过岌岌自保，其志向业已与永贞革新分道扬镳，刘禹锡不欲向其求助，以自明不改初衷之心。
宪宗忽然刻薄地对待裴度令人始料未及，但宪宗很快就为自毁安定团结的局面付出了代价，这恐怕也是宪宗未能预料的。
吴元济授首之后，其余藩镇无不心惊。宣武节度使韩弘不敢妄动，更听号令；幽州节度使刘总上表献忠，一意归顺朝廷；横海节度使程权世袭官爵，心不自安，于是上表恳求入觐，率全族归朝，并请移镇他处。
成德王承宗自知罪孽深重，已为朝廷兵锋所指，日夜不安。裴度命韩愈撰文劝降，王承宗视之为救命稻草，于是求告于魏博节度使田弘正，请以德、棣二州献予朝廷，向朝廷上供租税，并由朝廷向成德各州派遣官吏。宪宗准奏，于是魏博田弘正遣使送王承宗二子王知感、王知信以及德、棣二州图印至长安。宪宗诏令赦免王承宗前犯诸罪，复其官爵，宣告成德重归朝廷节制。
淄青平卢节度使李师道见大势所趋，本欲效法王承宗，遣长子入朝侍奉，献沂、密、海三州，并请朝廷派遣州道官员。宪宗亦以准奏，并派左常侍李逊为宣慰使，宣慰淄青。但李师道闻知《平淮西碑》造成裴度与李愬不睦、宪宗对裴度亦加以防备，于是以为有机可乘，便告反悔，以矛戈相对宣慰使，复宣不臣之志。宪宗震怒，催动大军继续征讨，天下干戈又起。
裴度仍与刘禹锡通信，虽不便明言，但刘禹锡心如明镜，并不作怨愤之言，却以优美诗文与之唱和，令裴度心中稍安。除此之外，刘禹锡治理州务并不耽误，闲暇时间皆用于巡查州县，常解民之所急，于是官声益佳。
自到连州之后，刘禹锡常与柳州刺史柳宗元、内兄薛景晦书信来往，话题涉及文学、书法、医学。柳宗元博学广闻，思想宏阔，又是死生之交，与之交往，乐趣横生。薛景晦乃禹锡亡夫人薛氏之兄，元和九年（814）因忤宪宗之意而由刑部郎中贬道州刺史。其人文章通达，书仪恭整，禹锡与之通信，多有取益之处。
唐时士大夫贬至岭南，所畏者概水土不服，瘴疠横生，于是往往留意医药，收集验方，薛景晦也不例外。元和十三年（818）春，薛景晦将其所著《古今集验方》十通抄录副本，寄送刘禹锡，请刘禹锡斧正并为作序。刘禹锡深为薛景晦爱民之心感动，不但作热情褒扬之诗以颂之，又将自己收集的五十余篇验方整理为两卷，以“传信”为名，复赠薛景晦，使二人共成为民造福之功。“传信”一词颇为贴切，意思就是把自己所确信的东西传告别人，此词出自《春秋》“信以传信”之义。《传信方》中每个方药“皆有所自”，大多数来自民间有事迹可传的验方。正如刘禹锡所言：此书是“一物足以了病者”的单方和验方。《传信方》虽只收录了五十余方，但涵盖了内、外、妇、儿、口腔、眼科等多科疾病，如腹痛、霍乱、脚气、痢疾、疔疮、月经病、虫咬伤等。这些都是当时的常见病。加之，所收方药还具有“价廉、有效、易得”三个显著特点，深受穷乡下邑百姓的喜爱。《传信方》收录的验方临床价值较高，加之叙述严谨，言语生动，也备受历代医家推崇，宋代著名的《图经》《证类本草》及明代《本草纲目》等医籍都引用过此书中的药方。有的药方还被日本的《医心方》、朝鲜的《东医宝鉴》所收载，说明《传信方》还为中外医学交流作出了贡献。
将医书刊行，可以解救百姓疾病；修筑海阳湖壖坝，则是刘禹锡为杜绝水患而作之义举。刘禹锡来连州四年，数遇海潮风雨，虽殚精竭虑减轻灾情，但海阳湖漫水灾害始终令刘禹锡忧心。
海阳湖由当年抗击安氏叛军、保全十五座城池的名臣元结开挖，沿湖并有“海阳十景”，刘禹锡到连州后引以为名胜，只因年久失修，一处美景却成害民隐患。刘禹锡敬仰元结奋命抗敌之勇气，时时以元结建功勋于岭南而自励。视海阳湖破败之状，禹锡常有愧对先贤之叹。元和十三年（818）秋末，刘禹锡征发劳力斩茅植树，疏浚河道，发石引泉，整治一新，又将海阳湖周边原有壖坝加高加固，至元和十四年（819）春，终令海阳湖再现当年锦绣风光。连州百姓感其功德，遂请刘禹锡在海阳湖边修观景亭，以示纪念。
观景亭落成之日，刘禹锡欣然前往。为新亭命名一事，州刺史理应当仁不让。刘禹锡目睹海阳湖畔春意盎然之美景，追忆元结一生由隐逸而出仕、居官而爱民，颇有古人“不以利禄萦于心，虽居官而犹隐者为吏隐”之意境，实为逆境之中应当效法的楷模。当年吕温为衡州刺史时，亦有诗云“吏中习隐”以赞扬元结之政声，若不拟“吏隐”为名，则无他名可以颂扬元结爱民之情、追思吕温杰出才干。心思所至，刘禹锡遂作《吏隐亭述》，将此亭由来备于后人知晓：
元和十年，再牧于连州，作吏隐亭海阳湖壖。入自外间，不知藏山。历级东望，怳非人寰。前有四榭，隔水相鲜。凝霭苍苍，淙流布悬。架险通蹊，有梁如霓。轻泳徐转，有舟如翰。澄霞漾月，若在天汉。视彼广轮，千亩之半。翠丽于是，与世殊贯。澄明峭绝，藿靡葱蒨。炎景有宜，昏旦迭变。疑昔神鳌，负山而抃。摧其别岛，置此高岸。
海阳之名，自元先生。先生元结，有铭其碣。元维假符，予维左迁。其间相距，五十馀年。对境服人，其犹比肩。
天下山水，非无美好。地偏人远，空乐鱼鸟。谢公开山，涉月忘还。岂曰无娱，伊险且艰。溪山风物，城池为伍。却倚佛寺，左联仙府。势拱台殿，光含厢庑。窈如壶中，别见天宇。石坚不老，水流不腐。不知何人，为今为古。坚焉终泐，流焉终竭。不知何时，再融再结？
自吏隐亭建成至刘禹锡离开连州时，凡有客来，刘禹锡皆要迎往吏隐亭中观景赋诗，盘桓唱和，每每经过，亦要流连一番，可谓情有独钟。
元和十四年（819）注定是刘禹锡一生中最黑暗的年份之一。先是老友韩愈因谏宪宗大肆铺张迎奉佛骨一事，激怒宪宗，几乎遭到斩首，幸而由裴度相救，韩愈诏贬为潮州刺史；去年裴度三次上书谏阻皇甫镈、程异入相，令宪宗有朋党之疑，本年又救其行军司马韩愈，皇甫镈、萧俛等乘罅而倾之，裴度不得已，以检校尚书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出为河东节度使；未几，皇甫镈又构陷崔群不肯为宪宗上“孝德”尊号，触动宪宗内心对其父顺宗的隐愧，再密告崔群有“联络将帅、煽动藩镇”之嫌，使宪宗大怒，贬斥崔群出为湖南观察使。
从元和十二年（817）到元和十四年，朝廷威势虽然得以延续，淄青李师道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两河之地尽归有司，但以裴度为首的忠臣良将们相继被排挤出朝廷。在裴度等人秉政的短暂时间里，征伐藩镇的军事乃当务之急，无暇援手刘禹锡等人，终令刘禹锡等人再堕沉沦之中。
仕途上的失意本是刘禹锡预料之中，谅无可伤。能将一片王土治理得欣欣向荣，刘禹锡自认问心无愧，并不以官不高、爵不显为耻辱，与朝廷大流再成若即若离之势，纵然平定淄青如此大事，亦不过上一份言辞平淡的《贺平淄青表》，以作无声的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