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寮和慈湖，同属桃园县大溪镇福安里。
相传在清朝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福建漳州人卢秀茂、卢金祥来此定居，从漳州妈祖庙带来了一尊妈祖金身，供奉于家中，以保平安。
在清朝道光八年（公元1828年），从大陆移民至此的汉人受到当地原住民泰雅族的侵扰，为了祈求平安，汉人们把卢家的妈祖金身供奉于当地大户陈集成的公馆。由于前来烧香的人越来越多，1915年通过募捐集资，把陈公馆改建为寺庙，取名福安宮。后来那一带便叫做福安里。据说，蒋介石当年对福安里这名字很喜欢，以为是“幸福平安”所在。正因为这样，两蒋的陵寝都选择在福安里——慈湖和头寮。
头寮的这座四合院，原是规模很小的头寮宾馆，1962年7月17日落成。
其实，“头寮宾馆”之称，只是对外遮人耳目而已。当时建造这座宾馆，并不是为了接待旅客，而是存放“总统府”的一部分重要文件以及档案资料。蒋介石毕生“文经武略”的重要文卷以及《蒋氏家谱》，都存放在这里。
蒋经国在1988年1月13日去世之后，于1月30日安厝于此，这里改称“大溪陵寝”。原本存放于此的文件、档案，移往阳明山的阳明书屋保存。
离开了“慈湖陵寝”之后，我所乘坐的轿车行驶了大约一刻钟，便到达“大溪陵寝”。蒋经国选择了离慈湖很近的头寮作为自己的安厝之所，据说是为了表示对父亲“随伺在侧”的心愿。
在我看来，蒋经国的“大溪陵寝”远没有蒋介石的“慈湖陵寝”那么气派。其实，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蒋经国生活简朴、不事铺张的为人。
然而，蒋经国去世后，前来大溪蒋经国陵寝瞻仰的人潮不断，每年都有一百多万人。
蒋介石去世之后，1975年4月28日国民党中央举行会议，推选蒋经国为中央主席。从此，蒋经国正式“接班”。1978年，严家淦“总统”任期届满，蒋经国当选第六任“总统”，并在1984年连任“总统”。
蒋经国虽说是子袭父位，如同封建王朝皇帝的世袭一般，但是我在台湾采访，方方面面的人士差不多都对蒋经国表示称赞。即便是民进党人士，也是如此。我发现，蒋经国在台湾的威信，大大高于其父蒋介石。
2003年1月，在蒋经国逝世15周年之际，台湾媒体进行民意调查显示，对于半个世纪以来台湾的历任领导人，有百分之四十五的民众认为蒋经国对台湾民主发展贡献最大（其余是李登辉百分之二十四，陈水扁百分之八，蒋介石百分之五）；百分之六十一的民众认为蒋经国先生对台湾经济贡献最大；百分之五十的民众以为蒋经国执政时代的社会风气最好。
我请教台湾朋友，他们都说蒋经国比蒋介石“开明”。
按照蒋介石的安排，是刻意要让蒋经国接班。正因为这样，在蒋介石作为“总统”执掌台湾政权的时候，就安排蒋经国为“行政院长”。蒋经国呢，则在父亲耳提面命之下，一切要按照父亲的意见去办。国民党前情报局官员谷正文曾经回忆说：“事实上经国先生他内心很痛苦。有时候一些事情他正在那里做，他父亲一棒子把他打掉了。这是常常有的事。”
蒋介石去世之后，蒋经国兼国民党中央主席与“中华民国总统”于一身。尽管蒋经国还必须扮演“孝子”的角色，时时表示遵照“父亲遗嘱”办事，但是毕竟再也没有人可以“一棒子把他打掉了”，所以他对台湾政治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蒋经国在台湾深得民心，便在于他进行的改革。
蒋经国上任之后，就提出建立一个“为国效命、为民服务”的廉洁政府。在蒋介石时代，贪污成风，百姓怨恨。蒋经国本人率先清廉，生活俭朴。蒋介石喜欢选择山青水秀之处花费巨额资金建行馆，蒋经国则一个行馆也不建。他亲近百姓，深入民间。平常他很少穿西装，总是穿茄克衫，以便在深入民间时能够与百姓缩短距离。他倡导“科学管理，消除特权，严惩贪污，起用才彦”，进行内政革新。
蒋经国谋求台湾经济的大发展，启动台湾经济起飞。他提出“在稳定中求发展，在发展中求稳定”的经济方针。他在台湾进行了“十大建设”，即建设南北纵贯高速公路、西部铁路干线电气化、北回铁路、苏澳港、台中港、中正国际机场、“中国造船厂”、“中国大炼钢厂”、石油化学工业及核能发电厂。
蒋经国使台湾经济迈向国际化、自由化、制度化。在他的领导下，台湾经济连年保持高速增长。
蒋经国决意走出蒋介石的阴影，在政治上进行了一系列大幅度的改革。
蒋经国首先决定解除实行多年的“戒严令”。
台湾的“戒严令”是蒋介石退踞台湾后于1949年5月19日颁布的。“戒严令”宣布台湾地区处于战时动员状况，规定封闭台湾全省，限制出入境，实行军事管制，封锁大陆消息，严禁一切违禁的言论、出版和罢工、游行等活动。这个戒严令从1949年一直延续到1986年。
马英九当时是蒋经国英文秘书。马英九回忆说：经国先生曾让他研究“戒严”（martial law）的含义，以及国际社会对台湾戒严的观感。马英九告诉蒋经国，“戒严”的英文意义是“军事管制”、“没有法律”，国际上因此对台湾持有恶感。蒋经国听了，感到震惊。
于是，1986年10月7日下午，蒋经国在接见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行人Graham女士时，第一次对外公开透露：台湾“将解除戒严，开放组党”。
马英九回忆说：在把蒋经国的原话翻译给来访者时，他产生了一种“我们正在改写历史”的强烈感觉。
1987年7月15日，台湾宣布解除“戒严”。
蒋经国着手改善海峡两岸关系，准备开放台湾民众前往大陆探亲。
蒋经国指令英文秘书马英九完成《民众赴大陆探亲问题之研析》。为了保密，马英九对这一提案起了一个含义深刻的代号，叫“颍考专案”。
“颍考”，这一典故出自《左传》：郑庄公打败其弟，放逐其母，郑国大夫颍考费尽心机，促成了郑庄公和母亲的团聚。
马英九在1987年6月完成了“颍考专案”。经蒋经国批准，1987年10月15日，台湾“内政部长”吴伯雄奉令宣布民众赴大陆探亲实施办法：同意“除现役军人及公职人员外，凡大陆有三亲内血亲、姻亲或配偶的民众”，均可于11月2日起向台湾红十字会登记。
就这样，1987年11月2日，成为历史性的日子。预定在上午9时开始登记，但凌晨就人山人海，当天办妥赴大陆探亲手续的台湾民众达1334人。
此后半年之中，申请者14万多人，6万多成行，前往大陆。
蒋经国还容许反对党组党，同意报纸增张并开放报纸登记，奠定了台湾民主政治的基础……蒋经国大力启用“本省人”担任政府要员，其中包括起用“本省人”李登辉担任“副总统”（尽管李登辉后来的所作所为违背了蒋经国的初衷）。
蒋经国这许多大胆的政治改革，即“政治民主化，干部本土化”，在蒋介石时代是不可想象的。蒋经国改变了蒋家政权那种强权、专制的形象。就连最初谴责蒋经国“子袭父业”是封建行径的人，后来也承认蒋经国的政绩出人意料，即便蒋经国不是蒋介石的儿子，也值得让他当选台湾“总统”。
蒋经国晚年，备受糖尿病的折磨，依靠注射胰岛素度日，以致手臂上密密麻麻都是针孔！然而，胰岛素毕竟治标不治本，糖尿病日益严重，终于夺去蒋经国的生命。蒋介石并无糖尿病，蒋经国的糖尿病是由他的母亲毛福梅遗传，而蒋经国又把糖尿病遗传给他的子女。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病逝，终年79岁。如果说，在蒋介石出殡时，是以政府行为动员百姓送灵，那么在蒋经国出殡时，百姓大都出于自愿为他送行。
我来到蒋经国安厝的大溪陵寝时，正值蒋经国逝世15周年纪念日刚刚过去。那里的接待官员告诉我，2003年1月13日，国民党、亲民党高层人士纷至沓来，前来头寮宾馆蒋经国灵前拜谒。
第一个来此的是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在清晨六时半就前往谒陵。宋楚瑜曾经担任蒋经国秘书。他在头寮说，人民怀念蒋经国“节用、爱民、平实”的政风。
第二个到达头寮的是当时担任台北市长的马英九，他在上午7时谒蒋经国陵，并在蒋经国的灵前下跪，行叩拜大礼。曾担任蒋经国英文秘书的马英九，对蒋经国怀有深厚的感情。他说，大家不应该把蒋经国神化，而应该学习他施政的精神。他说，执政者应该思考如何让下一代更幸福，而不是下一次选举的胜负。
接着到来的是当时担任国民党主席的连战，他在上午率领国民党高层人士在蒋经国的灵前致敬。
由蒋经国一手提拔的李登辉，没有去头寮拜谒蒋经国灵柩。李登辉宣称在2003年3月出版《蒋经国总统与我》一书，详细叙述蒋经国如何推动本土化过程，以及李登辉和蒋经国相处16年的点滴，以纪念蒋经国。
在蒋经国去世15周年之际，《联合报》发表民意调查结果：百分之八十六的台湾民众肯定蒋经国对台湾的贡献。
我来到头寮宾馆，见到这个小四合院远远小于蒋介石在慈湖的行馆。
这里的官员已经接到慈湖的电话，给予我热情的接待。他们陪同我参观，并进行详尽解说。
蒋经国的灵柩，安厝在这个小四合院的正厅。与蒋介石一样，蒋经国的棺木安放在黑色大理石的陵寝之中，并未安葬。在灵柩前，安放着白花组成的十字架，表明他与蒋介石一样，都是基督徒。
我见到正厅门口，摆放着两个黄色的花圈。其中的一个是时任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送的。
另一个花圈引起我的注意，上面写着：
“父亲大人灵右，儿孝严率家人泣首。”
这是章孝严第一次以儿子的身份，向蒋经国献上花圈。章孝严力主一个中国，并致力于两岸“三通”，是台湾著名的“统派”人士。他在1月13日上午前来谒陵，送了这个花圈。他在谒陵时说，希望蒋经国能保佑国民党，帮助国民党在困境中站起来。
章孝严认祖归宗，在台湾引起广泛注意。
蒋经国曾经有过三次婚姻：
蒋经国的第一位妻子叫冯弗能（俄文名字为索比诺娃）。这一秘密是在苏联解体之后才从克格勃的档案中透露出来的。冯弗能乃冯玉祥将军之女。1926年蒋经国在留学苏俄时与冯弗能结婚。翌年彼此因政见不同而离异。
蒋经国的第二位妻子是苏联姑娘芬娜，后来改名蒋方良。据说，在1934年，正在苏联一家工厂工作的蒋经国下了夜班回去时，路遇一大汉拦劫一姑娘，便将大汉打翻，救出姑娘，这姑娘就是芬娜。翌年，蒋经国与芬娜结为夫妇，后来生三子一女。三子为蒋孝文、蒋孝武、蒋孝勇，女儿为蒋孝章。
蒋经国在苏联时叫芬娜为“芳”。回国之后，蒋介石赐名“蒋方娘”。当蒋经国带着她回到故乡溪口拜见母亲毛福梅时，毛氏说：“‘蒋方娘’这一名字不好，岂不成了我们做长辈的都要喊她娘了！还是把‘娘’字去掉女旁，叫方良吧。”
从此，芬娜的中国名字叫做“蒋方良”。
蒋方良与蒋经国共同生活了53年，直到1988年蒋经国病逝。
蒋经国还有一位非婚之妻章亚若。20世纪30年代末，蒋经国主政赣南，章亚若成为蒋经国的秘书。1942年章亚若为蒋经国生下一对双胞胎儿子。半年之后，章正要带孩子去见公公蒋介石，却暴病而死于广西。蒋经国这两个非婚而生的儿子，改为母姓，即章孝慈、章孝严。
章孝严在1949年被携往台湾，定居于新竹。他从东吴大学外文系毕业，曾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馆”秘书、“外交部”常务次长。蒋经国去世之后，任“外交部”部长、国民党秘书长、“总统府”秘书长。他花费一年四个月的时间办理认祖归宗手续，在2002年12月才终于将身份证父母栏更改为“蒋经国、章亚若”。
在蒋经国去世15周年纪念之际，章孝严第一次以“蒋家人”、“蒋经国之子”的身份，前去拜谒蒋经国陵寝，并献上这个花圈。
大溪陵寝的正厅两侧，共有八间厢房，分别为纪念室、书房、客厅、餐厅、卧室等。
承接待官员的美意，我来到蒋经国陵寝之侧的蒋经国办公室。这个办公室原在台北“总统府”。1996年10月24日，把原物迁到此处，按照原貌布置，成为“蒋故总统经国先生纪念室”。
接待官员告知，前几天，连战、宋楚瑜、马英九、章孝严以及蒋经国夫人蒋方良前来谒陵，也都来到这间纪念室参观，怀念蒋经国。
步入蒋经国纪念室，亦即他的“总统”办公室，我见到正中挂着蒋介石像以及蒋经国的座右铭：“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死生于度外。”
办公桌的两边都放着一张椅子，因为蒋经国习惯于与来访者面对面谈话。
办公桌上放着台灯，灯的底座上有两个按钮，上面分别写着“武”、“王”。蒋经国一摁按钮，秘书随即前来。
墙上的挂钟，停在蒋经国去世的时刻。
办公室里的一切，笼罩着浓郁的“蒋介石气氛”。种种陈设都在表明，他是“子承父业”，按照父亲蒋介石的思想、理论、路线、政策办事。
办公室醒目地摆着一只红木箱子。箱子上刻着《蒋氏宗谱》，“周泰署”，“周泰”即蒋介石——他幼时在家叫“周泰”。这《蒋氏宗谱》是蒋经国“子承父业”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