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剑桥待了一晚上。我们一直在争论这个问题。她说得头头是道，我不得不想，没有书面指示，她是怎样得知神圣理念的细节的呢？她把我和老师批驳得疲惫不堪。最终她将我们无力反击的行为当成被她劝服的证据。
第二天一早，我们还未起床，她就去了纽约和华盛顿，拜访了贝尔博士、劳伦斯·赫顿夫人、哈森·洛兹先生等人，说明我要承担的使命。她说我很强烈地希望把我享有的福祉分享给其他又聋又盲的孩子。
赫顿夫人连忙写信，叫我们亲自到纽约去解释。我们在格林尼治储蓄银行洛兹先生的办公室见面，因为我大学的资助人H. H. 罗杰斯先生不能到场，他请马克·吐温代表他。大家就此展开反复的争论。
最后马克·吐温总结说，他不知道上帝想要他说什么，但他知道H·H·罗杰斯先生想要他说什么。
“罗杰斯先生希望大家了解他的想法。”他说，“他不打算在某某夫人的建议下资助上帝的任何事业。这位夫人似乎完全了解上帝的意图，并完整地传达了上帝的旨意。她已经说得很清楚，她要为不幸的孩子建立学校。但是上帝没有做出任何书面的指示，她如何了解到旨意的细节的呢？也许她是上帝的代理，但上帝应该有许多好旨意，她又是如何正确选择神圣的旨意的呢？”
在我的生活中，总有人认为自己比我和老师更有见识，希望我们听从他们的指导。毫无疑问，如果有些计划付诸实施，对我和老师也有好处。但是，我们实际上很难分辨这些“绝妙”的建议能否实现，因为很多目的是相互抵触的。
这些人，开始是陌生人，然后在一定情况下成为朋友。当我们的意见出现分歧时，友谊就在很大程度上破裂了，他们甚至会勃然大怒，指出我们的“不足”，赌咒发誓说只要我们按着他们的计划，我们就会名利双收，同时也能做善事。他们夸夸其谈，千篇一律，还拉来朋友助阵，一天又一天，络绎不绝。有时，我不得不请我的密友罗杰斯先生、赫顿夫人、威廉·索夫人把我从这些说客的纠缠中拯救出来。
当我还是小姑娘的时候，柏金斯盲人学校校长安纳格诺斯先生——豪博士的继任者，就费尽周折想把我和老师留在柏金斯盲人学校。但沙利文老师认为留在那里对我的成长不利。她坚信，如果可能的话，残疾人应该在主流社会中生活，而不是集中起来形成特殊群体。
不过待在柏金斯还是有很多好处，几乎所有人都能与我手语交流，我也很快乐地与其他失明的孩子玩耍。而且我喜欢安纳格诺斯先生，把他当父亲看待。他对我特别好，给了我童年里一些最美好的回忆。最重要的是，是他把老师送到我的身边。
当我们离开柏金斯，去继续我的求学之路时，安纳格诺斯先生非常生气，还说沙利文老师忘恩负义，并与我们断绝来往。我想，如果他还在世的话，他会看到，我们选择的道路是更为明智的。
有些人可能成为我的人生导演，为我安排一些由我领衔主演的人生大戏，但他们的想法跟我自己的不和，如果这些计划不能实现，最终受到伤害的是将我的自尊。
美丽的罗马尼亚女王曾经用笔名卡门·席尔瓦写信给我，说她计划把国内所有的盲人聚集起来，给予他们舒适的住处和工作。这座城市会叫“光明之家”。
她希望我来帮助筹款。这个建议的初衷是好的，不过违背了现代帮助失明人士的准则。我去信表示我不能与她合作，这样我就深深地伤害了她。她认为我自私自利，并不是真心为了盲人们的福祉。从此，我们的通信中断，我再也没收到她的来信。
结束这个话题前，我不能不感谢那些没有试图左右我人生的朋友。有趣的是，这些朋友正是给我帮助最大的，他们给我快乐，助我成才。这些朋友给予我信任和资助，使我能实现理想和抱负。他们对我的生活方式完全有发言权，比如我的老师、母亲、罗杰斯先生、卡耐基先生、索夫人还有贝尔博士等。然而他们从不干涉我的生活，让我自由选择我力所能及的工作。我一直在寻找我能做的事，决心在生活中不随波逐流，无论我担负什么角色。
离开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之前，我已经听到来自盲人世界的召唤。1903年，在我大三的时候，年轻的查尔斯·坎贝尔先生满怀热情地拜访我。他在麻省理工学院时，我们曾有一面之交。我也认识他的父亲，著名的弗朗西斯·坎贝尔爵士，一位曾在柏金斯盲人学校求学的盲人，后来创建了英格兰皇家盲人师范学院和音乐学院，因此受到女王的表彰，被授予爵士称号。小坎贝尔先生希望我加入由“波士顿女性教育和产业工会”筹建的一个协会。协会的目标是促进成年盲人的福利。
我答应了他的请求。不久，我就代表这个协会出席了州议会，敦促政府考虑盲人就业的必要性，还要求成立一个州委员会特别关注盲人。委员会最终成立。
虽然我当时并不知道这点，但我的人生事业已经拉开序幕。
在坎贝尔先生的指导下，协会开始了一项实验，尝试盲人可以完成哪些工作。盲人在家里接受商务培训，制作手工艺品，然后在波士顿的一家商店销售它们。新成立的委员会在马萨诸塞州各地开办了一系列这样的商店。接着，在坎贝尔先生的领导下，一场更大规模帮助盲人的运动开始了，并一直持续到1922年。
现代历史上，坎贝尔先生对盲人的巨大贡献无人能及。遗憾的是，他现在不再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不过我坚信，不远的将来，他会重新加入我们神圣的队伍，与黑暗抗争。
1904年秋天，我们搬到伦瑟姆后，我才认认真真地开始研究失明，以及失明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我发现首要的问题是信息不能共享。马萨诸塞州的人对于美国其他地方的活动几乎一无所知。在不同学校和社会团体之间有着“空间和精神上的分隔”，这使信息的收集和传播都面临很大的困难。
那时没有准确的盲人普查，没有全国性的职业分布调查，没有骨干团体去各地开展帮助盲人的工作，也没有官方机构研究或者提供信息。盲人们使用的器具非常原始。盲文书籍昂贵，而且连盲文印刷系统都不统一。
最早的盲文是凸版印刷的罗马字母，这并不令人满意，文学和音乐教学主要还是依靠口授。几乎没有可触摸的文字。随着布莱叶点字法的发明，那些突起的小点才能很容易地用手指分辨出来，不同的组合代表不同的字母，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盲人接受教育的时代由此开始。每个学生都能使用布莱叶点字法读和写。
它适用于任何语言、普通书写或速记，以及从数学到音乐等各类课程。作为一个体系，它胜任一切工作，整体提高了盲人的教育状况。
盲文发明人路易斯·布莱叶三岁因事故失明，在巴黎的国家盲人学校学习、执教。这所学校也是盲人学校的开端。十六岁时，他发明了完全不依靠眼睛的盲文字母体系，还发明了专用的写字板。全世界的盲人至今都在使用他发明的这个体系，而且没有变化。我们把路易斯·布莱叶称为我们最大的恩人，地位仅次于开创第一所盲人学校的瓦冷丁·海伊。
然而马萨诸塞州柏金斯盲人学校的校长豪博士，也是美国盲人教育的权威人士，拒绝使用这套体系，并继续使用罗马字母。其他学校纷纷效仿马萨诸塞州。
但是，由于大多数盲人都无法阅读罗马字母，自然需要有可以阅读的东西。于是，数种点状盲文在美国应运而生，而且每一种都固执己见，盲人反倒没有发言权。因为每一种盲文的印刷量都很小，造成刊印盲文书的费用异常高昂，同时也让印刷体系非常混乱。我们的盲文杂志就要用几种盲文来印刷，费用因此翻倍。
我自己就学了五种盲文：纽约点、美式布莱叶、欧洲布莱叶、穆尔盲文以及线型盲文。《圣经》以及其他书籍都要用这五种盲文印刷。
而成年盲人的状况非常糟糕。多数人无所事事，穷困潦倒，大多数人栖身于救济院。没有教育，没有工作，没有娱乐，没有任何资源。最残酷的不是失明，而是他们的内心状态，总认为自己是家庭和社会的负担。
当我与一些卓有见识的正常人交谈时，我吃惊地发现，他们对失明都有带有中世纪的偏见。他们坚信，盲人可以用触觉分辨颜色，感觉比正常人还灵敏，还说大自然为了弥补盲人失去光明，赋予了他们非凡的敏感和坚韧的心灵。如果真的这样，失明就是一种优势了。
在所有工作中，最重要的是如何预防新生儿失明，但这点却连谈谈都不行。
早在1881年，医生们就已经知道，至少三分之二的盲校儿童的失明，是因为分娩时的细菌感染所致，而且这种新生儿结膜炎是很容易预防的。但因为这与性病有关，尽管并不全是性病引起的，仍然少有人敢把此事推入公众视野。
直到1900年，一些内科医生才将此事告知公众，其中就有水牛城的F·帕克·路易斯医生、纽约的A. 莫若医生以及波士顿的诺斯医生。正是这些医生的帮助，使我所在的协会和委员会开始了预防工作。同时，这场运动促成了全国失明预防委员会的成立，至今该委员会仍然活跃。
几年后，我到访堪萨斯城，那里的眼科大夫希望我去劝服《堪萨斯星报》的主编内尔森上校，让他同意在他的报纸上开展新生儿眼病问题讨论。起先，他拒绝了，不过见我非常失望，他又说：“好吧，把你想说的写下来吧，我看能怎么帮忙。”我把事实现状写下来，他把文字放在星报的头版头条。前进中的又一大障碍被克服。
1907年对于盲人有重大意义。爱德华·布克先生让《女性家庭杂志》在开篇就直言不讳地讨论造成失明的原因。我也写了一系列文章给他发表。同时《玛蒂尔达·齐格勒盲人杂志》在威廉·齐格勒夫人的资助下创刊。坎贝尔的《盲人瞭望》也开始出版。
也是在1907年到1908年间，《教育百科全书》向我约稿，介绍盲人教育问题。这让我非常吃惊，因为我对此并不熟悉，手上唯一的相关书籍是本德文的《失明》。此书不是盲文版，所以由梅西先生在一天的工作后读给我听。随着关于这些问题研究的深入，他还为我读了狄德罗关于失明的文章，以及法语故事《颤抖之下》。
我做得越多，各种请求也越多。我一次次受邀写稿、参加会议、发表演讲。
为了引起公众对聋盲人的关注，我不停地访问世界各地，参观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的学校。
贝尔博士和苏格兰的詹姆士·科尔·拉夫博士督促我把失聪人士的问题也推到公众面前。虽然我对失聪者和失明者的福祉一样感兴趣，而且一直认为失聪比失明让学习说话更困难，但我真的分身乏术。
我倾尽全力进行了几次演讲。那时我还没有接受过演讲训练，听众只能在较小的讲坛上才能听清楚我的声音。有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在圣路易斯博览会上，为了让聋盲儿童得到更广泛的关注，我在一个上午向一群教师宣讲。人山人海，我的声音显然无法被听到。戴维·罗兰·弗朗西斯先生是大会的主席，声音洪亮，他建议由他帮忙我致辞，但是我没有讲演稿。于是他说：“那好，我能完全听懂你的话，我来复述你的讲话。”我战战兢兢地开始致辞。他把手放在我的手臂上，告诉我什么时候该停顿和继续。尝试几句后，我很满意，结果一切顺利。讲演结束时，听众热烈鼓掌。
演讲的同时，人群密集起来，让我们无法走出去了。梅西夫人和我与护卫都被挤散了。我们的衣服被扯破，我帽子上的花也被人摘走做纪念物。弗朗西斯先生叫来警卫驱散人群，派出六位身强力壮的士兵才护送我们穿过展厅。
虽然我们受到热烈欢迎，但我们对美国的聋盲人没有做出什么建设性的贡献。如今，二十年过去了，仍有许多不幸的孩子没有走出黑暗、死寂的牢笼，我对此感到心痛。我生活中最悲伤的时刻，莫过于我握着他们探索的双手，感受到他们无声的求助，却无能为力。但抱怨没有用处。我之所以提到我年轻时希望拯救他们的梦想和努力，只是因为这些回忆今天依旧甜蜜。
征服无声的世界
跟富勒女士学说话
失聪的人学习说话绝非易事，如果没有视力，更是难上加难。但是学会说话对于失聪者非常重要。没有语言的人，就不是完整的人。即使语言难听，说话本身也是一泉活水，能给予他们快乐。这与拼写文字是两种不同的情感体验。
我快十岁那年，沙利文老师带我去沙拉·富勒女士那里学习发音。她是霍拉斯曼聋哑学校的校长，还是聋哑人语言教育先驱。那时我只能发出各种噪音，因为我非常用力，因此声音还非常刺耳。富勒女士将我的手放在她的脸上，让我感觉她发音时的振动，然后缓慢而清晰的发音：“a-r-m（手臂）”，老师就在我的手上写下arm这个词。我尽力模仿，数次尝试以后，我的发音就让富勒女士满意了。
那天我学会了好几个单词，不过吐气很重，而且瓮声瓮气的。上了十一次课之后，我已经可以逐字逐句说出：“我-现-在-不-是-哑-巴-了。”富勒女士试图让我明白说话时不要太用力，不要绷紧喉咙和舌头，但我说话时总是不由自主地肌肉紧张，口齿僵硬。我现在才知道，我的训练应该从发声器官开始，然后练习准确发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