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方法就跟普通孩子学习说话的方法一致了。正常的孩子从来到世界上开始，就听到各种声音。或多或少被动地接受之后，他才开始哭喊和嘟哝，通过各种方式练习娇嫩的发声器官，然后才开始尝试说一个个词语。就这样，语言就像落在花瓣上的露珠，顺利落入他的唇齿之间。他不需要思考，就能自然而然地发出美妙的声音。
跟富勒女士学习四年之后，我又到纽约的怀特·汉莫森聋哑学校，学了两年的口语和唇语。自始至终，沙利文老师一直纠正我的发音。她尽量帮助我保持音色的柔和，我也希望如此，但是我的发声器官始终缺乏共鸣。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失聪儿童应该尽早学习说话，越早越好，并且坚持不懈。
怀特先生的训练
1909年圣诞节，我们在佛蒙特州遇到了查尔斯·怀特先生，波士顿音乐学校的著名声乐教师。这次见面时，他表示愿意帮助我练习说话。一年之后，他每周末都来伦瑟姆指导我。
刚开始，我们都把这课程当作实验。但随后他发现教我非常有趣，于是持续了三年。其中有两个夏天他几乎都是在伦瑟姆度过的。他不愿意收学费。他说，如果他能让我言语流畅，他的回报就非常丰厚了。他个性开朗，富有耐心和恒心，心肠好。我们很快都喜欢起他来。我还记得，每次我失败时，他都不懈地鼓励我，支持我。
在这里，我只能大概介绍一下怀特先生的教学方法。他先学了手语，这样才可以像教育其他学生那样指导我。首先，他指导我的姿势和呼吸，让我的肋骨和横膈膜机能更自由地参与到我的呼吸活动中来。接着，他让我通过吸气来练习控制共鸣腔，并控制呼吸以保持这种状态。他的理念是在我用声带发音前，先学会控制共鸣腔，因此我的练习过程都是无声的。我的主要问题是声带不能收紧，声门闭合不好。找到问题之后，我试着用不同的阻力来发声，改变音调的强度。
基本掌握了发音三要素：声音的动力（肌肉）、声音的振动器官（声带）和共鸣腔（腹腔、胸腔和颅腔）之后，我开始学习元音和辅音，先独立后综合。怀特先生还将这些发音制成了一个进度表，以后还用在了音乐学院的教学中。
接下来，我开始练习说话。但他发现，我可以根据他的提示保持节奏和发出重音，但我不能独立决定说话的快慢，不知道哪里该重读哪里该轻读，因此他必须培养我说话的节奏感。他在我的手上打着拍子，反复练习，终于让我学会了节拍。刚开始是两拍，接着三拍、四拍，然后是复合拍，甚至切分音。然后他又帮助我克服了说话和节拍的协调问题。我终于可以把握节奏和有轻重语气地说话了。
最后是音调和音色的问题。刚开始时，我无法控制高低音，不过已经相当擅长感应音调的变化。我把一只手放在他的喉咙上，把另一只手放在自己的喉咙上。当他开始由低到高，唱一个八度音时，我就知道他的意思了。让他惊讶的是，通过这样的训练，我竟然可以分辨音高。他要我唱sol的八度音，la的八度音，最后用音叉发音，我也能根据其音高唱出对应的音符。此外，我还唱出了三度和五度音。
怀特先生花了很长的时间才让我有了上台演讲的语音条件。我们满怀希望。
但是，我的声音还是无法控制，有时升得很高，有时又落得很低，让人泄气。一点雨或风或沙尘，或是一阵欢呼，就能让我的声音跑调。我现在都惊叹家人怎么能忍受我一天到晚地练习声音。常人可以把听过的话语自然地说出来，我却不行。有一天说得很好的句子，第二天一早就全变样了。我不停地练习练习，有时会脱口而出自然优美的语句，可是在我要重复一遍时，它已经逃之夭夭。
首次登台
练习三年之后，我们觉得我可以尝试在公众面前说话了。我和老师被安排登台展示老师的成果和我的语言能力。那是1913年2月，在新泽西州的蒙特卡莱尔。
我简直焦头烂额，恐惧攫住了我的身体，头脑一片空白，心脏似乎也停止跳动了。我不停自问：“怎么办？怎么办？我该如何冷静下来？”就在上场前，我还在绝望地祈祷：“神啊，请让我流畅地说话吧！”
噢，新泽西州的蒙特卡莱尔，我的首次登台。直到我离开人世的那一天，我都会记得。我手脚冰凉，呆若木鸡，全身颤抖，噤若寒蝉，如同在台上戴枷示众。词句到了嘴边，我却发不出一丝声响。最后，我终于发出了一声，感觉像是吐了一颗炮弹出去。但他们后来跟我说，那不过是一声耳语。
我试着回忆怀特先生教我的所有方法，但我一无所获。我拿出所有意志力，以及天性里的倔强，一直坚持到结束。我真希望古希腊雅典的演讲传统还能保留下来——演说的时候有笛子伴奏，最好有个交响乐队把我那结结巴巴的话语完全盖住，情况就不会如此难堪。
最终煎熬结束，每个人都很友善，但我知道我失败了。我准备的所有雄辩语言，所有可以帮助盲人走向光明的词句，都碎裂散落在我的脚边。下台的时候，我满心绝望，满脸泪水，全身抽泣。“这太难了，太难了，我做不到！”不过不久，信心、希望和爱又回到我的心里，我又继续练习。
我没有完全实现童年的愿望——像其他人那样说话。我现在知道我的目标太高了。但是，我还是有了自己的声音，可以帮助我工作，带给我快乐。我付出的努力让我更坚强，也让我更深刻地领悟了人类奋斗的艰辛，以及壮志未酬的失望。
四处演讲
刚开始时，我们只是偶尔演讲，希望能找出一种观众们能接纳的讲演方式。
形形色色的人来听我们的讲演，穷人、青年、盲人、聋人，以及其他残疾人。他们对我感兴趣，而我也想通过特殊的方式向他们传达希望和勇气。
无论到哪里，我们都受到热烈欢迎，这是对我们的莫大鼓励。沙利文老师是个天生的演说家，常常有人称赞她讲述如何教育我的故事时引人入胜。她可以说上整整一个小时，而我就在接待室里安静地读书打发时间。到该我上场的时候，母亲或是其他在场的人引领我上台。我把手指放在沙利文老师的嘴边，然后向观众展示我如何读唇语的。人们会在过程中问各种各样的问题，我都尽量回答。当他们习惯了我并不完美的语音语调后，我开始探讨幸福、感官的价值和重要性，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扶持。
我说话不容易，也不好听。有些时候，我确信他们没有听懂我的话。我的声音时高时低，有些我特意想强调的词句，反倒被我吞掉了。我总是战战兢兢，心怦怦直跳。我常常过于努力，结果自己打败自己，让我的讲演毫无体面和优雅可言。最小的噪音也会让我恐慌，以为观众们已经不耐烦。如果一张椅子移动，或是门外有街车嘎嘎开过，那足以让我崩溃！
但观众们总是很耐心，不管能否听懂我的话，他们总是给予我祝福、鲜花和鼓励，就像上帝眷顾着不完美的人类一般。
通常，老师关于教育我的讲演都能激起听众的兴趣和热情，这弥补了我自己讲演的许多不足。有些人来听了不只一遍，他们告诉我，老师的每一次演讲都充满新鲜感和想象力，当然还有爱，让他们觉得像是第一次听到一样。
有时候，全场寂静无声，让我们非常不安，担心听众心不在焉；但实际上他们太过陶醉，忘记鼓掌了，这是对我们的努力至高无上的褒奖。
刚开始时，我们偶尔在新英格兰、纽约、新泽西以及其他附近的州演讲。渐渐地，我们越走越远。
1913年，我到华盛顿讲演。我们抵达的时候，刚好遇上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就职，美联社请我为他们的报纸报道这一盛况，于是我参与了就职典礼的全过程。
记得那是一个温和的阴天，没有阳光，但有微风。对阅兵队伍来说，这是个好天气。游行开始前，我们已经等了两个小时。人群越来越密集，而且不断有人拥来。乐队奏着华丽婉转的乐曲，老师和梅西先生为我仔细描述战士们英姿勃发的模样，让我很开心。游行活动盛况空前，花费巨大，也充满了欢乐。当方队一个接着一个通过主席台时，我不由得希望战士们就这样潇洒地向总统致敬，其他什么也不要做。
但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最终参战。
屈服于卡耐基先生
在华盛顿演讲之后，我们又陆续到了其他地方，包括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
最后我们疲惫沮丧地回到伦瑟姆。对于未来，我们缺乏信心。
与此同时，我们的经济状况日益严峻。老师结婚后，罗杰斯先生就将每年的资助金额减半。我原以为我可以通过稿费弥补亏空，但是干扰太多，同时我已经厌倦了反复写自己的文章。但是杂志编辑对我说：“不要写那些与你生活无关的题材！”我发现我被限制到只能写一个主题——我自己，很快我就无话可说了。
财务危机似乎一直就是我们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许多人曾向我们伸出援助之手，帮助我们摆脱困境。我不知道卡耐基先生是从何时开始关注到我的，但在1910年末，当他通过友人露西·德比·富勒小姐了解到我们的窘境后，迅速而慷慨地准备为我提供一笔年金。
但这一切我都不知情，因此我尽力委婉地谢绝了这份帮助。那时我年轻气盛，觉得我可以独立自主。卡耐基先生建议我再考虑一下，保证只要我愿意，这笔钱随时都是我的。他说：“卡耐基夫人和我都很高兴经历这段试用期。”于是这件事拖了大约两年。
到了1913年春，我和老师在纽约接受了卡耐基一家的邀请，前去拜访。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盛情款待，感觉到他们是真心想帮助我。卡耐基夫人非常贴心，我也喜欢卡耐基先生。他们十六岁的女儿玛格丽特非常可爱，我们在书房聊天的时候，她走了进来。
“玛格丽特是这里的慈善家。”卡耐基夫人握着我的手说，“她就像仙女一般在我耳边低语，说我必须让人们快乐。”
一杯茶的时间里，我们聊了很多话题，卡耐基先生询问我是否还是拒绝他的年金。
我回答：“是的，我还没被打倒。”他说他理解我的态度和坚持，但他提醒我说，命运已经把我的负担压在了我身边的人身上，而我也应该考虑他们的情况。他的话重重地压在我的心头，从来没有乐善好施的人提醒过我要对我爱的人的福祉负责。他再次说明只要我愿意，年金随时可以给我。他还问到我是否真的已经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
当我承认这是事实之后，他强烈抨击了社会主义，并且威胁我说，如果还不恢复理智，他就要把我拉过去打屁股。
我反驳说：“您这样的大人物应该前后一致，您相信人类之间应该像兄弟般相亲相爱，国与国之间应该和平相处，人人都享有教育的权力。这不都是社会主义的理念吗？”我答应他把我的书《走出黑暗》寄给他，书中说明了我为什么会成为社会主义者。
他还问我讲演的内容是什么，我回答是幸福。“好题目。”他说，“只要人们愿意寻找，世上有很多幸福。”他又问讲演票价多少。我答一美元或一块五。
“太贵了，贵得离谱。”他说，“五毛或是七毛五，你会赚得更多。”
卡耐基先生还问我为什么不多写作。我解释说写作很难——首先，我写得很慢，而且编辑限制了我的写作题材。他说除非偶尔灵感涌现，写作对任何人而言都不是轻松的工作。“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都需要艰苦努力才能得到。据说彭斯写‘无论何时都要保持尊严’这首诗是一气呵成的，我不相信。没有多年面对不公正现象的思考，写不出这样的句子来。我跟你说，这首诗是彭斯一生的写照。”
拜访卡耐基先生以后，我和老师继续四处演讲。但老师的身体状况很不好。秋天的时候，她做了一个大手术，还在恢复当中，但我们想自食其力，我打算在夏天写几篇文章。我们很感谢卡耐基先生，感谢他愿意帮助我们，感谢他的睿智和同情心，感谢他理解我们拒绝他的原因。卡耐基夫人也非常善解人意。我们到访后的12月，她特意写信来，希望给他们一个机会，证明他们的友谊是真心实意的。
就在来年的4月，我不得不面对现实。我们那时在缅因州演讲。当我们抵达巴斯的时候，天气突然降温。第二天一早，老师就病倒了。我们在这个陌生的地方无亲无故，我惊恐万状。在酒店经理的帮助下，我们坐火车回到了家。一周后，我写信给卡耐基先生，告诉他发生的情况，并坦承我拒绝他的帮助是多么愚蠢的决定。
他的回信暖人心肠，并附有一张半数年金的支票。我摘录如下：
命运对我们确实仁慈，我希望你能赞同并去接纳我这番话。这个世界上有一些高尚的人，他们高贵的灵魂让别人愿意为他们效劳，就像他们乐意为别人效劳一样。你就是如此，我由衷高兴我的劝告能够得到重视。请记住，卡耐基夫人和我为此非常感激，因为毫无疑问，给予比接受更幸福。
不可否认，屈服是件丢脸的事——即使是向如此善意亲切的朋友屈服。我可以像裘德那样说：“打败我的，不是我的意志软弱，而是贫穷。”
那段时间，缺钱还只是我们烦恼中的一小部分。梅西先生打算离开我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