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的事儿
刘彻很快就想起他的钱了。
先说点儿别朝的事儿：吕不韦从一个从事“国际贸易”的跨国公司老板到一个位高权重的秦国政要恰恰说明了那些握有经济大权的大商人才能有干预国政的能力和实力。“商而优则仕”是当时金融圈和政治圈的共同真理。
如果说商人的黄金时代是在战国时候，那么汉朝就是商人的黑色时代。
商人干政的现象在汉朝初期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回音壁的最后一声了。
汉朝初期物质匮乏，流通受阻，商人大肆囤积居奇，牟取暴利，导致物价上涨，人心动摇，年轻的大汉朝面临着空前的危机。当时的刘邦甚至为自己的车子找不到四匹一样大小的牛，而当时的商人骑的却是高头公马。
刘邦自然不能容忍这样的羞辱，同时也因为学历有限，他自然也想不到什么金融办法，他的好办法当然就是小人压榨法，在实行强硬手段打压了那些投机的商人后，就粗暴地规定商人不得“衣丝乘车”，商人的孩子不能读书、不能当官，甚至子女通婚也要受到严格限制，这种仇富心理几乎导致商人阶级的崩溃。
刘邦这种粗暴的行政干预是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完全是权对钱的绝对压榨。
到了刘彻这里，情况就不一样了，开刀的对象还是商人，可这主刀大夫的手艺是非常精湛的。
刘彻有一个非同寻常的智囊团——商人出身的桑弘羊。他可以称作是史上最为高明的搜刮能手，野蛮的掠夺行为三下五除二就被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最让商人恐惧的政策恰恰又是出自商人之手，这样的一个以敌制敌的办法很容易让我们想到接下来商人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命运。
刘彻在一连串的组合拳之后，商人们晕了，他们很快就明白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在汉朝做一个商人是多么危险的一件事情啊！
在汉代以后，能让人记住的古代商人已经寥若晨星，大多数留名的走的也是搞笑路线，比如卖草鞋的刘备和卖烧饼的武大郎，这些人数量可以无限多，力量却又无限小。
商人已经不是热热闹闹、牛逼哄哄的角色了，商人已经是有点儿没落的冷感了。
商人的噩梦
干一件事，首先要考虑钱的问题，这皇帝也不例外。
对于匈奴，刘彻是放长线钓大鱼，可这鱼线的造价确实不低啊。
汉朝的农民辛苦种出来的粮食，哪禁得起匈奴这连人带马的一顿糟践，可匈奴最爱干的也就是这事，汉朝的农耕生产受到严重的威胁。
刘彻养马练兵，和匈奴持续战斗了四十多年，最终击垮了匈奴的主力。我们知道，军事上的实力绝对不能只取决于决策者的知人善任和运筹帷幄，也不能只取决于将士们的英勇善战，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钱，从古至今，钱都是大问题，一直都是。
打仗是废银子的事情，看看伊朗和阿富汗就知道了。
刘彻俯瞰汉朝子民，这油水从谁身上挤呢？
刘彻犀利的凶光划过商人泛光的脸。
《汉书·食货志》记载：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刘彻向还沐浴在“休养生息”这个澡盆子里的商人们“大开杀戒”了。
现在汽油这个贵啊，多少有车的人想梦回古代，北边山坡上割点儿草基本上就能够让这马车开他个几十里了，可你做梦要是到了刘彻那个时代，那么我告诉你，这绝对是个噩梦。
我国最早的“车船税”闪亮登场了。如果你是官吏、三老、骑士，那么好，你愿意开多少车就开多少车；如果你是一般平民百姓，每辆车得交一百二十钱的税，特注：如果你是商人，那么对不起了，你每辆车得交二百四十钱的税。
地上走的完事了，水里游的开始了。
只要拥有船只五条以上，一条纳税一百二十钱。
那个时候的商人是怎么回事，就是南倒北买，赚的就是个折腾钱，这折腾的工具当然就是马车和船只，这些作为商贾必不可少的交通运输工具，都是无法藏匿和逃税的。
所以，刘彻在车船上面没怎么废工夫就征集了大量的税收。
到了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刘彻发动了远征匈奴的战略大决战，击溃了匈奴左贤王的主力。在这一战中，汉朝十四万马匹出塞，得胜回来时仅仅剩下三万匹。仅此一点，打仗真的是烧钱。
烧钱是烧钱，充当消防员的还是商人，刘彻又向商人开征财产税——“缗钱税”。这个拗口的税就是要求商人们向政府如实呈报财产，你说的是不是实话还得经过验收，按率征税。手工业者财产四千钱征一算，而商人们则要每二千钱征一算（一百二十钱），不仅如此，还向高利贷者开征利息税，按其本金，每二千钱征税一算。
征税期间，如果遇到不老实的偷税漏税行为，基本上和现在死刑犯判决的中间一句等同：“判处某某死刑，没收其全部财产，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刘彻发动群众的功夫是不错的，当时有一个“告捐”制度，凡是告发不如实申报财产的举报人，查实后奖给告发者一半。这和我们现在的有奖举报制度有点儿像，我们现在的有奖举报制度恐怕就是根据这个演变过来的，几千年了，确实经久耐用。
刘彻的财产验收官也许有打盹的时候，可是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这个睡着了，还有那个是睁着的。
重罚之下也有勇夫，汉朝以身试法的商人不在少数，通过这些措施所征收和没收的财物以亿计，刘彻又大赚了一笔。
刘彻找到了生财之道，于是，这项征税运动愈演愈烈，征税范围由原先以现钱和车船为主扩大到包括田宅、畜产、奴婢在内的一切财产。值钱和不值钱的财产统统都要折合成一定的现钱做纳税的基数。前述那些擦亮眼睛举报偷税漏税的良民慢慢发现，他们告的人不是他们的三舅，就是他们的大姨。收税对象由最初的“只为商贾居货者设”，扩大到“凡民有蓄积者，皆为有司所隐度矣，不但商贾末作也”。（《汉书·食货志下》）
这项疯狂的敛财运动虽然增加了政府的收入，打击了大商人，但从另外一个方面也阻碍了私营工商业的发展。
刘彻的金算盘
一个帝王从来就不是专攻某个专业的，你看那个专攻文学的南唐后主，文章写得很好，可是治国就差了点儿。
刘彻的税收方法侧重于有钱出钱的原则，凡是商人可以发大财的生意，一律由官办经营，例如开矿、冶金、煮盐，酿酒，其他的行业也要抽营业税。最厉害的是财产税，不管是动产或不动产，概由业主报价照抽。
刘彻自然也不是学经济的。他的背后有一个人，也正是这个人，掌管着此时汉朝的算盘。
这个人就是桑弘羊，刘彻时期的大臣。
桑弘羊，洛阳人。出身商人家庭，自幼有心算才能，以此十三岁入侍宫中。自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起，一直到刘彻去世，历任大司农中丞、大司农、御史大夫等重要职务，与担任大农丞的大盐铁商东郭咸阳、孔仅二人深得武帝宠信。元狩年间以后，在桑弘羊的参与和主持下，先后实行了盐、铁、酒官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统一铸币等经济政策。此外，还组织了六十万人屯田戍边，防御匈奴。这些措施都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成功，暂时缓解了经济危机，史称当时“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桑弘羊能成为理财专家，这与他的家庭和故乡是紧密相连的。到了战国时期，经商已经成为洛阳人的重要职业。一些人经商致富后，就参与了政治活动。当时的洛阳是早在周朝就建立的一个军事和政治重镇，周公征服殷人后，把俘虏的殷人都称作“顽民”，这个叫法可不是什么光荣称号，不是顽皮的人民，而是顽固不化的刁民。
这些人不但被强制安上了绰号，而且他们还没有参加政治活动的权利，于是大多数人就是下海经商了，这句话差点儿让我说成落草为寇。
商人是最富冒险精神的一个阶级，这点无可否认，在商人光景日渐萧条的时候，偶尔蹦出那么一两个商人，着实让人吓一大跳。
桑弘羊的家庭就是当时洛阳很富有的大商人，否则他小小年纪就能做刘彻的侍中实在是不可思议。侍中是一种加官，从上到列侯、将军、卿、大夫，下到太医、郎中，都可以加官为侍中。当了侍中，就意味着你可以经常出入禁中，接近皇帝，所以这个特殊的官职一直非常热门。
可见，这个职位是花了不少银子的。
买卖一
桑弘羊从十三岁做侍中，一直到三十九岁出任大农丞，当了二十六年的侍中。
这期间，由于汉武帝大规模地对匈奴用兵，文景之治攒下的那点儿家当也快被用光了，汉朝面对着严重的财政赤字。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主要负责财政的大农令为了弥补财政的亏空，向刘彻推荐了山东的大盐商东郭咸阳和河南南阳的大冶铁商孔仅担任大农丞。
以敌制敌，这招最狠，刘彻利用他们经商的经验和技术，把赚钱的买卖全部让朝廷来做。
桑弘羊这个时候已经是三十四岁了，由于他很善于计算经济问题，刘彻让他帮助东郭咸阳估算研究盐铁官营的细则。
对于汉朝，这可是个大动作，整整耗时一年之久，细则的内容主要是将原来私营的盐铁划归朝廷管，由国家完全垄断盐铁的生产，不许私人经营。
这个霸道的计划很快就得到了刘彻的批准，他很快就设立了盐铁的官营机构，好多大商人也乘机改行做官了——原来经营盐铁生产的商人为各地官营盐铁的主管官。这项政策在经济上是取得很大成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