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美籍华人物理学家任之恭教授给我寄来一册精装本新著《一位华裔物理学家的回忆录》，我竟发现老人将我1978年10月在黄山给他拍摄的那帧他健步登山的彩色照片选印在护封上，可见他是很喜爱这帧彩照的。说起这帧照片，便使我想起，我也就是从那时起结识他的。
1978年10月，组织上安排我参加接待任之恭教授，并陪他游览黄山。当时，我为之一震。任之恭，好大一位名人，真正名扬四海的学者、教授，颇得科技学术界尊敬和崇拜的老前辈。
但，就在我见到这位长者之后，我又为之一震。他衣着朴素，毫无想象中那般的通身珠光宝气；他面目慈善，毫无有些所谓权威学者那般不可侵犯的威严面孔；他言辞流畅，毫无长期旅居海外而生疏祖国语言的困窘；他步履矫健，毫无古稀之人行动艰难之态。短短的相处之后，你就会体察到他不愧为一位教育家，他的言行直接或间接影响着你，使你自觉自愿地去接受他的教诲和思想；他又像一位可亲可敬的父辈，使你和他生活在一起无拘无束，时而还使你感受到上辈对下辈的那种疼爱的缕缕温情。就拿他对我来说，他总是把我这个已过而立之年的人当孩子待，有时还悄悄地塞给我一些当时较为稀罕的巧克力或水果等零食。
总之，他给我的印象是美好的。另外，别看他在正式场合显得那般木讷，私下里他却十分健谈，特风趣，时而还夹带着那种东西方文化混合形的幽默感。记得他曾对我说过这么一个故事：有次他登泰山游览时，途中休息，席地而坐，几位年轻的过路人见他满头银丝，精神矍铄，神情欢愉，便好奇地问起他的年龄，他几乎从地上跳起来，打趣地喊道：“不大，才27岁！”逗得在场的人们都哈哈大笑起来。尽管他乐观、健谈，但他很少谈他的过去，更少说起他过去的荣光，直到我在读完这本回忆录后，方才知道任老辉煌的一生。
任之恭教授，1906年10月2日生于我国山西省沁源县城北河西村。父亲是一个富于儒家传统的正人君子，具有很高的道德气节，深得乡邻村民的尊重和爱戴。母亲虽出身在官宦和学者绅士氛围的家庭里，她却没有多受教育，但她具有中国妇女最崇尚的明智、慷慨和精干的本性，用慈善的母爱对待着她所有的孩子，用温顺的妻爱照料着她的丈夫和主宰着任家一切家务琐事。任之恭从小就生活在这么个家庭中，接受着这个家庭的教育和熏陶，6岁即上了村里的私塾，11岁进入沁源县立小学，13岁考人太原市一中，15岁竟以前三名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学校——19"28年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1926年清华毕业后，则成了中国早期留美的学生之一。留学五年后，即1931年，他在哈佛大学获得物理哲学博士学位。1933年回到祖国后，先任山东大学物理学教授，后调任清华大学物理及电机工程系教授。
1946年重返哈佛大学工作，任物理学客座教授和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应用物理研究学院基础研究中心副主任和该大学客座威廉.帕森斯化学物理学教授，直到1974年辞去应用物理研究学院基础研究中心副主任职务并退休。在他漫长的40余年教学生涯中，教人不厌，诲人不倦，桃李遍天下并有所作为。如他的学生王竹溪、杨振宁、林家翘、钱三强、钱伟长、王大珩、戴振铎等，都在海内外的科技界和学术界成了享有盛誉并居领导阶层的显赫人物。他自己从40年代末到70年代这20多年中，在微波波谱领域也作出了许多先驱性的贡献，他利用电子共振的方法研究出了由于核磁距与分子转动磁距的耦合而产生的超精细结构。后来，这个方法扩展到用于液核温度时基块隔离（matrix一isolation）下稳定的自由基（free tadicala）的研究。
任之恭虽在海外生活数十年，但一直心系祖国。1972年2月，当美国总统尼克松应邀访华后，他即在当年6月率领一个旅美华裔科学家代表团回国访问，积极为促进我国科技事业而奔波。在北京，访问团受到周恩来总理亲切接见，并就国际国内形势及中国的内外政策进行了长达五个多小时的谈话。打那以后，他几乎每隔一两年就回国一次。每次回国后，他总是真诚而又热情地把毕生研究成果毫无保留地通过讲学形式奉献给祖国和人民。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多次接见他。回国的日子里，他先后访问了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电子所及其它各地诸多有关科技研究所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复旦大学等院校，在这些地方作学术性的专题报告或作系统性的专业讲座。《微波量子物理学》一书则是他在中科院电子所为期两个月所作的系统性专业讲座后整理出版的一本专著。1978年，任老高兴地接受了清华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担任名誉教授的聘请。他自第一次率团回国访问后，已在美国许多大学和研究所作了几十场报告，从中国的科技史谈起，一直讲到中国国内现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以便使更多旅美华人能了解祖国情况。任老曾为美京华人各界联合会第一任会长，现为名誉会长，长期以来不辞辛苦地为联络侨界人士和接待国内访美人士而忙碌，不亦乐乎。1992年初夏，任之恭教授又不远万里、风尘仆仆地回到了祖国访问、讲学。6月27日晚，按约，我领着我的儿子黄炜前往他同夫人陶葆柽女士下榻处——合肥稻香楼西苑宾馆拜望了二位老人。
一见面又是握手又是拥抱，说不尽的亲热。当我的儿子恭敬地喊了声“爷爷、奶奶好”时，差不多两位老人同时发出了同样的感叹，陶夫人把孩子拢在身边，说：“哦，看这孩子长得多快。记得那年见到他时才那么点高，一晃成了小大人。这不，小韦成了老韦，老韦又有了小韦，难怪我们都老了。”
几年不见他俩，他俩都似乎显老了些。特别是任老，头发全白了，面部的肌肉也显松弛了，但他俩的精神状况胜于生理状况，他俩的热情及言谈举止远少于现有年龄，仍是那般潇洒、那般幽默、那般快活，我真为他俩眼下的健康状况而高兴，我也真减地打心底祝愿他俩健康长寿！
记得那是1978年10月间，我作为一名摄影记者跟随着任之恭教授作了为期一个月的安徽之行，我们朝夕相处，使我从他的言行中体察到一位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长者所具有的美德。在参观游览时，每到一处，他都认真而又耐心地听取别人讲解，凡碰上他尚不熟识的事物，总是毫无顾忌地向他人询问，一直到弄明白方才罢休。途中遇到游人，他总是热情而又主动地和他们打招呼，似乎碰到亲人一般。他发现我和他一样，每晚都学习到深夜，他总是在临睡前来到我住处，招呼我休息或送上点吃的，嘱咐我不要光顾学习忘了注意身体。有时，他还约我一道散步，我俩边走边谈。当他得知我的身世后，他说，人要有一种精神，有了拼搏进取的精神，什么样的困难都不可怕，什么样的堡垒都能攻克下，什么样的高峰都可攀登。他还勉励我，逆境可以造就一个人，要不懈努力，坚持下去定会成功。他还讲些在美国的中国人是如何艰难生活和奋斗的事例给我听，对我启发很大。他很节俭，每次吃饭，他从不浪费一点。有的菜他一筷不动地退回厨房或送给接待他的人们用。记得那次上黄山，巧遇雪凇，一夜之间，葱绿的黄山被晶莹剔透的玻璃般的雪凇裹得严严实实，那真是一个神话般的世界。这下可把老人乐坏了，他似乎一下年轻了十几岁，孩童般端着照相机无休无止地拍摄着这一奇妙景观。归来途中，不知是谁冒冒失失地说了句：“任老，您老这次到中国来可算没白跑啊……”没等话说完，任老生气了，真的生气了，他严肃地打断那人的话说：“别把我当外人，我是中国人，我回家来了。往后谁也不许这样和我说话。”是的，他一直自豪地称自己是中国人，炎黄的子孙。他人在美国，心系华夏，一直记挂着祖国这块生他养他的黄土地。自从尼克松访华后，任老往返于中美之间，充当着一名友好的使者。他无时无刻不关心着祖国的建设和改革，他对国内的建设和改革中的重大事件都认真思考，热情地提出自己的见解。
1984年初，当他从海外报纸上得知中国和西德谈判代储核废料一事时，他马上发起在马里兰大学召开核废料问题讨论会，与会近200名侨界人士认真而又热烈地进行了讨论。会后，他同人合作综合了与会者的意见，写了一份报告，反复推敲、斟酌，几易其稿后递交给了中国有关部门，以备决策参考。
在黄山，老天有意来考验这位老人似的，忽阴、忽晴、忽风、忽雨、忽雷、忽闪，真是变幻无常，难测风云。任老毫无惧色，顶风冒雨，置雷电不顾，攀山越岭，游兴不减。就在翻莲花峰时，雷雨交加，狂风大作，我们无法通过，只得手足并用，爬岩翻坡。狂风暴雨把我们每个人都浇成落汤鸡似的。大家都说这可苦了我们的任教授，可任老嘿嘿一笑，诙谐风趣地说：“这次登黄山，据说在这短短几天里能赶上黄山难得的四季景观，看来是老汉运气不错。但这样的好事全让我赶上，未免不太公平，老天爷给点苦头让我尝尝也是应该的嘛，还是老天爷公道啊！”我以为，正因为任老能这般看待人生，他才具有一种敢于冒险的精神。否则，在他中年时期就不可能冒风险、飘洋过海到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去过艰辛的奋斗生活。我还以为，正因为任老有这种敢冒风险、敢闯难关的精神，再加上有一种坚韧不拔、百折不回的毅力，他才能在事业上做出成就。
回到省城合肥，有趣的是那天晚上，我们陪他在江淮大戏院观看黄梅戏《天仙配》，当七仙女唱到“我本住在蓬莱村，千里迢迢来投亲”时，任老诡秘地转过身来，附在我耳边说：“君琳，她明明是天女下凡，从天庭偷跑下来的，硬说家住蓬莱。她这是在撒谎，欺人家董永忠厚老实。”我忍不住笑了起来。散场后回到宾馆，任老又提起此事来，态度非常认真地对我说：“君琳，刚才是在说笑话。不过，在实际生活中，一个人应当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都要保持住人诚实的本性才对。”我点头作答，这时我没有笑，而是很认真地记住了这件事和他的这番话。心中还想，正因为任之恭教授坚守人的诚实本性，老老实实做人，老老实实办事，他才能成为一名享誉世界的科学家，他才能成为一个受人爱戴的人。
自从那时以后，任老每返祖国，或在北京、或在合肥，我俩总得见面小叙，聆听他的教诲。这次见面，当他从安徽省负责同志那儿得知我是一位画家时，他高兴地为我题写了“愿艺术青春常驻”勉励之词，希望我成为一名无愧于祖国的人民艺术家。
言辞中流露出他对年轻一代人诚挚的希望和寄托。值得一提的是，记得我有次同他聊天时问：“任老，杨振宁博士是您的学生，如今他荣获诺贝尔奖，您有什么感想，能和我谈谈吗？”任老爽朗地笑了起来，谦逊而又真诚地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一个老师看到他所教的学生能取得如此成就并荣获如此殊荣，所感到的是莫大的欣慰，我打心底为他高兴和祝贺。”我听他那发自肺腑的话语，顿时生起对他无限的敬意来。这就是我所认识的任之恭教授，一位名扬四海的中国人。但，周培源先生说得更准确些，任之恭“确实是中国现代电子学的一位伟大先驱和奠基人”。
（原载《江淮文史》199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