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诚是名副其实的华人首富，他外圆内方，刚柔相济，在他身上儒家的精华与西方的进取融会贯通。他不计较一时得失，克己奉公，不谋一人之利，广交人才，不困于一族与亲朋。他视野开阔，善于抓住时机，左右开合，一步一步做大做强。他说：“假如拿10‰的股份是公正的，拿11‰也可以。但是，若只拿9‰，则会使买卖滚滚而来。”他的故事似乎天方夜谭，但却深刻的演绎了他的从商观。
1、当断必断 迅速出手
李嘉诚有极其敏锐的观察力和判断力，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他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并且迅速掉转船头。
李嘉诚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塑胶桶与镀锌铁桶之战，让他认识到塑胶制品将必然大行于市。久经磨练的他，凭借着对生活的观察和思考，果断地作出了转行的抉择，从而造就了一个全新的自己。
几经转行奋斗后，李嘉诚成为五金厂的第一等功臣，深受老板器重。但是，在一次推销遭遇战的落败，使李嘉诚猛然惊醒，他预感到了镀锌铁桶的穷途末路以及塑胶制品的蒸蒸日上。事情是这样，当时推销铁桶的李嘉诚与推销塑胶桶的塑胶公司老板在都到酒店推销。李嘉诚想尽各种办法与对方展开争夺，但塑胶桶轻并没费力就获胜了。
李嘉诚是一个从不轻易言败的人，但这一次他认识到，是彻底地失败了，而且败得很惨。
李嘉诚推销的才能深深地打动了塑胶公司的老板，他十分赏识这个十七岁少年。他真诚地对李嘉诚说：“这场遭遇战，你输了给我。但关键在于，是塑胶桶蠃了白铁桶。”
塑胶公司的老板诚心诚意邀请“手下败将”李嘉诚去喝晚茶，与他交朋友。
晚上，李嘉诚辗转难眠，他认真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塑胶工业在20世纪40年代中叶兴起于欧美发达国家，在世界范围来讲，都属于新兴的产业。李嘉诚分析其特性，塑胶制品易成型、质量轻、色彩丰富、美观适用，还是木质和金属制品的替代物，发展潜力巨大。
于是，李嘉诚开始着手调查价格行情，他发现塑胶制品以其昂贵的价格作为富人阶层的奢侈品只是极短的时间。一来价廉，二来物美。有这两条，塑胶制品大行其市势在必然。
没有再犹豫，李嘉诚毅然决定加盟塑胶公司，进入一派生机的塑胶行业。
他这一高瞻远瞩的眼光，奠定了李嘉诚成为全世界“塑胶花大王”的基础。李嘉诚这一超前的眼光，在关键时刻把握了机遇，李嘉诚的商业历史从此走向高峰。
人的一生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机遇，一旦出现，就应该果断而行，李嘉诚便是这样的一个人。
李嘉诚是一个善于抢占商机的人，当他发现“塑胶花”的信息时，便预示到了其无限的发展前景，遂不惜代价开辟了新的产业。
当时，李嘉诚所生产的塑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已经趋于饱和状态了。要想继续生存和发展，他必须重新选择一种能救活企业、在国际市场中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实现他塑胶厂的“转轨”。
一天，当李嘉诚仍像平日一样随手翻阅着一些杂志时，他阅读了一篇最新英文版《塑胶》杂志，发现在上面刊登了一项有关意大利一家公司用塑胶原料设计制造的塑胶花即将倾销欧美市场的消息。
读完了那则消息，李嘉诚马上想到了和平时期过着平静生活的人们，在物质生活有了一定保障之后，必定在精神生活上有更高的要求。种植花卉等植物，不但每天要浇水、除草，而且花期短，当时人们的主要精力都用在了抓紧时间工作上，根本没有过多的时间去照料花卉。如果生产大量塑胶花，则可以达到既价廉又物美，大大地方便了人们。想到这，李嘉诚自信地预测：一个塑胶花的黄金时代即将来临。
说做就做，1957年，李嘉诚带着企业复活的希望踏上了学习塑胶花制造技术的征途。李嘉诚深知生意人对于刚面世的新产品是十分重视的，而且在技术上也会保密，不会轻易地让人学去。所以，他不断以购货商、推销员等身份，有时不惜打短工，千方百计地搜集点滴有关塑胶花制作的技术资料。
与此同时，李嘉诚又购置了大量在款式、色泽上各具特色的塑胶花品种带回香港，花费重金聘请香港及海外的塑胶专业人才，对这些购回的塑胶花品种进行研究。另一方面，他一边进行市场调查，一边了解国际市场的发展动态，以便找出最受欢迎的塑胶花品种进行大规模生产。
1957年，李嘉诚决定出手生产，开始了他的一系列别具新意的“转轨”行动：生产既便宜又逼真的塑胶花。在当时的香港，塑胶花还是个“冷门”。李嘉诚通过各方面进行促销和广告活动，塑胶花开始引人注目，渐渐的香港市民开始接受。“长江塑胶厂”的名字开始为人们所熟悉。
重新开出一条道路的李嘉诚，在渡过危机之后，便走上了稳定发展的道路。在以后的日子里，李嘉诚领导长江工业公司迎来了香港塑胶花制造业最为辉煌的时期。欧美各国对塑胶花的需求量更大了，即便是下等家庭也渐渐养成了插花的习惯。
李嘉诚也充分利用这段鼎盛时期，不断创新。他以高薪招聘塑胶专业人才，研制出欧美用户最感兴趣的接近天然花的喷色塑胶花，以及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中国特种花，几经努力顺利地打入了欧美市场。李嘉诚利用长江工业公司高品质的塑胶花产品，全方位地争取到了海外商家的长期合作，使他的业务迅速增长。
抓住商机，抢先一步，赢得市场，颇有胆识的李嘉诚不惜一切，投资生产，最终实现了企业的转轨，也为他带来了数以千万港元计的利润。
2、稳中求进 挺入地产
李嘉诚说：“进取中不忘稳健，稳健中不忘进取。”稳健已经融入到了他的性格。当他看清自己所搞的行业已经无法继续成长时，就准备跨入另一行业。他说，转换行业，太快不好，太慢也不好，一定要深思熟虑。深有远见的他，洞察出了地产业的优势，稳步跨入了地产，并一发不可收拾。他相信，只有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
李嘉诚的长江工业在塑胶业开拓创新，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成为香港塑胶行业的龙头老大。在一般人看来，李嘉诚在这个行业轻车熟路，应该继续开拓，争做世界塑胶业的领导者，然而李嘉诚并没有那样的打算，他认识到，世间万事万物，攀到了顶峰，就必然会走下坡路，塑胶花自然也不例外。
李嘉诚开始了思考着新的创业方向，他为自己手中一亿元的资金寻找出路。
一次偶然的机会，李嘉诚看到建筑工人正忙于盖楼房。李嘉诚不由得豁然开朗：他注意到了房地产。
现在，百亿身家的超级巨富中，90％是地产商或兼营地产的商人。但在当时，房地产并不是人人都看好的行业，更多的富翁把资金分散到了金融、航运、地产、贸易、零售、能源、工业等诸多行业，地产商在富豪家族中并不突出。
李嘉诚以独到的慧眼，从香港的特殊环境和社会发展大势中，洞察出了地产的巨大潜质和广阔前景。
那时香港人口正在激增、经济快速发展。人口从1951年的200万到20世纪50年代末直逼300万。人口增多，不仅使住宅需求量大增，再加上经济的持续发展，也急需大量的写字楼、商业铺位和厂房。
香港是弹丸之地，地少，山多。三四百万人挤在一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人口密度平均每平方公里五千余人，是当今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同时，“三世同堂”的大家庭格局逐渐被抛弃，随着独立的小家庭增多，社会对房子的需求呈直线上升趋势。有限的土地，无限的需求，寸土寸金。
香港工业化进程的急速发展，最大的受益者是物业商，他们便趁势提高租金。许多物业商只肯签短期租约，待用户提出续租时，业主又大幅加价。
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准备，李嘉诚决定投资地产，做一名地产商。1958年李嘉诚在繁盛的工业区北角购地，兴建了一幢12层的工业大厦，正式揭开了进军房地产的序幕。1960年，李嘉诚又在新兴工业区柴湾兴建工业大厦。
颇有远见的李嘉诚没有瞻前顾后错失良机，而是经过充分的准备，决定将投资重心转向经营房地产及物业上。从此，李嘉诚便在地产界一发不可收拾。
当李嘉诚进入房地产的时候，房地产既非热门，但也不是冷门。房地产已经成行成市，祖籍广东番禺的霍英东于1954年首创卖楼花的销售高招。所谓卖楼花，就是一反原来地产商整幢售房或据以出租的做法，在楼宇尚未兴建之前，就将其分层分单位（单元）预售，得到预付款就动工兴建。
作为一个新进者，李嘉诚面对地产界的主流新风潮，他冷静地研究了楼花和按揭。他认为，地产商的利益与银行休戚相关，地产业的盛衰直接影响银行。可谓唇亡齿寒，一损俱损。过多地依赖银行未必就是好事。根据高利润与高风险同在的简单道理，李嘉诚制订了投资方略。即：一宁可少建或不建，也不卖楼花以加速建房进度；二尽量不向银行抵押贷款，或会同银行向用户提供按揭；三是不牟暴利，物业只租不售。总的原则是稳中求进，不急于求成。
1961年6月发生的一件事证实了李嘉诚稳健策略的正确。当时廖创兴银行发生了挤提风潮。廖宝珊是“西环地产之王”，为了高速发展地产，他几乎将存户存款掏空，投入地产开发，由此引发了存户挤提。廖宝珊也因脑溢血而死亡。
通过这件事，李嘉诚更加清醒地看到地产与银行业的风险。他深刻地认识到投机地产与投机股市一样，“一夜暴富”的背后，往往是“一朝破产”的高风险。
1965年1月，明德银号又因为投机地产发生挤提宣告破产，引爆了全港挤提风潮，整个银行业一片萧条景象。靠银行输血的房地产业一落千丈，一派肃杀，地价楼价暴跌。大部分地产商、建筑商纷纷破产。而在这次大危机中，作为地产界新秀的李嘉诚却损失甚微。这完全归功于他坚持稳健发展步伐的策略。
1977年，香港中区最繁华的地段，也是世界上最值钱的地皮之一，位于香港中区地下的中环和金钟站举行了兴建投标，每平方米的地价高达一万港元。
在这块“地王”公开招标以来，香港地下铁路公司先后收到三十多个财团，以及地产公司的申请投标。其中，有关申请投标财团及地产公司有：长江实业有限公司、香港置地有限公司、日澳财团、辉百美集团、嘉年集团、恒隆有限公司以及霍英东集团等等。
如果能在这块享有“地王”之称的地皮竞争上夺标并成功地发展物业，不仅能带来丰厚的利润，而且夺标公司还可由此增强信誉且名声大振。其中，素有“地产皇帝”之称的置地公司，一度盛传是夺标呼声最高的公司。对此，李嘉诚听后淡淡一笑，说：“传说总是传说，到底名花谁主，现在尚无法定论。”
李嘉诚胸有成竹，他经过认真分析，了解到香港地铁公司中心急需现金，盼望资金快速回笼以减轻负债。既精通经营之道，又精通金融的李嘉诚，利用出售楼宇和发行新股的方式，集资数亿港元现金，以准备打一场有备之战。
力求稳健的李嘉诚还获悉，香港地铁公司与政府达成有关九龙湾车厂及邮政总局旧址的批地协议，地铁公司必须耗资近六亿港元现金购地而急于使现金尽快回流的具体情况，提出一个将两块地盘设计成一流的商业中心和写字楼相结合的综合型商业大厦的建议，而且一反地产界只租不售的常规。为了稳操胜券，李嘉诚还相继抛出了两个诱饵：一是为了满足香港地铁公司急需现金的要求，长江实业主动提出提供现金做建筑费；其二是将商业大厦出售后的利益由地铁公司和长江实业公司分享，并且再超平时分红各五成的常规，由地铁公司占51％，长江实业占49％。
由于李嘉诚的建议是有针对性的，这些正中地铁下怀，1977年4月5日，各家报纸以大标题报道：“长江击败置地，夺得旧邮政总局地段。”
“这块平均地价每平方米一万港元的‘地王’，早为大财团觊觎，率为长江投得。据地下铁路公司透露，主要原因是长江实业所提交的建议内列举的条件异常优厚，终能脱颖而出，独得与地铁公司经营该地的发展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