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士制度肇始于中世纪欧洲封建社会，骑士是当时封建贵族中最低的一个阶层，他们受过一些专门训练，并经封建主的册封仪式正式成为骑士。骑士们一般都有自己倾慕的贵族小姐、夫人做情人，为她们冒险使骑士倍添勇气和自豪感。骑士文学是骑士阶层的生活、情感、愿望在文学上的体现，最初，骑士文学的出现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到了塞万提斯的时代，骑士制度、骑士文学早已过时。因此，作者创作《堂吉诃德》，立志“要让世人厌恶荒诞的骑士小说”，“把骑士文学的地盘彻底摧毁”；打碎封建思想对人们的束缚和禁锢，从精神上摧毁旧时代。小说通过堂吉诃德三次出游的荒唐行径，尖锐讥讽骑士制度的不合时宜，过时落伍；还借他人之口，抨击骑士文学内容千篇一律，情节荒唐绝伦，应该付之一炬。《堂吉诃德》出版之后，立即风行社会，那些荒唐无稽的骑士小说果然从此在西班牙绝迹，再也没有出现过一本。
《堂吉诃德》描绘了一幅广阔的西班牙社会的现实画面，再现了社会各阶层生活的原生风貌。小说出场人物众多，从贵族、教士、市民、地主、士兵、农夫，到囚犯、妓女、强盗，各个阶级、阶层人物应有尽有，有近七百个人物。故事的场面十分广阔，从贵族的城堡，到穷乡僻壤的小客店，从城镇到农村，从平原到荒野森林。众多的人物、宽阔的场面背景、使人忍俊不禁的主仆二人的游历故事及一个个插曲，构成了一幅幅真实感人的生活画面，反映出16世纪末、17世纪初西班牙封建社会的风貌，揭露了走向衰落的西班牙王国种种社会矛盾和贵族的腐朽荒淫、专横残暴，以及官府衙门贪污受贿、欺压人民的黑暗现实。此外，作品还广泛触及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风俗等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情形。
小说成功塑造了堂吉诃德主仆二人的形象。作品的主人公堂吉诃德是一个鲜明生动、复杂矛盾的人物形象，有着可敬、可笑又可悲的特殊性格。
堂吉诃德耽于幻想、脱离实际、失去了理智和现实感。主人公生活的时代，中世纪封建的骑士道早已绝迹，但他读骑士小说入了迷，满脑子骑士幻想，企图复活过时的理想的骑士道，单枪匹马铲除人间不平，惩治社会丑恶。在他眼中，到处都是魔法家的世界。他把风车当巨人，把客店当堡垒，把羊群当军队，把苦役犯看作受害的骑士……在这一系列颠颠倒倒的冒险事件中，他把主观幻想的世界与现实社会相混淆，把骑士小说中的游侠世界与实际生活相混淆，结果屡受凌辱，洋相尽出。
堂吉诃德虽然疯癫，但行为动机却十分善良。从他乖张的作为中，可看出他对被奴役人们的同情，对自由的渴望，对森严的专制暴政的反抗。他一心向往人们不分你我的“黄金时代”，真诚信奉“骑士道”。坚持正义，疾恶如仇，行动勇敢坚强，富有自我牺牲精神。
只要不涉及骑士道，堂吉诃德就是一个十分清醒的人，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和人文主义思想的热情传播者。他对社会的批判，对战争、法律、婚姻、道德、教育、文学艺术的见解十分正确深刻，闪耀着人文主义的光辉。堂吉诃德尊重妇女，主张个人解放、爱情平等，反对封建势力对妇女的欺侮和束缚。他在桑丘就任总督前对其进行的教诲，表明了人文主义者改革社会的理想以及对“贤明统治者”的期望。
堂吉诃德除暴安良、匡扶正义、扫尽不平的想法、做法十分高尚，他献身理想的精神也非常令人敬佩。然而，他采取的却是恢复过时的骑士道，单枪匹马和整个社会厮杀的错误方式，因而他的理想、要求不可能实现。他为了理想，一生受尽艰辛，备受世人辱骂嘲笑。如此来看，堂吉诃德又极其可悲。
堂吉诃德的矛盾是作者的人文主义理想与社会的矛盾以及世界观的局限决定的。当时由于西班牙社会封建势力的强大、资产阶级的弱小以及人文主义者的软弱，作者看不到在现实中实现人文主义理想的可能，因此他在嘲笑骑士制度的同时，又宣扬一种理想的骑士精神，在批判黑暗的现实社会时，又幻想回到古代社会。
堂吉诃德是欧洲文学中不朽的艺术典型，今天它已成为脱离实际、耽于幻想、主观迂腐、落后于历史进程的同义语，被人们广泛运用。
桑丘是《堂吉诃德》中的另一个主要人物，是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劳动农民的形象。在小说中他从外形到内心与堂吉诃德形成鲜明对比。
桑丘头脑清醒，讲求实际。他跟堂吉诃德当侍从，不是为显身扬名，而是为了谋求改善生活处境。他往往看出主人行为的不切实际和疯癫，提醒主人回到现实中来；一次吃过苦头，二次决不再犯。此外，他也眼光短浅、狭隘自私。在行侠冒险中常常表现得胆小怕事，贪图小利，斤斤计较个人得失，时时考虑行侠能给自己带来多少好处。桑丘的性格也是发展变化的，随着情节的展开他的这些缺点逐渐被西班牙农民机智乐观的精神和善良忠厚的品格所代替。桑丘就任“海岛总督”时，性格表现得最为完美。昔日当总督发财的愿望，已为改革现状的民主要求所代替。他整饬法纪，断事英明，清廉公正，处处为人民着想，在他身上充分体现出人文主义者对“贤明当政者”的期望与要求。
在艺术方面，《堂吉诃德》在体裁、结构上充分吸取借鉴了骑士小说、流浪汉小说的长处，情节曲折跌宕，结构灵活多变，画面广阔，带有浓郁的现实生活气息。塞万提斯憎恨骑士文学内容的荒唐，但他认为它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尚有可取之处，它“没有韵律的拘束”，作家可以“借题发挥，放笔写去，海阔天空，一无拘束”。而流浪汉小说的长处是对广阔社会背景的描写，特别注重揭露社会黑暗、人生的艰难，反映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际遇，但这种小说又往往渗透了一种悲观思想，主人公大多玩世不恭，怀疑人生。塞万提斯将这两种文学形式糅合在一起，扬长避短，一方面继承流浪汉小说真实描写广阔的现实生活、揭露社会黑暗、反映下层人民生活坎坷艰辛的长处，将丰富多样、变幻万千的社会内容尽摄眼底，既有对统治阶级专横残暴的痛斥，对封建贵族骄奢荒淫的嘲骂，也有对西班牙士兵英雄精神的歌颂，对下层劳动者生活艰辛的同情，在小说中描写的先后出场的各种不同阶级、阶层的人物近七百人之多，使小说具有更为丰富深邃的社会内容；另一方面塞万提斯发展了骑士文学描写主人公献身精神和理想精神的特点，堂吉诃德的游侠行为虽然受到作者的讽刺和嘲笑，但作者却在这个人物身上倾注了自己的思想和期望，主人公为正义、理想而献身的精神令人读后不能不肃然起敬，整部作品透露出一种积极向上的气息。
为了讽刺骑士文学，作者大量采用了“戏拟”的手法。所谓“戏拟”，就是讽刺性地模拟，通过表面上与骑士文学极其酷似，而实质上其精神又与骑士文学截然相反的讽刺性模拟，来达到彻底颠覆骑士文学的目的。小说中的堂吉诃德从命名到受封，再到服饰、装束、行侠冒险活动，无不严格按照骑士规章的要求，酷似骑士的典范，而实际上在骨子里又无不与之相左。表里不一，名实不符，从而造成种种可笑滑稽的效果。堂吉诃德的坐骑明明最劣不过，但他却给它起名“驽骍难得”，他给意中人起名“杜尔西内娅”，完全是一个贵族化的名字，按照他的形容，这位意中人：“眼睛是太阳，脸颊是玫瑰，嘴唇是珊瑚，牙齿是珍珠……”这完全是骑士小说中常用的赞颂贵妇人的词汇；而实际上按桑丘所言，她不过是一个普通农家姑娘，长得像个男人，嗓门洪亮，“身子粗粗壮壮，胸口还长着毛呢”。堂吉诃德进行的骑士册封仪式，表面上严格按照骑士规章的要求进行，每一个环节都没有遗漏，但实际上却不是如此：受封不是在典雅洁净的殿堂，而是在马房中进行；仪式的主持者不是富有威望的长老，而是昔日的江湖骗子，当今的客店老板；发誓用的不是《圣经》，而是草料账本；给他佩剑的不是名门淑女，而是客店中的妓女。通过这样的描写一方面突出了堂吉诃德的荒唐可笑，同时，也对骑士小说、骑士制度起到绝妙的讽刺作用。
在人物塑造方面，小说采用了对比、衬托手法。堂吉诃德和桑丘，一个为了铲除社会不平勇猛向前，沉湎于虚幻，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念念不忘自家温饱，讲求实际，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在外形上他们也是一高一矮，一胖一瘦，相映成趣，后者对前者起到衬托作用。堂吉诃德身上一方面有作者所赞赏的献身精神，让人感慨，一方面又有作者所嘲笑的骑士道，使人发笑，这就使他自身所具有的悲剧和喜剧因素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语言方面，整部小说充溢着一种夸张、讽刺、幽默、滑稽的情调。小说模仿骑士小说矫揉造作的语言风格，进行挖苦嘲笑。小说中的桑丘一张口便大串民间谚语，但却常常和他想要表达的意思相距甚远，收到强烈的喜剧效果。在描写那些达官贵人的罪恶时，作者也常用嬉笑怒骂的反语进行一番“称赞”，从而起到淋漓尽致的讽刺作用。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作家还在故事叙述方面进行了一些十分可贵的尝试和探索。小说的前言写作者坐在桌边，冥思苦想如何写小说的开头。这时一个朋友前来指点，作者豁然开朗。这种写法与一般前言交代写作的背景性文字不同，而是与后面内容密切相关。接着，小说前八章以叙述者的口吻写堂吉诃德如何爱读骑士小说，如何入迷。到第九章，作者又引出第二位叙述者，而把前面堂吉诃德的故事隐而不言。以后的章节把作品的著作权归于一个叫做煕德·阿莫德·贝南黑利的阿拉伯历史学家，并请人将阿拉伯文翻译成西班牙文，内容才得以承接下去。第二叙述者在叙述的过程中不时跳出来对情节的发展评点一二，他保留了对小说叙述的权利，但又时刻注意与故事——阿拉伯人所写的内容——保持距离。此外，叙述者有意不断地造成读者认知上的模糊性。比如对主人公的称呼，“据说他姓吉哈达，有一说是吉沙达，记载不一，推考起来，大概是吉哈那”。这种写法使小说显示出一种现实与虚构相交织的特色，使读者在阅读中产生难辨真伪、似梦似醒之感；同时，小说对写作过程的“自涉”和“揭秘”，也给后来的“元小说”开了先声。
《堂吉诃德》作为早期的长篇小说，在艺术上也存在不可避免的粗糙之处，如结构上难免有松散、冗长之嫌，穿插故事显得拖沓，作品的情节也不太连贯等等。但它在世界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它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文学创作的重要收获之一，代表着西班牙人文主义文学的最高成就。它为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欧洲近代小说着力刻画人物典型，也可以说发轫于《堂吉诃德》。
思考题
1.堂吉诃德主仆形象。
2.简析《堂吉诃德》的主题与艺术特征。
3.《堂吉诃德》对欧洲长篇小说创作的影响。
第三节 莎士比亚及其《哈姆雷特》
威廉·莎士比亚（1564—1616）是文艺复兴时期英国伟大的人文主义作家，他的创作代表了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文主义文学的最高成就。几百年来，他的名声与日俱增，被人们誉为世界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戏剧家和文豪作家。马克思对他的作品十分喜爱，把他称作人类最伟大的戏剧天才，并提出“莎士比亚化”的美学原则，恩格斯也对莎士比亚在戏剧发展史上的成就和作用给予充分肯定。
一、生平与创作
1564年4月23日莎士比亚生于英国中部艾汶河上的斯特拉福镇。祖辈务农，父亲约翰是镇上经营皮革手套以及农产品的小商人，之后曾做过镇上的民政官和镇长。母亲玛丽是个富农的女儿。莎士比亚的童年、少年时代是在家乡度过的。斯特拉福秀丽的山光水色与自然风光、市民商人的经营活动及思想情感、效外农民的淳厚的品质、机智生动的语言，都给幼时的莎士比亚以很深影响。“王后剧团”经常来镇上轮回演出，莎士比亚很小就接触并熟悉演员生活及演出情况，对之产生浓厚兴趣。莎士比亚7岁时，免费进镇上的文法学校上学，学习英文《圣经》、拉丁文文法、文学及修辞等。莎剧中有限的拉丁文知识即得之于此时的学习。斯特拉福镇的文法学校在当地小有名气，教师中也不泛像牛津大学这样名校的高材生，但当时这样的学校大都采用棍棒教育、体罚学生，因而对这些学校和老师，莎士比亚毫无好感，曾在此后的作品中给予嘲讽。十五、六岁时，由于家道中落，莎士比亚只得停学，帮助父亲做生意。18岁时，他结识邻村一个比他年长8岁的富裕农民的女儿安·哈瑟维，婚后6个月生下女儿苏珊娜，以后又生下一男一女双胞胎。
莎士比亚24岁时离乡到伦敦。离开故乡的原因无可靠文字记载，历来流传种种猜测。其一，说莎士比亚跟一巡回演出的剧团偷奔伦敦；其二，他在同乡好友——一个出身学徒工的印刷厂老师的影响、劝说下离开家乡到伦敦谋生；其三，他与妻子感情不和，为逃避她才到伦敦；其四，他在托马斯·路西爵士的庄园中违禁打猎，并写诗讽刺他，触怒乡绅，被迫逃往伦敦。后一说法，富于传说色彩，且带有政治意味，一直流传下来，为我国的莎学界所广泛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