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姚州的重建，被派往当地任职的唐朝官员的腐败行为，几乎将唐朝所有的政策方面的优势全部抵消，唐朝官员的腐败贪污在当地民众中形成极为恶劣的影响，随后，自四川流窜而来的流浪汉、亡命徒、无赖之徒，在当地无恶不作，更是将这种恶劣的影响推向了极致。爨乾福和王善宝呼吁唐朝重建姚州时，曾向唐朝承诺当地不会再出现反唐的骚乱，但事实情况是，姚州复设之后，当地各种骚乱不断，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对当地骚乱的镇压增加了唐朝地方政府的行政开支，维持对云南各地的统治的成本在持续上升中，而且唐朝对当地各族是没有正式税收的。
因此，部分官员主张重新放弃姚州，停止这种不必要的开支，其代表人物是张柬之，他在一份奏章中说：
前代置郡，其利颇深。今盐布之税不供，珍奇之贡不入，戈戟之用不实于戎行，宝货之资不输于大国，而空竭府库，驱率平人，受役蛮夷，肝脑涂地，臣窃为国家惜之。……今减耗国储，费用日广，而使陛下之赤子身膏野草，骸骨不归，老母幼子哀号望祭于千里之外，于国家无丝发之利，在百姓受终身之酷，臣窃为国家痛之。
张柬之所说完全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维持对西南的统治，国家有百害而无一利。与此同时，流窜到当地的大量流浪汉和亡命徒，专以抢劫为业，对当地造成极大的混乱。因此，张柬之建议，放弃姚州，放弃泸水河以南各地，在泸水河以北设立边关哨所。泸水河以南应该变成当地民族自治地区，只要他们的首领每年朝贡一次就可以了。
从后代的历史发展来看，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对西南边疆的政策，应该是受到了张柬之上述说法的影响。但在当时，执政的女皇武则天却没有接受张柬之的建议。非常巧合的是，张柬之后来非常积极地参与了废黜女皇武则天的政变，不知道对西南边疆问题的政见不合，是否也是张柬之努力废黜武则天的原因之一呢？
公元8世纪初，姚州当地各部族又重新倒向吐蕃了，他们联结吐蕃进攻唐军，由此导致了唐将唐九征的远征。唐九征打败了当地的部族，并在滇池立铁碑纪功，这根铁柱的设立意义非同寻常，此后，唐朝列举自己对洱海地区曾行使有效统治的证据时，都会提到唐九征的铁柱。
此后，唐王朝不断派部队南征，也不断地增加部队的数量，而唐朝对当地的统治力度却似乎并未得到加强。唐王朝的君臣迫切地感觉到，要加强对当地的统治力度，就必须与当地部族合作。但当唐朝希望在当地找到一个强有力的合作者的时候，才非常悲哀地发现，当地各部族竟然都在某种程度上与吐蕃保持着联系。
似乎与吐蕃政权没有任何联系，并且对唐朝的忠诚度可以保证的，只有一个蒙舍诏了。
重大事件：六诏的最终统一
自从公元653年采用和平手段从当地白蛮首领张乐进求手中获得统治权之后，蒙舍诏的统治者们就一直与唐王朝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蒙舍诏地处六诏的最南端，因此也被称为南诏。由于地处洱海之南，同其他各部族相比距吐蕃比较远，所以南诏不易受到吐蕃的影响。
但是，他们真的与吐蕃没有任何联系吗？答案似乎是否定的。
美国学者查尔斯·巴克斯认为，根据《吐蕃历史纪年》记载，于公元733年抵达吐蕃的“蛮”的使团首领就是南诏的皮罗阁。而皮罗阁很可能在公元729年已经即位成为南诏之主了。如果其研究是可以相信的，那么，南诏王皮罗阁亲自率使团来到吐蕃朝廷这一行动，又说明了什么呢？
自公元731年，吐蕃赞普与金城公主多次遣使入唐，请求与唐再订和盟，划界互市。正是在公元733年，唐派张守珪、李行帏与吐蕃使莽布文会盟于赤岭，商定双方以赤岭为界，并于甘松岭（今四川松潘县境）及赤岭互市。可见，恰好就在唐与吐蕃重新会盟的这一年，南诏王皮罗阁率使团来到吐蕃朝廷，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南诏对唐与吐蕃关系的高度关注，不正好说明了南诏游走于唐与吐蕃之间的政治态度吗？显然，南诏在向唐朝称臣的同时，也向吐蕃表示顺从，这也是弱者在两大强者的夹缝中求生存的正常态势。
虽然对此事我们不宜作过多的引申，但是，由此判断当时的南诏至少在表面上存在对吐蕃的隶属关系，应该还是可信的。
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唐朝相信南诏是绝对忠于自己的。因此，唐朝选择支持南诏。
但是，当时的云南西部洱海区域已经存在着被统称为“六诏”的许多部落，南诏只不过是六诏之一。显然，为了在当地扶植起来一个强有力的合作者，唐朝应该支持南诏对六诏进行统一，而事实上，唐朝也确实是这样做的。
“诏”，在当地民族的语言中是王的意思，所谓“六诏”，实际就是指六个小王国，其首领称诏，也就是称王。具体说，六诏包括：蒙舍诏、蒙巂诏、越析诏、浪穹诏、邓赕诏、施浪诏。这六个“诏”，被合称为“六诏”，其中蒙舍诏就是后来非常有名的南诏。上述六诏的名称，有的在史籍中存在不同的记载，参见下表，这里举出的是其最通用的名称。
实际上，当地的政治势力并不仅仅是六诏，还有两个存在时间比较短的部落，一个是由时傍建立的，他和蒙舍诏的统治者有姻亲关系，另一个是由矣罗识诏的首领建立的。两者都曾试图建立自己的小王国，但却未能成功。如果将他们也作为两诏的话，总共就有了八个诏。我们可以将各诏的地理位置及其被南诏征服的时间列表如下。
六诏（或八诏）
六诏或者八诏的地域，主要是在以洱海为中心的洱海湖区，东至金沙江及其支流一泡江，西至漾濞江，北至剑川，南至今巍山、弥渡二县。
上述各诏的统治集团都出自乌蛮，也就是今天彝族的先世，而其百姓，除乌蛮外，还包括大量的白蛮，也就是今天白族的先世。其中越析、邓赕、施浪、浪穹四诏，居民中白蛮占多数。无论白蛮还是乌蛮，其语言都属于汉藏语系的藏缅语族，因而我们可以说，六诏以及后来统一后的南诏，其主要居民是操藏缅语的民族。
早在20世纪初期，国外学术界就流传着一种说法，认为南诏国内的居民主要是泰人，即与今泰国同出一源。代表性学者是伍德。正如美国学者查尔斯·巴克斯所说：“伍德的主要观点已被现代泰国的知识分子全盘吸收并用以解释他们自己国家的起源。很快，南诏与现代泰国同为一体的大胆假设在泰国就变成神圣不可侵犯的理论，南诏历史的光辉时代现已成为大多数泰国人妄自尊大的资料。”但事实证明，这种说法是靠不住的，现在基本已为学界所抛弃。
六诏是在汉代昆明国的经济、文化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这一区域本来就是今天云南境内一个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至三国时期，当地各族与蜀汉政权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在诸葛亮南征之后，甚至有些当地部族的首领被吸纳到蜀汉朝廷中担任官职，当地也就与四川保持着更为密切的经济文化互动。对外互动频度的增加，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使之逐渐成为云南西部平坝地区的一个地方文化中心。至南北朝以后，当地逐渐形成以白蛮为统治集团的地方势力。
至公元7世纪中期，唐朝经略西南边疆的时候，特别是在梁建方、赵孝祖南征之后，当地白蛮集团的势力受到沉重打击，杨、李、赵、董等白蛮大姓都被分割成小块，政治上陷入混乱、分散的局面，因而乌蛮各部才乘势而起，逐渐在当地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主导作用。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说，正是唐朝的介入，改变了当地的政治格局。
公元653年，白蛮首领张乐进求让位于乌蛮蒙舍诏的首领细奴逻，就是当地白蛮衰落、乌蛮兴起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下的产物。
在张乐进求让位于细奴逻的传说中，并没有记载确切的时间。不过公元653年，细奴逻派他的儿子也是他后来的继承者逻盛赴唐朝首都朝贡，张乐进求的让位肯定在此之前，因此通常就将南诏第一位首领细奴逻取得权力的时间确定在这一年。笼统地说，南诏的出现不会晚于公元7世纪中叶，很可能会更早一些。其他五诏的出现大约是在同一期间。
就地理位置而言，南诏是六诏中最靠南边的一个，因此在早期较少卷入唐和吐蕃政权之间的争夺中，也基本没有受到唐军南征的影响。北方，点苍山以北、洱海以北的浪穹、施浪、邓赕三诏，由于持续受到唐军南征的威胁，因而在吐蕃的势力沿着今四川边缘地带进入洱海以北之后，就都投靠了吐蕃政权，想要依靠吐蕃的支持对付唐王朝，以便保持自己的半独立地位。与北方各诏的这种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南诏的前三代统治者坚持派遣使团赴唐朝贡，至少在表面上保持着与唐朝的合作。
唐朝在西南的势力内缩期间，南诏是唯一的与唐朝合作的当地势力。因此，当唐朝的势力重返云南并试图在当地扶持一个合作者的时候，南诏就成为唐朝君臣的首选。
大约是在公元8世纪初，经历三代的经营以后，南诏开始了统一六诏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