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承认，这三种看法都各有各的依据，都不是没有道理。事实上，不论泰伯、仲庸建立吴的目的为何，有几种可能性，我们每个读者可以有自己的倾向性，读历史最大的目的在于“以史为鉴”，而对于不同的人又有着不同角度的借鉴。就好像孔子的《论语》，它的目的在于为人民树立典范，劝人向善，注重德行，太史公的《史记》也往往是在宣扬历史上的那些美好品德。事实上，孔圣人的很多历史观念也是在为自己的学说寻找理论依据，这必定会导致其对于历史事件的评判具有很多片面、主观的因素，而如果查看《史记》中“太史公曰”的部分，我们会发现太史公的某些观点亦往往是片面的，如果仔细推敲，可能有些观点还站不住脚。而《左传》则不同，这本书更多的是从谋略的角度出发，客观、清醒地看待历史事实。今天我们学习历史也是一样，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去揣摩古人，可以让我们有更多的收获。
三、断发文身：吴人的早期形象
关于吴国早期的风俗、自然情况，可以发现的记载太少，即便有，也很少具有参考价值，因为那段历史距离现在太过久远，甚至文字的发展也没有到达能够普及的程度。泰伯、仲庸跑到遥远的吴地建立新的领地，发展新的势力，实在是没有精力再去书写历史。所以即便是在后人所写的史书中有发现关于吴国最早那段时间的记载，也往往是后人根据想象描写出来的，并非历史真实情况。
值得一提的是，在《史记》当中，司马迁用了“断发文身”四个字形容当地的风俗。以当时的自然情况推测，吴人这种“断发文身”的行为很可能是真实的。简单的四个字却描绘得恰如其分，断发就是剪短了头发，文身便类似今天的文身，用利器沾着矿物或植物的颜料刺在身上绘画出图案。为什么要“断发文身”？这在当时的自然条件下是有着特殊原因和作用的，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原始的文明”。
从商朝墓葬出土的陶俑来看，商朝人的发型虽然形态各异，但不论男女，主要发式还是辫发。这个时期的男子辫发样式较多，有总发至顶，编成一个辫子，垂至脑后的；有左右两侧梳辫，辫梢卷曲，下垂至肩的；有将发编成辫子盘绕于顶的，等等。而女子更是以长发居多，有的还要在头发上加上头饰以便于造型。可吴国人是断发的，断发当然就是短发，也可能是光头。这是与中原地区的人民完全不同的一种奇风异俗，深受“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观念影响的中原人对于吴人为何要这么做实在是不理解。
吴地多水，水的面积几乎要大过陆地。东边临着大海就不用说了，我们看今天江苏省的地图，中间还有那么大的一个湖，叫做“太湖”。更要命的是除了海和湖，这里还布满了沼泽和细小的河流，今天的苏州还以“小桥流水”的自然地理景观而闻名世界，苏州城内的水路四通八达，小船在今天还是重要的交通工具之一。在这样多水的环境中生存，以当时吴地原始居民的生存能力来讲是充满了危险的。水的力量很奇特，上面看着风平浪静，底下很可能是暗流涌动，明明是向着一个方向流淌的水，下面又很可能有分散的力量，再加上水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生物，当地人应该经常会不小心失足落水，而被水带走了生命。如果带着长长的辫子，一旦落水，其生还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所以断发很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防止这类意外的发生。
在比较原始的自然观念里，他们不会知道那是暗流或是什么特殊的生物，只会因为对水的畏惧而产生敬畏，敬畏水里面有着神灵。如果人得罪了神灵，就会被水中的神灵带走生命。文身就是刺青，它的花纹是有一定意义的，即使是今天的“朋克小青年”也不可能在自己的身上乱涂乱画，这点和今天一样。所以吴人文身的图案一定也有某种意义。一种比较可靠的猜测是，当时吴地居民的文身图案象征着水神，他们祈求水神不要降下灾难，才把代表着向水神祈祷的图案文在自己的皮肤上。事实上，根据后人的总结，不光是在吴地，很多东南沿海的民族都有“断发文身”的习俗，说这个习俗和水有关系应该是最好的解释。
虽然年代久远，不可考证，但司马迁用这“断发文身”四个字形象地描绘出了吴国早期的一些自然情况以及人们的生活状态。要想在那种恶劣的自然条件下生存下来，吴人需要付出的努力要远远超过中原地区的人民。长期与自然搏斗，培养出了吴人的性格，他们好勇轻死，喜欢发狠斗勇，拿生命不当回事儿。这样的性格，使吴人在后来的很多战争中轻松获胜。吴国军队有着这样的先祖，其战斗力当然会极为强大。
四、开疆扩土：吴国早期的发展和疆域变化
从泰伯开创吴国，到后来与中原地区有交流、有文明、有文字记载的吴王寿梦时期，一共经历了十八代王。由于当时吴国政权还只是一个原始政权，人民的生活方式也极为原始，这十八代王间发生了什么大事并没有历史记载。《史记》中只是提到了这十八代吴王的名字，没有任何事迹记载。其中唯一值得一提的是第五代吴王周章。当时周天子已经伐纣成功，完成了改朝换代，忽然想起自己还有两个爷爷辈的亲人去了吴地，便派人去寻找。使者到了吴地，并找到了当时的吴王周章，将吴国正式册立为周朝的诸侯国，赐予周章伯爵爵位。至此，吴国才算正式在华夏民族的历史上有了明确地位。遗憾的是，出使吴国的这位使臣办完这件事以后就草草地赶回了周地，对于吴国当时的情形并没有更多的描写。
虽然没有文字记载，但从泰伯、仲庸到寿梦，历代吴王还是有着很大的作为的，这点从吴国的疆域变化上就可以看出来。根据考古发现，泰伯最早占领的是江南宁镇地区，这个地区在太湖东侧，西北以长江南岸为界，南至黄山、天目山一带。泰伯以此为根据地站稳了脚跟，而后便把目光放在了整个江南区域。为了占领这块完整的小平原，吴国先后吞并了朱方、淹等几个方国，形成了吴国初步的形态。
所谓“方国”，是一种相对原始的政权形式，具体点说它是指中国夏、商王朝之时出现的高于原始部落的城邦形式的政治实体。根据近年来学者们的研究，中国古代的商王朝，其本质上是一些方国与方国的联合体，彼此之间虽然有一些方面需要相互依存，达成共识，但并不是方方面面都有着同样的规定。这有点像今天“美利坚合众国”的格局，除了军事、外交、经济是中央做决定，其他方面几乎都是各州政府自行做主，甚至连教育、法律等方面各州也都有着自己的规定。根据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的研究，古代中国发展到方国阶段大约在距今4000年以前。也就是说，大概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中国正式脱离了部落形式的原始社会，发展到一个相对发达、文明的模式。
吴国吞并了周边的几个小方国之后，算是正式占领了这块三面临水、一面临山、自然资源极其丰富的小平原。泰伯、仲庸终于可以率领那些最先归顺的原始民族，将经济模式由原始的渔猎方式改革为农耕化的生产方式。农耕是受地形局限的，尤其是生产力越不发达的时候，受到的自然环境的局限就越大。以前吴人生活在沼泽地区，即便是泰伯、仲庸再有文化，也不可能在这样的地方种田。如今占领了这样一块可以安居乐业的小平原，吴人才开始真正踏上文明之路。这群“断发文身”的蛮夷尽管距离真正的文明还很远，但终于可以摆脱食不果腹的危险了。
将这块土地治理好以后，泰伯、仲庸的子孙们就有了更大的野心。一块土地所能承受的人口是有限的，想要增强实力，就要拥有更多的人口，而当这块土地所能养活的人口达到饱和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不满足于这块土地了。吴人需要更辽阔的空间以发展自己的实力，但是对于这块三面临水一面临山的地方，想要继续扩充，就要跨过水或者越过山。于是，吴人将他们的目标投向了长江的对岸——江北地区。
20世纪中叶，根据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的推断，吴国大约在公元前700年至前680年之间灭掉了江北地区的一个小国——邗。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大约在今天江苏省扬州一带。这一军事行动使吴国在长江以北的地区建立了一个自己的根据地。秦王朝统一中国以前，在中国大陆这块版图的历史上有着这样一个习惯：当一个国家吞并了另外一个国家的时候，尤其是在占领和使用了被吞并国家的都城的时候，经常以被吞并国家的名字相称。比如，战国时韩国灭了郑国，并且迁都于原来郑国的首都，所以很多文献上就称韩国为郑国；魏国迁都于梁，也被称为梁国，魏惠王又被称为梁惠王。所以现代出土的一些春秋时期的文字资料经常会出现称吴国为邗国，称吴王为邗王的情况，而且据一些史料记载吴国早期有很长一段时间其都城的名字就是邗。
邗城的具体位置就在扬州附近。根据南京博物院、江苏省和扬州市考古工作者的多次调查，确定邗城的遗址就在今天扬州市区西北方向五里蜀冈的南沿。它的断垣残迹依然可见。根据对邗城遗址的复原可以发现，这座城分为内城和外城，内城周长约5公里，外城周长约6公里，均呈长方形。如此规模的城池在当时，对于“蛮夷之地”的吴国来说也算得上是固若金汤了。
拥有这样一座稳固的都城便减少了很多防守时的困难，于是早期的吴国加速了他们的对外扩张，又吞并了邗都周边的一些小国。
在不断吞并与侵略的过程当中，吴国也终于遇见了自己命运当中的天敌，那就是地处于吴国西边更为强大和野蛮的楚国。可能是出于保存实力的战略性考虑，可能是为了和平发展，也可能是经历过惨败，大约公元前601年，寿梦的父亲去齐在位的时候，吴国向强大的楚国称臣，成为楚国的属国。
就这样，至寿梦继位之前，吴国的疆域大概是这样的：北临郯国（今山东临沂、郯县一带），西邻钟离国（今安徽凤阳一带，楚国的臣属国），东临大海，南部则在黄山、天目山以及太湖与另一个蛮夷政权——越国划开了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