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十几代人的努力，吴国终于初具规模，而命运也终于让他们的发展暂时停了下来，因为西边的楚国发展得比他们更快，实力更为强大。尽管历史对吴王去齐的事迹并没有什么记载，但在他执政的时期，吴国被楚国臣服，的确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这也侧面说明了去齐是一位相对懦弱、没有什么作为的君主。
可历史终究要成就吴国的辉煌，泰伯、仲庸的子孙们终究不会平凡。就在吴国向楚国臣服后的十几年，吴国又诞生了一位伟大的君王。他就是去齐的儿子寿梦。他会引领吴国走上一条全新的道路。
一、文韬武略：带领吴国振兴的吴王寿梦
公元前586年，寿梦即位。这是吴国历史上除了泰伯、仲庸以外第一位有文献记载了生平事迹的王，同样也是在与中原文化隔阂了数百年以后，第一位率领吴国重新与中原文明地区产生联系的君王。寿梦是一位有着远大理想的君主，也是一位有作为的君主，他的一生几乎可以用“文韬武略”四个字来形容。
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寿梦即位以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出兵攻打北方的郯国，并在战争中大获全胜，迫使郯国向吴国称臣。这次战争，其意义不同于吴国以往的任何一次。郯国虽不是什么强国，但它的地位却与吴国以前灭掉的那些国家有着极大的不同。郯国被认为是属于中原的国家，是当时中原第一大国、霸主国——晋的附属国之一。寿梦的这一做法轰动了中原，不论吴国以前吞并过多少政权，那些国家都和它本身一样，是中原人眼中的“蛮夷”。“蛮夷”的事情，他们内部解决就好了，中原的各文明国家是不会插手的。但这一次郯国因为迫于吴国的“淫威”而叛变，这令当时的霸主晋国很是生气，于是晋国联合了地处山东半岛、距离郯很近的两个强国——齐国和鲁国一起讨伐郯。战争的结果我们不得而知，因为历史文献当中并没有记载。不过通过后来夫差讨伐齐国、郯国出兵相随这一记载，我们可以判断出无论这场战争的结果如何，郯国在这100多年间一直是吴国的臣属国。
顺便说一下，在春秋战国这段中国历史上相对混乱的时期，像郯国这样实力弱小但“态度良好”的小国，有的时候寿命比那些大国还要长。郯国最初是晋国的属国，后来臣服于吴，越灭吴后又臣服于越，一直到楚顷襄王十八年，也就是公元前281年，郯国依然存在。与它命运相似的还有卫国。卫国是由周公旦的弟弟康叔建立的，是周朝最早的诸侯国之一。卫国自春秋以后国力一直弱小，但却一直生存到了公元前209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十二年后才想起来灭了它。不知《老子》当中那句至理名言“曲则全，枉则直”是否是受到了当时这些弱国的成功案例的影响而迸发的灵感。还有那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不也正是这些弱国的生存之道吗？
寿梦的这一次出击让中原各国终于注意到，在长江下游的荒蛮地区，还有一个叫做吴，且具有相当武装实力的“蛮夷国家”。寿梦本人也因此出了名，中原各国的国君通过这一事件都认识了吴王寿梦。这在当时来说真的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因为此时距离晋文公组织诸国共伐楚国的时间并不遥远，中原各国非常不乐意看到有第二个“蛮夷”像曾经的楚国那样强盛起来，这会对中原各国构成巨大的威胁。别看中原各国自己经常打得死去活来，但此时他们还是以中原文明大国自居，当面对外敌的时候，他们还是能够有效地团结起来一致对外的。
晋国人很郁闷，郯国的背叛让他们感觉自己这个黑帮大哥被一个初出茅庐的小混混捅了一刀。可是面对这一耻辱，晋国人的反应却很出人意料，事实上历史上的晋国总是不按照套路出牌。按理说自己的属国被打，晋国首先的反应应该是愤怒以及找吴国报仇才对，可是聪明的晋国人来了个脑筋急转弯，他们马上意识到这个荒蛮的吴国很可能成为自己的盟友，并可以为我所用，与自己联合起来一起夹击自己强有力的对手——楚国。
这个选择可能来源于中国传统上很实用的“远交近攻”这一策略。吴国毕竟离自己太远，如果出兵讨伐吴国，不但路程太远，必定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得不偿失，更重要的是一旦国家主力军队远征，楚国、秦国这两个早就看着晋国不顺眼的家伙很可能趁着他们国内空虚而偷袭晋国。如果那样的情况发生，晋国人就真的惨了。想到这儿，晋国开始筹划怎样拉拢吴国成为自己的盟友，可以说这在不久的将来是一个相当成功的战略部署。这大概是中国最早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了吧。可是令晋国人没想到的是，他们的这一举动虽然眼前看着是收益颇丰，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未来，他们是亲手为自己培养了一个强大的对手，这个对手最终会强大到夺走自己“霸主”这块金字招牌。
放下晋国人的谋略暂且不提，寿梦的作为还远远不止如此。寿梦新官上任的第二把火是朝贡周朝、出访鲁国。如果说攻打郯国的目的是为了扩充领土，增强经济与军事实力，那么此次出行的目的则是为了学习文化，增强国民素质。
在春秋时期，对于一个地处荒蛮的英雄或者国家来说最最诱人的不是黄金白银、玛瑙翡翠，也不是辽阔的土地、兴旺的人口，更不是绝世的美女和强劲的军队，这些都可以通过战争手段掠夺而来，而唯一无法掠夺的，就是中原地区的文化。楚国争霸中原、吴国后期的北上，以及越国称霸以后的迁都，都是为了向中原靠拢。中原永远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地方，能够在中原地区拥有一块落脚之地，比在荒蛮地方给他一座城池都重要。
这和今天一样，一个从小学习不好，被人嘲笑的人，突然有一天抓住商机，成为暴发户，甚至再摇身变成了企业家，他可以拥有以前所得不到的各种物质条件。他可以坐享别墅豪宅、名车名表，可这些东西不可能永远刺激他的精神。当有一天他发现自己内心的空虚根本无法用物质来满足的时候，就会产生对文化的向往。这可能令他感觉很奇怪，以前自己最看不起的就是什么“文化”了，真金白银才最重要，可是，真正的精神就是无法被物质所填充。于是，他也附庸风雅起来，也喜欢把自己打扮得像个文化人，最起码在外表上让自己看起来更有文化，更有地位一些。这样的行径，存在于今天，也存在于遥远的春秋时期。吴王寿梦的高明之处在于在自己还没有真正暴发起来之前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于是他开始了自己的中原之行。
据说，寿梦不仅自己来到周朝学习文化，还带上了他最喜爱也是内定继承人的小儿子——季札。父子二人尽管来自“蛮夷”，但因为根正苗红，祖上泰伯、仲庸就连周文王也要喊大伯、二伯，所以受到了当时的周天子——周简王的亲切接见。周简王的一生虽然贵为天子，但实际上却很无奈，他是周定王之子，在位仅14年。他上位的时候，周朝的天威已经荡然无存，可以说他就是一个活着的“摆设”。大家表面对他十分恭敬，可实际上却管不了任何人，所以说周简王和那些物质满足、精神空虚的人们是一样的。当然，在名义上大家还都是周天子的臣子，那句“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当时还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当寿梦踏入简王王宫的那一刻，周简王甚至对他产生了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虽然两人有着极大的差异，但周简王总觉着他们本质上很相像，两个人在某一个方面都有着极大的空虚感。寿梦是个掌握实权的蛮夷诸侯，他向往文化，向往被人崇敬，而周简王就是天底下最最尊贵的人，也是最有文化的人，虽然实际上没有任何权力。
其实吴王寿梦的故事早就传到了周简王的耳朵里，他虽然没有实际的权势，但对于天下发生的事情还是了如指掌的。寿梦攻打郯国，周简王是在心里暗暗高兴的，因为攻打郯国就是不给晋国面子，而晋国一家独大，根本不把自己放在眼里。周简王对晋公早就恨得牙根痒痒，只不过表面上还要装作很欣赏他的样子。所以寿梦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为周简王出了一口气，这就更加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论辈分，周简王喊寿梦叔叔，这标志着周朝的中央政府再一次确认了吴国作为周朝诸侯国的合法地位，这对于吴国来说，也算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件事了。当然，实际上两人的辈分很难论，因为这中间双方各经历了几代人很难算得清楚，周简王那边当然好算，可寿梦这边就太难了。但寿梦的祖上毕竟要追溯到泰伯身上，而周简王则是追溯到周武王身上，或者，再远也只会追溯到周文王身上，而周文王要叫泰伯一声大伯，所以周简王也就甘愿叫寿梦一声叔叔了。二人一攀谈，据说聊得不亦乐乎，但实际上双方是很难沟通的，因为寿梦讲的是地地道道的吴地方言，而周简王说的当然是当时标准的“普通话”，所以二人聊天的时候很可能是中间还得有一个翻译，不过，想在简王身边找一个能够完全听懂吴语的翻译恐怕也很难，因为在此之前周王朝几乎没有人到过吴国，吴国也从未派使臣去过周地。总之，无论实际的历史情况如何，在二人愉快的交流后，寿梦父子又被周简王派人护送着来到鲁国，学习礼制和乐制。
在周朝，礼乐制度是治国之根本，这也是战国时期各国之间打得不可开交之时仍没有人主动去推翻周朝，却还要尊敬周朝的原因。孔子还专门为这两门学问制定了《礼经》和《乐经》，并把此二门学问列入“六艺”之中，是孔门弟子的必修课。那么究竟什么是礼，什么是乐？
所谓“礼”和今天的礼仪、礼节是两码事儿，“乐”和今天的音乐也风马牛不相及。简单点说，周公旦制定的礼，其实是一种划分等级、阶层的工具。举个例子来说，天子观看歌舞表演，可以享受“八佾”，也就是八行八列，共六十四人的歌舞团队表演；诸侯享受“六佾”，也就是六行六列，共三十六人；卿、大夫阶层享受“四佾”，就是四行四列，共十六人；士享受“二佾”，共四人。礼在正常情况下是不可以被逾越的，否则就是不可饶恕的罪刑。孔子有一句名言流传至今——“是可忍，孰不可忍”，孔子当时说这句话，就是因为鲁国某位大夫在家里观看了六十四人的歌舞表演，把孔老夫子气晕了。再比如，不同阶层在祭祀的时候规模也有区别，天子用“太牢”，就是要有猪、牛、羊三牲，而诸侯用“少牢”，这里面不能用牛，只用猪、羊。士阶层或者富裕的平民只能用猪祭祀，这个叫“牢”。后来寿梦的玄孙吴王夫差想要称霸的时候，跟鲁国找茬索要“百牢”，闹了一个天大的笑话，把鲁国人弄得很无奈也很没有面子。这便是礼制，它清晰地区分了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并且让处在不同阶层的人们各安其位。
而“乐”的作用相对复杂，在某些方面，“乐”可以理解为是“礼”的一部分。孔子所作的《乐经》已经失传，在传下来的《礼经》当中有一篇叫做《乐记》的文章，说的就是“乐”作为“礼”的一部分所起的作用。比如说，当时的贵族家庭里面要准备不同的乐器，用于迎接宾客。在春秋时期的贵族阶层当中，去别人家串门，主人打开门以后第一件事儿是要奏乐。这奏乐还有讲究，针对来访客人的级别、年龄、社会地位的不同，演奏所用的乐器、演奏的乐曲都有区别。比方说接待比自己级别高的客人，可能要用琴演奏，而接待自己平级或者比自己职位低的人，可能就用打击乐。此外，打击乐和打击乐之间也有等级的区别，比如钟的级别要高于鼓，等等。由此看来，失传的《乐经》有可能跟这些过于复杂的规矩有关系。
“乐”的第二个作用是树立仪轨。比如，在不同的场合，乐队的规模、演奏的曲目肯定是不一样的，像天子登基、祭祀这类重大活动，所演奏的曲目必须是庄严肃穆的，而结婚的曲目必须是喜庆的。另外像军队出征等大规模集体活动的时候，还有特定的礼乐规定。简单点说，就是做什么事唱什么歌，立个规矩，渲染气氛。
“乐”的第三个作用和今天差不多，就是享受和娱乐。这个作用看起来简单，实际上是有其深远含义的。因为享受和娱乐可以调解不同阶层的矛盾，换句话说，尽管在“礼”的方面不可以逾制，但在娱乐方面大家可以一起享受。在春秋时期，社交活动的形式和今天不太一样，今天的中国人聚在一起往往以吃饭为依托，西方人则多以酒会的形式相聚。而在春秋时期，吃饭、喝酒都是相对次要的，他们有一个更加高雅而且健康的聚会主题，那就是听“音乐会”，看歌舞表演，当然，这样的聚会往往局限于贵族阶层，平民阶层每天都忙着干活、当兵、耕种，没有那么多闲暇时间用来消遣。在当时的贵族家庭中，往往都备有自己的歌舞团队，团队的规格要遵循制度，不能超越周礼的规定。更值得一提的是，由孔子编订的《诗经》里面的每一首诗在当时都是有调的，可以吟唱出来，《诗》是“乐”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