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晋抗楚：改变命运的三次大战
可能是出于对新式装备新式打法的绝对信心，可能是为了向晋国表表态，自己没让人家白忙活一场，也可能是对“臣属”这件事情早就忍无可忍，在巫臣来到吴国的当年，吴王寿梦就发动了对楚国的战争。这次战争在春秋史上也算得上是一次大战。吴国对楚国的边境重镇及邻近吴国的附属国都发动了攻击，结果吴国大胜。这一场战争令吴国收获颇丰，除了正式宣布脱离楚国的怀抱，不再向楚国称臣外，吴国几乎把当时在位置上临近吴国、附属于楚国的蛮夷各国统统收入了自己的地盘。这是吴国走向“文明”之后第一次发战争财，这令寿梦欣喜若狂。
这样一次巨大的胜利，让吴国安心经营了将近十年。经过十年的积累，吴国的国土面积、人口、经济、军队数量等方面都有了巨大的飞跃。而楚国可能是为了积蓄能量准备继续讨伐中原，也可能是因为此时内部的矛盾已经逐步暴露，无暇对外发动战争，并没有主动报复吴国，而是采取了守势。寿梦十一年（前575年），楚国在对晋发动的鄢陵之战中失败了，养精蓄锐了十年的吴国终于迎来了针对楚国的最好战机。
鄢陵之战，楚国投入数万兵力，由楚共王亲率三军与晋国决战。司马子反、令尹子重、右尹子革都作为将军，参与了这次战争，可见此次战争的规模之巨大。然而由于战术失误等多方原因，楚国的军队被晋军大败，楚共王趁夜遁走。楚国的这一次大败使其军事力量、整体国力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而且战争结束后楚国的司马子反被子重所逼自杀，这直接导致了楚国内部的政治格局出现重大变化。以前由子重、子反分庭抗礼的格局被打破，变成了子重一家独大。这一系列的变化导致楚国在中原的霸业宣告结束，而晋国通过战争的胜利，稳固了中原霸主的宝座。
公元前574年，吴王寿梦痛打落水狗，趁着楚国刚刚战败、内部空虚时，发动了第二次伐楚之战。这次战争还是瞄准了楚国的附属国，先后攻打了舒庸、巢、驾等国，吴国再次大胜而归。
吴国两次对楚的战争使楚国意识到了这块阻碍他们向中原进军的绊脚石。在楚国眼里，吴国毕竟还只是一个弱小的国家，一个曾经臣属于自己的国家，前面两次较量虽然获胜，但那不过是小打小闹，自己因为有着更加宏伟的目标，无暇顾及才被吴人得逞。心中抱有这样的想法，当楚国的元气逐渐恢复以后，在寿梦十六年（前570年）楚国主动出兵讨伐吴国。楚军首先攻克了吴国的附属国鸠兹，当楚军大部队士气高昂，怀揣着必胜的信心，扑向吴国国都的时候，却在衡山一带遭遇了吴国的伏兵。
值得一说的是在当时的战争中，遭遇伏兵这种情况还不是十分常见。一是因为在春秋时期受到人口和部队数量的局限，无法大面积布防，一般的军队都驻扎在城市附近或是关卡，二是在当时几乎还没有“兵法”的概念，最早的兵法《孙子兵法》是由吴国后来的一个军事将领孙武提出来的，而此人在这个时候还未降生。因此当时的战争还是停留在比较原始的阶段，双方下战书约定时间、地点，布阵，互相冲杀。在这种情况下吴人能够想到在衡山伏击楚国的军队，这足以证明在寿梦的领导下，荒蛮的吴国人已经有了相当高的智商，而对于中原人讲的那一套战争礼节，吴人并不需要遵守。
于是，战争的结果和以往两次的结果一样，吴国大胜，楚军首领邓廖被俘虏，楚国军队几乎全军覆没。吴军乘胜追击，又攻占了楚国不少的地盘。经历了这三次大规模的战争，吴国的地盘又扩大了不少，原来附属于楚国的诸多小国都成了自己的势力，吴国也正式与楚国接壤，这为后来吴国灭楚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寿梦也因为这些卓著的战功，被史家冠以“拓土益大”的评价。
吴国联晋抗楚的军事方针，或者说晋国“联吴制楚”的战略谋划，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春秋后期整个中国大陆的力量格局，也彻底改变了吴国的命运。吴国因此发了战争财而迅速崛起，当彻底制服楚国以后，吴国又与晋国反目，争夺霸主之位。再后来，与楚国之属国的越国争霸于东南，最后被越国消灭。这一切的一切，都与吴晋两国之间的这一重大决定脱不开干系。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说的就是这样一个道理，眼前的既得利益若放在一个更加长远的时间段上，就不一定是好事了。
四、继位难题：四个儿子的尴尬
吴王寿梦在位25年，功绩卓著，带领吴国走出了原始、荒蛮的状态，正式与中原各诸侯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寿梦的一系列努力使吴国的综合实力大幅提升，虽然与传统强国晋、楚、齐还有一些差距，但毕竟也有了三次大胜楚国的辉煌成就。
随着国力的增强和数次战争的胜利，吴国的疆域也向北面和西面有了一定的拓展。吴国强盛时的疆域东达海滨（今上海），南至浙江北部，西到安徽中部和南部、江西东北部，北抵江苏北部，此时的吴国俨然成为了一个雄踞东南的超级大国。
可是到了寿梦晚年的时候，在面对选择继承人的问题上，一代明君也面临了他祖先古公亶父曾遇到的尴尬局面。寿梦共有四个儿子，从长到幼分别是诸樊、余祭、余昧和季札。按照传统王位应该传给长子诸樊，但问题是寿梦本人实在是太偏爱幼子季扎了，事实上季札的能力在四兄弟当中也确实是最出类拔萃的。
想当年，年幼的季札与父亲共同游历中原的经历，打开了季札的眼界，从此，季札便对中原的礼乐文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开始潜心进行研究。从《左传》、《史记》、《越绝书》等诸多古代典籍当中我们看得出，季札是中国历史上南方出现的第一位圣贤之人，甚至还是孔子大大推崇的圣人。由于他的封地在吴国的延陵（今江苏省常州一带），在历史上又被称为“延陵季子”，据说季札还做过孔子的老师，在春秋时期的名气可与孔子相提并论，被世人合称为“南季北孔”。季札的事迹数不胜数，有些见于史书，有些则见于民间故事，这当中最有名的，当属他作为使臣出使中原各诸侯国时所发生的一系列故事，一直被传为佳话。
季札曾经代表吴国出使中原各诸侯国，一来是为了开阔眼界，与中原各国建立外交关系，二来是为了了解各国的内部情况。季札来到了鲁国，鲁国的大夫们为了显示自己头号文明国的地位，请季札欣赏了一场规模极其盛大的音乐会，为季札演奏了《诗经》当中的十几首曲目。这里要顺便说一下，《诗经》是孔子所编六经当中的一部经典，它在历史上的价值极为重要。今天我们看到的《诗经》是经过孔子筛选删减过的，而在季札那个年代，《诗经》全部的内容要比今天的传世本多很多。因为春秋时代的音韵与今天的音韵不同，这其中的很多诗我们今天读起来是不押韵的，但在那个时期却是完全押韵的。另外，今天传世的《诗经》只有文字，我们只能诵读，但在周朝的时候，这里面所有的诗都是可以配上旋律演奏或是吟唱的，据说不同的诗配以相应的曲调，懂得欣赏的人便能够从中听出旋律所要表达的内涵与情感。
春秋时期的音乐是极为高雅的艺术，这有点像今天西方的交响乐或者歌剧，没有一定的音乐素养是无法欣赏也无法了解其内涵的。但季札是这方面绝对的高手，《左传》当中详细记载了“季札观周乐”的全部过程。根据《左传》的记载，鲁国人演奏《诗经》的顺序是从开篇的《周南》、《召南》开始，至《郑风》、《卫风》、《齐风》、《秦风》等，最后是《小雅》、《大雅》、《颂》。这个顺序虽然与今天通行版本《诗经》的顺序不一致，但一定是符合当时某些规则的。季札在欣赏的过程中将他对周乐的理解展现得淋漓尽致。每当一曲奏罢，季札总会发表自己的见解，而其评价的内容，又与乐曲所要表达的思想完全吻合。例如，他在听到《邶风》、《卫风》的时候，评价为“渊乎”，这一个“渊”字概括了这类诗歌深沉婉转的特质。再比如，听到《齐风》的时候，季札在点评中用了“泱泱乎”以说明齐地诗歌雄浑壮阔的风格。季札又称《秦风》为“夏声”，形容西方地域的博大辽阔。评价《大雅》用了“熙熙乎”，形容周王统治地区人民生活的和乐之美。总之，季札的一番评价令鲁国人大跌眼镜，如此高深的音乐涵养令鲁国的大夫们很难相信这是一个出自蛮夷之国的人，同时，鲁国的大夫们也在季札身上找到了一种知己的感觉。
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鲁国的大夫们在音乐方面与季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于是又邀请季札观看鲁国的舞蹈。舞蹈从《象箾》、《南蘥》开始，这两支舞蹈都是歌颂周文王的，一文一武，分别歌颂周文王的文韬武略。季札的评价则是“美哉！犹有憾”，意思是虽然周文王的功德被万世传颂，但终究没有灭掉殷商，所以还是留下了很多遗憾。之后又表演歌颂周武王伐纣的《大武》，季札因而感慨“大概周朝兴盛的时候就是这样吧！”在表演歌颂大禹勤劳天下、日夜不懈的《大夏》的时候，季札又赞叹：“勤劳天下又不自以为是的人，天底下除了大禹还有谁呢？”这一系列的点评着实令鲁国人刮目相看。季札也因为这一次在鲁国的露脸，而名震华夏，被孔圣人捧为可以与周公、泰伯并列的圣贤之人。
离开鲁国之后，季札又来到了齐国，拜访当时的东方第一贤者——晏子。晏子全名叫做晏婴，晏子是后人对他的尊称。适时，晏子是齐鲁大地上最有名气的贤者。他提倡仁义、廉政、身体力行，等等。季札见到晏子之时，齐国刚刚经历一场由崔家和庆家主导的巨大的内乱，史称“崔庆之乱”，政局很不稳定。季札因而提醒晏子应该交出权力，才能明哲保身。晏子听了季札的建议很快就交出了权力，12年后，齐国四大家族打起了内战，晏子因为没有权力而且保持中立，这才得以避免受到牵连。
之后季札又到了郑、卫、晋等国，针对这三个国家的政治形势分别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甚至还预料到了日后赵、魏、韩三家分晋的可能，由此可见季札拥有极其敏锐的洞察力和极高的智慧。在这次季札出使列国的过程中，还有一件“大事”被载入史册。
季札曾经路过一个叫做“徐”的小国，徐国的君主看到季札的佩剑十分喜欢，一直把玩，爱不释手。吴国的青铜制造业十分发达，这一点我们会在以后的章节详细解说，而季札也看到了徐君对自己佩剑的钟爱，有心相赠，可奈何自己尚在访途之中，佩剑不能离身。在当时的观念里，佩剑是君子的象征，出使别国，没有佩剑是很影响外交礼节的。所以他只能不动声色地收起宝剑，在心中默默允诺徐国国君，自己会在归途的时候再来赠剑。可世间的事情总是变幻莫测，当季札从晋国回来之时，这位徐国国君已经故去。季札很悲伤，他来到徐君的墓前，解下自己的佩剑，恭恭敬敬地挂在了墓前的一棵树上，以象征将其赠与了徐君。根据《史记·吴太伯世家》的记载，这一行动令徐国人备受感动，写歌称赞季札：“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脱千金之剑兮带丘墓。”
其实，根据史学家们的考证，季札这一次出使列国是在吴王余昧时期的公元前544年，也就是寿梦去世后的17年。在此，我们只是借这些事情来说明季札这个人的能力问题。如此一位贤者，令他的三位哥哥也很佩服，面对父亲临终时的遗愿，长子诸樊自愿让出王位与四弟，这一点，诸樊颇有当年泰伯的风范。而余祭、余昧二位兄长也完全没有意见。可是，季札不同意。他坚决不接受王位，因为长子继位是自古以来的传统，尊德重道的他绝不允许自己打破这个传统，当然，他本人也志不在此，他更加喜欢研究学问，宣扬道德。当事人不同意，寿梦也只得将王位传给了长子诸樊，但却在临终之时嘱咐诸樊：“你去世的时候，要将王位传与你的二弟，并告诉他，他去世以后再传给老三，这样兄终弟及，季札早晚会继任吴王的位置。只要季札当了吴王，他必然会依靠他的能力和才华，带领吴国走向真正的强大。”
公元前561年，寿梦去世，长子诸樊在有一点点无奈的情况下继承了王位。诸樊虽然不是大才大德之人，但当政期间也算是中规中矩。吴国在诸樊的领导下也经常与楚国发生战争，诸樊每次都身先士卒，好像从来不畏惧战死沙场。就这样，吴国在诸樊时期也得到了一些发展。公元前548年，在位13年的诸樊去世，临终之时遵循先王寿梦的遗命，将王位传给了二弟余祭，并嘱咐余祭，死后要传位于老三，再让老三传给小弟弟季札。余祭听命，上任以后立即把季札封在延陵，让他从这块地方开始熟悉政务，以便日后接手吴国政权的时候能够游刃有余。
余祭统治下的吴国继续稳固、缓慢地向前发展。值得一提的是，吴国在这一时期不但继续与楚国开战，还和南边逐渐发展起来的越国打了几仗。公元前544年，吴国攻打越国，抓到了一个俘虏，把他的双脚砍掉，派去看守吴国的战船。有一次余祭去巡视战船，因为喝醉了酒，便躺在船上休息。没想到这条船恰恰是那个越国俘虏负责看守的，这个越国俘虏对余祭早就怀恨于心，此时终于找到了报仇的机会。他悄悄地爬到熟睡的余祭身边，解下余祭的佩剑，手起剑落杀死了余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