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国子驷这种两面讨好，实际上都得罪的政策弄得国内臣民意见很大，纷纷起来反对，要求完全倒向晋国，甚至有人建议向宋国发起挑战，这样晋国和楚国都会前来参与，郑国可乘机永远投靠晋国。于是，公元前562年（楚共王二十九年），郑国按计划对宋国发动袭击，晋国果然率领联军攻打郑国。郑国装出一副害怕的样子，派使臣求和，双方结盟。这样激怒了楚国，楚联合秦军前来攻打郑国。郑国国君忙出城迎接，以示求和。接着，晋国再次率领联军出兵伐郑国。郑国忙派大臣前往告诉楚共王，请求支援。但这次并没有按照郑国设想的进行，楚共王对郑国这样反复无常的举动很是恼火，觉得楚国的尊严受到了极大侮辱，于是就把郑国派来的使臣扣押下了。
郑国这次真的害怕了，赶紧派人向晋国求救，还送给了晋悼公大量礼物，包括乐师及编钟，还有大量舞女以及一些战车等。
楚国虽然这次没有贸然对晋国发起攻击，但这口恶气无法平息，第二年冬天，楚、秦再次联合，对宋国发起攻击，作为对晋国的报复。
鄢陵之战后，楚、晋之间没有再发生大规模的军事战争，只是小规模的武装冲突。但长期的战争消耗，使得晋、楚双方都很疲惫。
公元前560年（楚共王三十一年），楚共王去世，他的儿子熊昭继位，即楚康王。
楚共王从小生长在一个无忧无虑、荣华与安宁的环境中，虽有父王训诫、师傅教导，但他缺乏生活磨难与生活历练。他的父亲楚庄王之所以能够使楚国称霸中原，与其生活磨炼息息相关。宫廷安逸的生活，把楚共王培育成一个贤厚仁明的君主，而不是一个英勇果敢的统帅。在春秋这个战乱纷争、称王称霸的时期，诸侯国需要的是英勇果敢而又贤明仁厚的国君，相比之下前者更为重要。在鄢陵之战前，楚共王还未曾见过政治与军事上的大波大澜。遇到紧急情况，他毫无经验和理智去应付，容易失态。如在撤离鄢陵时，楚共王在养由基、黄衰微等大夫的簇拥和护卫下迅速离开战场，而走着走着楚共王心里越发惧怕，突然瘫倒在地上，黄衰微急中生智用脚踢了楚共王一下，面对这样无礼的行为，楚共王发怒了，腾地一下子站起来，大夫们才趁机把他扶上战车。
当他病重之时，常常向令尹忏悔，觉得自己无德，羞辱了先王，请死后赐予他“灵”或“厉”（均为恶谥）。但他的令尹子囊在其驾崩后，力排众议，并没有遵从楚共王遗言，而是作出了这样的评价：“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而知其过，可不谓共乎？请谥之‘共’。”从已知的考古资料来看，楚文化的特异风采正是在楚共王时期形成的。
楚共王这种自责忏悔的精神，说明他从未忘记先王之霸业。如果撇开他的三子之乱楚和治国安邦的能力，他的一生可以说是积劳成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依然可以为楚国后世敬仰！
令尹子囊所言的“抚有蛮夷”、“以属诸夏”，与其说是楚共王的功业建树，倒不如说是楚国奉行的路线。这条路线，自楚武王就创立了，楚成王确立，楚庄王光大，楚共王奉行。它彰显了楚文化融汇南北的恢宏气魄。由于长期处在夷夏交替的位置，楚人的民族偏见是最为淡薄的，相应地楚国的民族政策在先秦各诸侯国中也是最为开明的。
楚共王在其执政期间，可谓政绩平平，但也维持了晋、楚争霸的态势，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和延续了他的父亲楚庄王的霸业。
有一位学者说得很对：“他（楚共王）是楚国一代雄才大略之主楚庄王之子。有这样的父亲，的确值得骄傲，可有这样的父亲，他也将一辈子生活在父亲的光环和阴影之下。他的国策国运、他的一切行为也许是其父强有力的延伸，但也必被人们拿来与其父亲进行对比参照。参照的结果不言而喻——伟大与渺小！我们不知道楚共王是怎么想的，是为这样伟大的父亲而自豪，还是为生活在他的光环之下而永远自卑。因为楚庄王留给他后代的那座山峰实在是太高大了。”
虽然楚共王本人一生政绩平平，性情温和，却生养了三个体格剽悍、性情凶残的儿子，几乎给楚国带来了灭顶之灾。从此，国运衰败，民生凋敝，军威不振，腐败盛行，楚国的争霸之势已成明日黄花。由此，我们不能不说此乃楚共王之大过也！
楚共王的一生对其国家的作用是多重的，既有埋下隐患的负面影响，又有延续其父霸业的鞠躬尽瘁之精神。
三、改纪其政，以定其国
楚康王在位15年，面对的政治环境与其父楚共王颇为相似，不仅要北上中原，与晋国争霸，还得花很大力气应对吴国在东面的不断骚扰和侵袭。两面作战，广大将士疲于奔命，苦不堪言。严峻的形势促使楚康王不得不寻找和解之路，以尽快打破这种不利于楚国发展的僵局。此时，晋国更是内外交困，穷于应付，深感征战之累，也想与百年宿敌楚国和解。最后，经过宋国调解，楚、晋两国与数个诸侯国在公元前546年（楚康王十四年）订立了罢战息兵、平分霸权的盟约。楚康王不仅成功地解除了北方中原各国对自己的强大军事威胁，而且还凭借自身强大的实力，当仁不让地与晋国国君晋定公一起坐上了中原霸主的宝座。春秋时代，楚、晋两霸并立，就好比20世纪的美国和苏联同时称霸一样，令世人瞩目。
楚康王初立之际，大胆进行政治改革，调整了统治集团的核心成员。因为他从父亲的身上看到了国朝内争是国家军事失利的重要因素，故而认真反思，决心剔除这一弊政。公元前558年（楚康王二年），他利用令尹子囊死于伐吴途中这一契机，开始改革计划。
首先，他任命楚共王的弟弟，也就是自己的叔父子庚为令尹。子庚在位八年，虽无大的作为，但也没有发生大的过错。公元前552年（楚康王八年），子庚病死。楚康王想任命蓬子冯为令尹。当征求蓬子冯的意见时，蓬子冯说让他再考虑考虑。之后，他向申叔豫请教此事，申叔豫说：“国家的宠臣很多，君王又年轻，恐怕这不好办。”这说明朝廷权臣很多，形势很复杂，当了令尹也不容易把事情处理好。于是，蓬子冯打算拒绝这一别人看作美差的事。时值酷暑，蓬子冯内穿两件棉衣，外套一件袍子，很少吃东西，整天躺在床上，假装生病，以此谢绝任命。当然，他不会大热天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原来他在床下挖了一个坑，放进冰块，这样即使穿得厚，也无大碍。楚康王派人前来一看，就没有再勉强他，改任子南为令尹。
子南上任后，楚康王慢慢发现子南有一个宠信之人观起，势力很大，整天耀武扬威，虽然朝廷没有给其增加俸禄，但他却驾着几十辆车，在街道上行走。楚康王对此是不能容忍的，于是他派人刺杀了子南，车裂了观起。
楚康王再次任命蓬子冯为令尹，觉得这个人可靠。起初，蓬子冯所宠信的人，也给人以暴发户的感觉。一次，他上朝见了申叔豫，而申叔豫始终躲着他。退朝后，他登门拜访申叔豫，问起为何在朝上故意躲避他。申叔豫向他说道：“难道你不知道前些年子南是怎么死的吗？”话还没说完，蓬子冯就明白了，赶紧起身道谢，急匆匆地回到了府上。他连夜命令手下那些个宠信之人离开他。这样，楚康王自然对他放心了。
其次，楚康王增设右尹一职，后又分别增设右司马和左司马两个职务。他不仅对行政管理和军事管理体制进行规范，还完善马政管理。由于当时处于冷兵器时代，战马在行军打仗和日常交通中处于重要地位。我们从楚康王时代设立大厩、中厩、宫厩等管理车马和设置“监马尹”主掌马政的动作中可以看出，楚康王在这方面是下了很大工夫进行整顿治理的。通过改革，重新对权力进行配置，有利于权力制衡机制的建立，有利于互相监督制约，有利于提高办事效率。
为了增加国力，发展生产，楚康王在公元前548年（楚康王十二年）推行了“量入修赋”的经济改革，对楚国的国土状况进行了全面而详细的调查分析，依各地生产力之高下，分清土地的类型和档次，根据收入之多少，公平地征收军赋。这次军赋整顿与改革，无论是对楚国，还是对后世中国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楚康王追慕令他自豪的先王，企图重振楚国雄风，觉得只有这样才能无愧于列祖列宗和他领导下的全体臣民。于是，他开始了争夺江淮、力挫东吴的雄壮计划。
吴国与楚国虽都属长江流域，但因地理位置相距较远，一个在湖北西北部，一个在江苏一带，所以各自独立发展，互不相犯。楚庄王时代，当楚国地跨江淮，傲视群雄时，吴国也已征服了周边众多小国，成了东部的一个势力雄厚的大国。吴、楚两国势力开始在中间地带碰撞。公元前601年（楚庄王十三年），吴、楚缔结友好盟约，相约和平共处，共谋发展。但历史的意志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两国必然由同盟走向对立。
楚康王即位初，公元前559年（楚康王元年），他就曾让令尹子囊率兵攻打吴国。吴人固守不出，楚师只好撤退。而在楚师撤退途中遭到吴师伏击，公子宜谷被吴军俘获。子囊也自杀谢罪。楚康王遂以子庚为令尹，并命其率军攻打吴国。令尹子庚受命出征，楚国“箭王”养由基用败兵计，将吴兵诱入一个名为庸浦的地方，子庚命隐藏在此的三处伏兵倾巢而出，吴兵溃不成军，落荒而逃。此战中，楚国还一举俘获了吴国大将公子党。楚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吴国地处多江河湖泊之地，国人多识水性，建有庞大的水军（时人称之为“舟师”），吴国常以“舟师”为支撑，进攻楚国。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楚康王审时度势，作出了打造战船，组建水军的决定。公元前549年（楚康王十一年）夏天，楚国正式组建了“舟师”，受楚康王之命，“舟师”向吴国境内进发，虽因吴设防甚严，所获不多，但却在一定程度上打出了楚国的威风，展示了楚国的军事实力。从此，吴国水军再也不能像先前一样如出入无人之境了。楚国水军的建成，不仅让熟习于水战的吴国神经为之紧张，更让还只习惯于兵车之战的中原各国为之提心吊胆，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打击了中原各国，特别是晋国的嚣张气焰。
为了争夺中间地带，楚、吴两国在楚康王时代发生了数次战争，虽互有胜败，但总体而言，楚国占据上风，其中经典的战例是舒鸠之战。
舒鸠（今安徽舒城）是群舒部落之中的一支。群舒部落中的舒庸、舒蓼等部落早为楚国所灭，舒鸠因位于原群舒部落中偏南的地区，与吴较近，故还没有被楚吞并，但却早已臣服于楚国。公元前549年冬天，吴国利用晋平公率诸侯联军攻齐，楚国发兵攻打郑国援助齐国的机会，唆使舒鸠背叛楚国。听说舒鸠想背叛自己，楚康王大怒，为保楚国威风，他亲自领军前往讨伐。楚康王屯兵于荒浦，命手下两员大将前去责问舒鸠。舒鸠见楚国大军压境，心胆俱裂，不仅矢口否认，而且表示愿与楚国再订永远称臣纳贡之盟。见其信誓旦旦，楚康王最终与其握手言欢，领军而还。
但是，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548年的秋天，舒鸠因离吴国太近，实在难以抵挡吴国的攻伐，就乘楚国令尹蓬子冯去世之机，迫不得已地归服了吴国。闻听舒鸠背信弃义，楚康王怒火中烧，命令新上任的令尹子木率大军前往攻讨。楚军一路势如破竹，轻取舒鸠重镇离城（今安徽舒城县西）。舒鸠难挡楚军铁蹄，求救于新主。吴国为保护新入盟的小兄弟，自然领兵来救。楚国令尹子木冷静地命右师先至舒鸠，左师却战略后撤，寻找战机。楚、吴两军在战场上相持不下，僵持了七天七夜。大将子疆认为久居敌方区域不利，应速战，令尹子木接受其“私卒诱之，精兵会之”的建议，派其带领一队人马向吴国挑战，将吴兵引入伏击圈，打得吴军鬼哭狼嚎、抱头鼠窜，并一举灭掉了反叛无常的舒鸠。灭鸠设县强有力地打击了吴国对楚国的挑战行为，以实际行动证明了楚国在楚康王之时仍在对吴作战中具有主动地位。楚国在东面与吴国的争霸战，不仅制服了吴国，也为楚国在中原与晋国争霸起了配合作用。
如果说胜吴灭鸠之战充分证明了楚国在楚康王时期在淮河流域具有绝对的控制权，那么，在争夺战中一箭射死吴王诸樊，则更是打出了楚国的威风和霸气。
诸樊是吴王寿梦的长子。公元前561年（楚共王三十年），寿梦死，诸樊继位为吴王，由此可见，他比楚康王早一年登上王位。为了挽回舒鸠一役中的败局，重新找回吴国在江淮地区的控制权，吴王诸樊赌徒似的想作垂死挣扎。公元前549年（楚康王十一年）冬天，他亲自率领吴国军队奔向楚国的巢邑（今安徽瓦埠湖南），想用武力将其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以弥补失去舒鸠的损失。面对浩浩荡荡的吴军，巢邑守军知道硬拼不行，只能智取。于是，一场比诸葛亮早近600年的空城计上演了。
巢邑守军大开城门，诸樊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早已垂涎三尺的巢邑。正当他得意非凡之时，埋伏在一段短墙后面的巢邑守将、箭法十分高超的牛臣突然出击，一箭就将诸樊当场射死。诸樊被射死，吴军大乱，埋伏的巢军发起突击，吴军落荒而逃。楚国再次捍卫了祖国的尊严。
楚康王一边积极地东向拓地，在江淮地区与吴国争雄，一边积极谋划再上中原，力图重新控制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