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地巫风炽盛，好淫祀，荒远之世的情感，在他们身上没有褪尽，人类童年的心在他们的诗歌和漆器艺术上必有发挥。楚国漆器所表现出的特征与《离骚》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相互映衬。如果说《楚辞》是楚文学的代表作品，那么楚国漆器就是楚考古文化的经典。
漆器并非楚人独有，但唯其使人瞻仰，无论是观其形还是品其意，无不使人叹为观止。楚国漆器，可以说，每一件都是精美的艺术品。
铜是人类最早使用的金属之一。我国历史上的商代及西周是以青铜文化为主要特征的时期，青铜冶铸业曾达到很高的水平，历史学家们将这一时期称之为“青铜时代”。楚文化，是我国青铜时代的一种区域文化，青铜文化为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鼎居青铜礼器之首。楚国的鼎与其他各个区域文化的鼎相比，有成熟的、富于个性的形态特征，称为“楚式鼎”。在楚式鼎的造型系列中，有两种具有代表性的，即升鼎和于鼎。这两种鼎从春秋中晚期开始到战国晚期在楚国一直都很流行。升鼎因这种鼎上铭文“升鼎”而得名，其特征是束腰和平底。最有代表性的是河南淅川下寺出土的王子午升鼎。这种风格的鼎为楚国所独有，一般在高级贵族墓葬中发现，为楚国贵族身份的标志。“楚王好细腰，国中多饿人”，楚人审美中对细腰的喜爱，反映到青铜礼器的铸造上就是束腰升鼎的产生。
先秦时期，礼乐文化为社会文化的核心内容。这表现在青铜器上，即青铜礼器的出现。楚国青铜乐器最具代表性的是钟。乐器中楚人最爱钟，并视之为国家权力的象征。楚钟不仅音色绝佳，而且造型独特，甬钟、钮钟等都有从大到小不可颠倒的组合顺序，因而称为编钟。编钟是楚国音乐艺术的杰出代表。其中尤以曾侯乙编钟举世闻名，复制演奏，令世人耳目一新，为我国音乐文化大增光彩。
战国时代，随着铁器的长足发展以及社会的大变革，青铜礼乐器逐渐衰落，青铜的运用开始由礼乐文化转向世俗生活。楚人开始大量使用青铜制造的日常生活用品。楚人制造的最成功的铜器当数铜镜和带钩。楚国铜镜独具特色，称为“楚镜”或“楚式镜”。楚镜以其类型和数量众多而远胜于其他地区。据统计，出土的楚镜总数已达1000面左右，其数量远胜于在中原地区出土的铜镜。湖南长沙是当时楚国的制镜中心，其次则是安徽寿县和湖北江陵。
作为楚文化组成部分之一的科学技术，在楚国的早期阶段已有了发展。楚国科技发达的领域主要是农业生产技术、青铜冶铸技术和天文学等方面。尤其是天文学方面，楚人甘德和唐昧是当时著名的天文学家，甘德曾观测到木星的卫星小赤星，这个发现比意大利物理学家伽利略和德国天文学家麦依耳早了近两千年。1973年，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了一部《天文星象杂占》帛书，系战国时楚人所著。帛书画有29幅名称、形状不同的彗星，是迄今世界上最早的关于详细描绘彗星不同形状的图，无疑是一份极其珍贵的天文学研究资料。楚人在数学方面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1984年在江陵张家山247号汉墓中出土的《算数书》是我国数学史上也是世界数学史上惊人的发现，它把我国数学的成书年代提前了三百多年。其内容和书写体例，都与迟于它约三个世纪的我国古代数学名著《九章算术》相近。因此，它可能是《九章算术》的母体。
20世纪30—40年代，安徽省寿县和湖南省长沙的楚墓先后出土了著名的“楚帛书”等重要文物资料。这当时在学术界形成了研讨热点。尤其是楚帛书流落到美国后，其研究也逐渐国际化，促进和掀起了国内外帛书研讨热潮，并为中国史研究走出疑古时代提供了帮助。
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大量楚国文献和文字材料出土。楚简批数多，数量大，居全国先秦简牍之冠。迄今为止已发现三十余批，其中已产生较大影响的有长沙仰天湖（M25）楚简、信阳长台观（M1）楚简、荆门包山（M2）楚简、荆门郭店（M1）楚简和上海博物馆馆藏楚简。尤其是郭店楚简，资料一发表，就引起强烈反响。
物质文化是楚文化的重要载体，而楚人所创造出来的精神文化，则长期影响中国、影响世界。
楚国社会是直接从原始社会中孕育出来的，所以在楚人的精神世界中，保留了许多氏族社会的遗风。当中原的理性精神逐渐突破鬼神迷信的束缚之时，楚人仍沉浸在原始宗教的狂热之中。《汉书·地理志》记载：“楚人信巫鬼，重淫祀。”巫是在宗教祭祀活动中充当人神中介的神职人员。古代巫者知识面较广，又多迷信，兼能驱疾，因而又有“巫医”的身份，楚人有民谚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楚人崇巫，巫者的地位较高。巫不是人人都可担当的。祭祀和卜筮是巫觋沟通人神的主要手段。
春秋时期的楚国，一方面鬼巫之风长盛不衰，另一方面理性精神与朴素唯物主义思想逐渐发展，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春秋末，楚国出现了一位杰出的宗教思想理论家观射父。观射父既参与国事，又通晓宗教礼仪。他所提出的“民神不杂”、“民神异业”，在当时来讲，实为宝贵。
就其内涵而言，楚国的巫文化包括多神崇拜、各种巫术、飞升成仙等内容。它不仅渗透到楚国文学艺术等诸多层面，而且对后世宗教信仰影响深刻。
楚地的神仙观及其各种巫术，都是后世道教神仙观和道教法术的重要来源。道家学说亦是楚文化的特色内容。道家学说，渊源于晚商时代的楚君鬻熊，而成熟的道家哲学思想代表则是春秋晚期的老子和文子。文子是老子的学生，楚平王的大臣，他的思想对楚国朝政产生过重要影响。战国中期以后，道家分化为两大派系：即老庄学派和黄老学派。
道家思想博大精深，在先秦各家学派中最富哲学内涵，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汉初，黄老之学作为“君人南面之术”，清静无为，与民休息，治理战争创伤，使天下殷富，社会获得稳定发展。东汉以后，道教兴起，道家学说成为道教的理论基础。老子被奉为教主，称为“太上老君”，其书《老子》被奉为圣典，称之为《道德真经》。后来，文子、庄子也分别被尊为“通玄真人”、“南华真人”，其著作《文子》、《庄子》也被视作“真经”，列入道藏。魏晋时代，玄学兴起，玄学以老庄道家的无为学说为本，探讨纲常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最终使汉末陷入危机的名教重新焕发活力。唐初，李氏帝王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信奉道教，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使老子的地位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儒、释、道三教长期合流兼容，老庄思想对佛、儒二家产生过重大影响。宋代理学开创者周敦颐的“自无极而太极”的理论，就来源于道家的“有生于无”、“复归无极”（《老子》）。老庄道家学说几乎在历史进程的每一个阶段都能引起思想共鸣。晚清民国初年，受社会危机与西方思想的影响，一些文人志士如谭嗣同、严复等，重新审视老庄文本，并从中发掘“民主”、“自由”的思想，再度将道家学说视为匡世安邦的理论。当今世界提倡返璞归真，回归自然，遵从自然规律，加强环境保护，道家“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以及“无为而无不为”等思想，不仅在国人中，而且在世界上都引起了更加强烈的共鸣。
在中国先秦文学史上，楚国文学占据半壁江山。楚国的诗歌源远流长，至战国中后期，大诗人屈原创造出一种新的骚体诗歌——楚辞。《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品，全诗两千四百多字，是我国古典文学中最长的抒情诗。全诗洋溢着诗人为崇高理想而奋斗的奉献精神，真挚执著的念祖爱国、忠君恋乡的爱国主义感情，也表现了不畏邪恶势力、刚正不阿的高尚品格。《离骚》在艺术上也具有独特的风格，主要表现在采用夸张手法与比兴手法，是积极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高度结合的杰作。由于它开创了楚辞创作的新途径，奠定了楚辞的历史地位，故后人称楚辞为“骚”，称屈原诗歌为“屈骚”。
宋玉是战国时楚国著名的文学家，曾师事屈原，通晓音律，雅好辞章，具有很高的文学造诣。宋玉是屈原艺术的优秀继承者，在赋的发展史上具有首创地位。唐勒、景差是与宋玉同时以赋见称于战国晚期的楚国文坛作家，但两人的作品都未能流传下来。1972年，考古学家在出土的简文中发现了唐勒的赋作残篇，使人得以大致了解唐勒的创作情况和文学地位。
楚文学是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先秦时期中国文学创作所取得的最高成就，开创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先河，在文艺思想、创作精神、表现手法、体裁形式、修辞技巧等各方面都对后世文学创作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历代文人学者几乎没有不读楚辞，不受屈作楚辞影响的。他们追慕屈原，模拟屈作楚辞，宋玉、景差开其端绪，入西汉而形成热潮。汉代模拟屈作楚辞的作品甚多，王逸《楚辞章句》所见11篇，如郑振铎先生所言，“不过百中取一而已”。汉代以后仿屈作者较多，唐代柳宗元“为骚文（楚辞）数十篇”；清初王夫之还将自己仿屈作的《九昭》收入其所撰《楚辞通释》一书中，尤为典型。鲁迅曾高度评价楚辞：“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诗经》）以上。”
楚民族风俗独树一帜。楚人尚赤，建筑、服饰、器物均以赤为贵。各地楚墓出土的黑底朱彩漆器就是例证。楚人尚东，生之坐向、死之墓向均以东为荣；与周人的面南背北、头北脚南迥然不同。楚人尚左，也与周俗尚右不同。楚人念祖、爱国、忠君比之周人更为突出，他们习惯于用原有地名命名新地，丹阳、郢数次迁移不改其名就是为了缅怀先祖。由于楚人历尽艰辛而建国称霸，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尊心异常强烈，钟仪南冠面晋，南音不改，屈原成为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都是典型的例子。
楚国历经八百余年的发展，由僻处江汉一隅，到拥有中国半壁河山；从筚路蓝缕、常处草莽，到问鼎中原、饮马黄河，不断地发展壮大，成为天下强国。楚国不仅位列“春秋五霸”、“战国七雄”，而且创造了特色鲜明、内涵丰富的楚文化，有的影响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