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佗对这些风俗采取的态度是：良则从之，恶则禁之。其远见卓识从饮食习惯的渐变中就可以体现出来。越人鸟兽蛇虫无所不食。赵佗任龙川县令时就意识到，要有效控制越地、管理越人务必要首先融入越地民俗，包括中原人一向不齿的杂食风气。在赵佗力倡的“同其风俗”影响下，客居越地的中原人对蛇、虫、蜥蜴等令人毛骨悚然的动物从不敢起箸到逐渐接受，再后来连王宫中的屏风托座都做成越人抓蛇吃的形象。
南越国濒临海洋，境内河网密布，雨量充沛，因而很多越人水性很好，他们擅长利用船来进行渔猎，喜欢食用各种鱼类和贝类。
越地多水，越人为避免蛟龙侵害而多以舟为水上交通工具。当时越人使用舟船已经相当普遍，在重大节日，河流之中往往百舸竞渡，蔚为大观。在一些出土的铜鼓上还描绘有他们竞赛龙舟的场面。他们往往在船的首尾画上龙、凫等动物形象作为本族的图腾或保护神。这和越人文身以象征“龙子”的含义类似，都是为了求得水神的保护。
现在的“端午节”多被认为是纪念屈原而形成的节日。其实，屈原深处楚地，与百越之境近在咫尺，而流传至今的为纪念屈原而设立端午节很可能是以屈原代指越人。至于端午节的起源，著名学者闻一多曾指出其应是越人为祈求生命得到安全保障举行图腾祭的节日，而龙舟竞渡便是这种祭祀活动中的娱乐节目。近年来在岭南地区发现的铜鼓上，也发现了一些头戴羽冠的人物操架着刻画有纹饰的船的图像，这有可能就是古代越族龙舟竞渡习俗的记录。
婚丧嫁娶关涉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是社会关系的晴雨表。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通婚是调和民族关系，增进民族感情的重要方式。南越国对这一条颇为重视。赵佗多次上书请求中原移民至岭南，与越人杂居。大量无夫女子与士卒或越人结婚生子，成家立业，世居越地。赵佗还极力安抚越人，大力提倡汉越通婚，劝导士兵在当地养儿育女，促进汉越同化。他从王室做起，带头与越人通婚。越人吕嘉为南越丞相，家族中“男尽尚王女，女尽嫁王子弟宗室”，甚至还与远离番禺的苍梧王赵光联婚。第三代南越王赵婴齐便是娶越女为妻，并生有子赵建德，起初被封为高昌侯。这说明上层统治者中普遍实行汉越通婚。上行下效，南越国的上层统治者既然如此，中原和越地的普通百姓的联姻也十分普遍。南越国政权能平安立国九十余年，汉越通婚是重要原因之一。这个事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汉越关系是比较融洽的。
在赵佗的首倡下，各级官吏、士卒和中原移民纷纷接受越人的风俗习惯。赵佗的亲民政策使汉、越各族人民彼此认同，其个人威望也得到很大提升。
赵佗虽然主张尊重越人的风俗，但并非一味迁就。对南越境内部分土著居民某些野蛮残酷的风俗，赵佗力倡移风易俗。
南越国统治地区主要在岭南，并不是百越所有地区。为了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南越国统治者还十分注重与东部的闽越国与西部的西南夷部族的交往，尊重各民族的生活习俗，缓和人民之间的矛盾，这也赢得了周边部族的尊重。
二、南越开发：“开发岭南第一功臣”
历史充分证明，赵佗缔造的南越国是岭南文明的奠基时期。他在南越国的建设和岭南地区的开发中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赵佗在岭南的大开发使得尚处在原始社会末期的越人结束了分散的部落统治，一跃而直接跨入文明有序的封建社会，与中原的差距大大缩小，极大地推动了岭南地区的文明进程。在这个过程中，赵佗表现出了博大的胸怀和恢弘的气魄。在今日的广州南粤先贤馆内，赵佗位列第一，被称为“开发岭南第一功臣”，实至名归。
现代著名客家文化研究专家谭元亨先生认为：“中原文化南下并推动其文明开发，粤东是最前沿的阵地之一，而最早产生文明发酵效应的，只能是龙川、博罗一线。”在任龙川县令的六年里，赵佗为民办了不少好事、实事，如掘井筑城，设衙修路，开垦山林；推广先进的生产力和农耕技术；传播先进的中原文化和文明，尊师重教，兴办学堂；改善越人居住条件；推广优良品种；屯垦戍边；等等。
的的确确，龙川是赵佗从军事人物转变为政治人物和治理郡县的实践地，赵佗在此积累了治理郡县的经验。不得不说，龙川是赵佗的“兴王之地”，也是他开发岭南的“试验田”，更是播种中原文明火种的“试验田”。在主政龙川的六年时间里，赵佗从一个骁勇善战的将领转变为一个日渐成熟的政治家，为以后建立南越国、开发岭南奠定了坚实有力的基础。
建国称王之后，赵佗更是把开发岭南、改善民生作为立国根基。
封建社会以农为本，土地是古代人民赖以生存的基础资源。南越国的统治者赵佗正是主要从改革土地制度，改善农业耕作方式，提高粮食产量着手的。
南越国崛起于秦汉之际，秦平百越之时，秦军不以钱帛买田，而是以武力强行圈地。赵佗建国之后及时调整了统治策略，不再强行圈地，而实行比较自由的土地买卖政策，形成了“富者有资可以买田，贵者有力可以占田”的土地占有格局。富贵之家拥有良田百顷，奴役大批农奴劳作，供给国家赋税和徭役。
由于当时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还很弱，个人离开部落难以独自生存，因而当时岭南大部分地区的土地制度还是原始公社公有制。中原先进土地制度难以一下子贯彻下去，以南越国王室土地所有制为中心形式的土地制度在一定程度适应并延续了这种原始社会公有制，允许无地或少地之民耕种王室的“公田”。这些耕作“公田”的人，无论汉族还是越族都必须承担一定义务，所谓“战则兵，散则农”正是他们的生活写照。各地人民开垦小块田地，法令规定开垦的荒地归开垦者经营，同样要向国家承担税收和徭役。这些就是南越国统治的土地制度，也是南越国政权的经济基础。
劳动工具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而铁器和耕牛是南越国农业的重要生产资料。从罗泊湾一号墓出土的文物来看，秦平百越前，越人进行农业生产的劳动工具一般是石器、木器和少量简易的青铜器，与已经广泛使用铁制农具的中原地区相比大大落伍。秦平百越随军带去数量可观的铁器，经加工改造后成为铁农具。后来从中原陆陆续续迁移过去的数十万中原百姓携带大量铁制农具和牛马等牲畜。赵佗归汉以后，汉越通关互市，越人得以顺畅地通过边关集市引进铁制农具、肥料、耕牛、骡马等生产资料。
越人耕作方式也得到了切实改进。
古代岭南密林遍布，瘴疠袭人，自然条件极端恶劣。越人最先采用刀耕火种的原始方法开垦土地，后来进步到火耕水耨，但仍未脱离原始农业阶段。赵佗无疑是先进农业技术推广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他在岭南积极推广铁制农具和耕牛，使战国时期就已经传入岭南的水稻种植技术得以普及，改变以前“刀耕火种”、“火耕水耨”的粗放型耕作方式，代之以中原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除了种植业外，他还大力发展林业、畜牧业、渔业等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方式。铁制农具和先进耕作技术的推广，大大提高了岭南农业的生产水平。
劳动力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富有灵魂的因素。在古代社会，劳动力数量多寡和素质优劣是衡量一个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乃至文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
千余年间，百越众多的族群支系多各自居处、生息和繁衍。由于历史上的各种原因，他们或聚或散，或迁徙或逃亡，人口的繁衍和聚合极不稳定。人口统计极为不易。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的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入籍造册情况来看，交州七郡共有215448户，人口1372290人。可以推测，秦汉之际，包括闽越、东瓯、南越、西瓯、骆越、句町、滇越、山越、夷洲越人等百越之地人口不足一百五十万，人烟稀少且分布不均衡，其中太湖流域分布较为稠密，而滇越、南越、骆越、夷洲则密度极低。元始年间是西汉人口发展的鼎盛时期，但岭南七郡人口的总数并不可观，人口密度很小。其中交趾四郡每平方公里不足十人，九真郡三人，苍梧郡、南海郡、合浦郡都是两人上下，日南郡、郁林郡不足一人，有的地区如含涯、浈阳、曲江等山区则荒无人烟。
南海郡是南越国的统治中心，约有19613户人家，94253人。考虑到隐瞒户籍、隶属或交叉存在于其他几郡中的南越人的人数也不在少数，兼之赵佗平南越前南越国的实力与闽越国不相上下，汉兵几路围剿数次方才告捷。因此，粗略估计南越国土著居民约三十万，加上中原士卒、百姓、刑徒、商贾等，人口总数在一百万左右。
秦汉时期，越人的身体素质较差，平均寿命不长。《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江南卑湿，丈夫早夭。”越人身体羸弱、寿命短，除了湿热气候的因素外，还与复杂地形、险恶环境、生活水平、经济状况、劳动强度、医疗水平等因素直接相关。
越人数量少，素质又不高，改造自然的能力自然很弱，这些缺陷导致岭南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长期低下，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极其落后。
要解决这些难题，关键在于增加劳动力数量，提升劳动者素质。
越地初开，地广人稀，唯有增加人口，发展生产力，才能稳定社会，巩固政权，移民实边便成为开疆拓土、加强统治的当务之急。
商周时期，中原人对越人人口增长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春秋战国时期，越地除了一些著名的谋士、武士如范蠡、文种、计然、伍子胥、陈音及其他一些逃亡者外，其绝大部分人口都是百越之地的越人。秦汉时期，这种情况随着政治、军事、经济及商业贸易交往剧增等因素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秦平南越战争和任嚣、赵佗主政岭南期间，秦军就地屯垦安置，又迁移数十万中原百姓、刑徒、赘婿、商贾深入越地定居。
中原人口的大量南迁，改变了百越原来较为单纯的血缘结构，使百越之地人口结构、民族结构和性别结构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同时，中原人口的流入，也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促进了百越之地经济的开发，对团结融合百越民族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这些移民到岭南后便自然而然地将中原先进技术推广开来，是南越富国强兵的中坚力量。
为快速繁衍人口，南越国还积极实施“择优而婚”和“计划生育”政策。赵佗建国称王之后，决心延续春秋时期于越关于繁衍人口的法令：年富力强的男人不得迎娶年老色衰的女人，残年羸弱的男人不得迎娶青春年少的女子；女人十七岁还不出嫁，要追究父母的罪责；家中添丁者上报官府减免赋税徭役，家中添女者上报官府有重赏，一户人家生两个孩子者由官府支付部分抚养费用；家中丈夫身亡，免除三年赋役，儿子身亡，免除三月赋役；允许寡妇与鳏夫结合，鼓励无子人家收养孤儿。除此之外，还抚疾济贫，改革殡葬制度，使生者慰藉、死者安息。南越国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成效显著。
总之，南越国千方百计增加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这些措施切中要害，实施得当，极大地刺激了人口繁衍，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南越国的富庶。
南方多水，水利建设至为重要。南越国继承了秦始皇所修灵渠，设置水利官员管理灵渠，进一步发挥其运输、灌溉功能。除此之外，南越国各地都有兴修水利。首都番禺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水城，城内河渠纵横，城外珠江环绕，番禺城还建有一处木质水闸，也是南端城墙的一道水关，其设计构思和建筑工艺在当时都是世界领先的。水闸根据珠江潮水涨落规律设计，分水闸、泄流两部分，拉开水闸，居民可摇船进城。专家推测，两千年前，人们摇船渡过珠江，如果想从南边上岸进入广州城，那就要通过这个水中关卡。可见，两千年前的南越国水利技术多么精湛！
在南越国墓葬中出土的粮食作物主要有水稻、黍、粟、菽、薏米、竽、大麻子等，其中水稻是古越人的主要粮食作物，也是南越国最常见的粮食作物，非常适合岭南地区高温多雨、水源众多的生长环境。墓中出土的瓜果蔬菜主要有柑橘、桃、李、荔枝、橄榄、乌榄、人面子、甜瓜、木瓜、黄瓜、葫芦、姜、花椒、梅、杨梅、酸枣等，其中荔枝是岭南特有的水果，据说赵佗曾将荔枝作为贡品进贡给刘邦。在南越国的墓葬中出土的家畜残骸主要有猪、牛、羊、鸡等，出土的野生动物残骸主要有禾花雀、竹鼠等，还有大量的鱼类、鳖类和各种贝壳类等淡水和海水产品。这些都说明了南越国在岭南加强农业生产的举措收到了显著的成效。
在工商业发展上，南越统治者也是不遗余力的。
由中原迁移至越地的移民带来了先进的手工工艺，他们结合越地具体情况不断更新技术，将越人的手工业水平推向一个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