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人最迟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开始使用青铜器，并掌握了原始的青铜铸造技术，但当时青铜器的应用并不广泛，锻造技艺也不精湛。秦始皇统一岭南和赵佗建立南越国之后，来自中原的青铜铸造技术使岭南地区的冶铸业得到长足的进步。青铜器的种类和数量都非常丰富，仅在南越文王墓和罗泊湾一号墓两个南越国的墓葬中就分别出土了五百多件和两百多件的青铜器，主要有铜勾鑃、越式铜鼎、铜提筒、铜熏炉、铜鼓、铜壶、铜烤炉、铜鍪、铜编钟、铜钫、竹节铜筒、铜羊角钟等。在这些青铜器中，除了一部分兵器和日常用具是从中原输入之外，大部分是南越国铸造的。一些铜器体型硕大、胎壁较薄，铸有各式繁杂的花纹，反映出南越国冶炼技术十分精良。
岭南地区的铁器是在秦朝统一岭南之后才开始大量出现的。南越国时期，铁器的使用已经较为普遍，单单在南越文王墓中就出土了种类繁多的农具、手工业工具、武器和生活用具等246件。然而，南越国铁矿资源严重匮乏，冶铁技术比较落后，冶铁业不太发达，用于农业生产的铁制农具主要依靠从中原输入，中原离岭南山高路远，边关并不总是那么通畅，因此南越国的铁制农具的普及程度比中原低很多，铁制农具主要在都城番禺附近及郡县治所周边等生产条件比较好的区域使用，远离都城和郡县治所的穷乡僻壤则仍然多使用石器、木器和少量青铜器。
南越国的陶器生产技术也十分精良，样式繁多，用途广泛。南越国墓葬中出土较多的器具就是陶器，仅在南越文王墓就出土陶器991件，以储容器、炊具等日常生活用具和砖、瓦等建筑用具为主。这些陶器大部分为南越国本土制造，多是一些有着岭南风格的几何印纹陶。
南越国的玉器制造业也相当发达，在南越文王墓中共出土了244件玉器。这些玉器主要分为四大类，包括礼仪用玉、丧葬用玉、装饰用玉、器用用玉，器型丰富，用途多样。其中的精品主要有丝缕玉衣、青白玉角杯、承盘高足杯、玉璧、龙虎并体玉带钩、龙凤纹重环玉佩等。这些精美的玉器大部分为南越国的工匠制造，而玉料除了由南越国自产一部分之外，很大一部分则来自于进口。
在南越国的墓葬中还出土了不少盛酒器皿，这说明当时南越国已有了成熟的酿酒和储酒技术。
此外，南越国的金银器冶铸业、纺织业、漆木制造业等都有很大程度的发展。
先秦时期，岭南维系着物对物的原始交换方式，秦平岭南之后，大量南迁的汉人带来了中原发达的贸易方式，岭南地区才开始逐渐进入货币经济时代。南越国的货币也是从中原输入的，并没有自己铸造的货币，这些货币主要以秦朝和汉朝的“半两钱”为主。
来自中原的移民中有不少是商贾。他们头脑发达、心思缜密、善于经营，使得尚且停留在原始的物物交换的岭南地区一跃而成为实行货币经济制度的商业繁荣之地。
南越建国之后，历代君主都十分注重与邻国尤其是与汉朝的商业贸易。南越国与闽越、夜郎等其他国家的商贸往来也十分密切。吕后与南越国交恶时期，赵佗曾以财物贿赂的方式获得闽越、夜郎、西瓯和骆越等国的归属或支持。
南越国处海滨之地，海上贸易相当发达。越人很早就掌握了内河航运和沿海航行的技术。都城番禺已具备了生产规模庞大的商船队伍的能力。南越国的造船工厂通常分为造船台和木料加工厂，造船台连续几个排列在海边河沿，仅一个造船台就有近百米长。船台结构、船厂布局、钉接技术、木材加工技术都达到当时国际先进水平。船舶规格有“三翼”之分，大翼长十丈，中翼长九丈六尺，小翼长九丈。
当时的南越国已经开辟了通过南中国海与东南亚和南亚诸国进行商业贸易的路线，这条海上航线较之唐宋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早一千年。通过这条航线，南越国获得了东南亚、南亚及经由东南亚、南亚输入的舶来品，如银盒、象牙、金花泡饰、乳香等，南越国也直接出口以及汉朝经由南越国出口了大批商品。
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沿海沿江城市迅速成为贸易中心。番禺、徐闻、合浦等沿海商业城市迅速崛起，成为中外交通贸易和物资交流的集散地，抱布贸丝者不绝于道。
中国北方建筑作为支撑的柱子多为圆柱和方柱，菱形的柱子是南越王宫特有的，一些切割技术和砌法有着西亚的风格，这些都与这条海上航道息息相关。
在文化建设上，赵佗也表现出开阔的胸襟。《粤记》盛赞“广东之文始尉佗”正是这一事实的反映。
秦平百越前，越人的记事方式停留在刻符的阶段，尚未演化为成形文字，各地语言不通，给记忆和交流带来很大障碍。赵佗主政后，考虑到南越国大部分官员来自中原，便将汉字——秦统一后“书同文”政策倡导的小篆，汉代时惯用的隶书——定为官方文字，起草诏令、百官上奏时均用汉字，还在南越国全境推广使用。在日常交流上，赵佗还大力推广中原语言。后来，南越国统治者还促进文字和语言改革，还吸收了越人语言文字的某些特征，大大适应了统治形势的需要。
百越民族多才多艺，在赵佗“汉越一体”政策下，越族艺术与中原艺术得以融会贯通，如舞蹈就有越式舞和汉式舞，越式舞五花八门，有翔鹭舞、羽舞、武舞、芦竹舞等，汉式舞比较单一，即长袖舞。越人对乐器有特殊的感情，因为乐器不仅有演奏的功能，还是权力和财富的象征。越人的乐器种类繁多，打击乐器有钟、磬、勾鑃、铙、铜鼓等，弓弦乐器有琴、瑟等，吹奏乐器有笛、箫等。在这些乐器中，铜鼓是最有特色的土著乐器之一。越人还十分重视美术，反映出他们的审美情趣，他们的饰画、壁画等也兼具汉越双重风格。
历史充分证明，赵佗缔造的南越国是岭南文明的奠基时期。他在南越国的建设和岭南地区的开发中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赵佗在岭南的大开发使得尚处在原始社会末期的越人结束了分散的部落统治，一跃而直接跨入文明有序的封建社会，与中原的差距大大缩小，极大地推动了岭南地区的文明进程。在这个过程中，赵佗表现出了博大的胸怀和恢弘的气魄。在今日的广州南粤先贤馆内，赵佗位列第一，被称为“开发岭南第一功臣”，实至名归。
三、越人治越：南越国的“王与马，共天下”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南越国政权实行的“汉越一体”政策是东晋之前“王与马，共天下”的典范。由于赵佗抚绥有道、恩洽扬夷、和济粤众，故而能够得到汉、越各族人民的拥戴。由于“和辑百越”和“汉越一体”政策的坚决推行，南越国政权愈加巩固了。
吕后背约致使汉越交恶后，南越国一度解除与汉朝的君臣关系。汉文帝为修复汉越关系，曾在给赵佗的信中说：“服岭以南，王自治之。”此处的“自治”一词大概是关于自行管理的最早来源了。从华夏文化圈的高度来看，赵佗建国岭南开启了中国古代区域自治和民族自治的先河。不仅如此，在南越国内，赵佗还依据国情、民情实施了旨在加强统治、维护稳定的区域、民族自治的进步举措。
赵佗建立南越政权时，起初是以“中国人相辅”，“以其党为假守”，即以中原人来统治越人。然而，这个举措毕竟只是个过渡，长此以往，中原人与越人发生利害冲突，南越政权将面临潜在威胁。用苛法钳制越人必将失败，若要在岭南长期立足，必须采取积极的民族政策，吸收越人加入南越政权，对越人中的精英分子委以要职，使越人以主人翁的姿态来支持南越政权，分享岭南各民族团结的福泽。赵佗便注意吸收有威望的越人首领参与到南越国政权建设和政务管理中来。南越国在赵佗“和辑百越”政策的指导下，政权日益巩固，国力大大增强。
有些越人如吕嘉、俞宋等既是越人头领，又是南越国重要大臣。赵佗这样做的目的是使越人认识到南越国政权的生死存亡与越人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越人为维护南越国政权而不至于反叛。
吕嘉是越人的伟大首领，是南越历史上影响最为深广的越族土著人，深受越族百姓信任，享有“越众酋师”、“越人之雄”的盛誉。传说吕嘉本是西瓯部落的酋长，少年时曾接受中原汉化教育，通晓诗书礼乐，深谙人伦典制。在秦平百越战争中归顺秦军，并协助秦军迅速平定百越，深得任嚣和赵佗的倚重。在赵佗主政龙川县和南海郡时，吕嘉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在汉越民族融合和岭南开发建设上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赵佗建立南越国后，为巩固政权，积极拉拢土著人，把吕嘉调升中央，封地置产，并任命为丞相，直接参与处理王国军政大事。吕嘉在任上，协助赵佗推广中原先进农耕技术和中原文化，在南越政权稳固、强大和岭南繁荣昌盛上贡献殊大。
自赵佗时起一直延续到南越国灭亡，吕嘉连续担任三代南越王的最重要辅臣，似乎南越国的丞相之职是专为吕嘉所设。吕嘉的弟弟被封为将军，吕嘉宗族中“为长吏者七十余人”，朝中势力盘根错节，一时权倾朝野。吕嘉的家族世代与南越国王室联姻，其宗族“男尽尚王女，女尽嫁王子宗室”，甚至还与苍梧王赵光联姻。借助与王室的联姻，吕氏家族在南越国的地位更加显赫，同时也更加忠于南越国。赵佗主动向吕嘉示好并委以重任，实际上是向越人表明立场，十分欢迎越人中的精英分子参与政权管理，共同维护南越国的长治久安和岭南百姓的安居乐业。
俞宋也是一位声名显赫的越人首领，可各种史料对他提及甚少。俞宋任西瓯首领时广施恩惠，深受百姓爱戴，还曾在抵抗屠睢的攻伐中屡立奇功，杀死了屠睢，在越人心目中是一位威望很高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