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帝国的军事建制
1.近卫军团制度
奥斯曼帝国在14世纪迅速崛起，成为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庞大帝国，除了与它的社会与制度等因素有关系外，也与它那完善的军事建制和拥有一支骁勇善战、所向披靡的军队是分不开的。在奥斯曼帝国的政治生活中，军队和军队的组织，以及军队的招募是帝国头等重要的大事。在奥斯曼帝国的初期，军队组成的惯例是，传令兵到各村庄宣布：任何愿意作战，并参加侵袭的人应该自带武器在规定的时间和指定的地点集合。在奥尔汗统治时期，在与拜占廷帝国的军队交战中受到启发，奥尔汗把有作战经验和能力的奥斯曼人组成了一支步兵部队，按十人、百人和千人为单位编排，每个单位编组设置一个负责指挥的军官，他们大部分人出身于奥斯曼统治者的直系亲属和近臣，执掌着军队的大权。此后，为组建一支骁勇善战、所向披靡的职业化军队，奥尔汗把战利品的五分之一收归国库，作为军饷，组建了一支完全由基督教奴隶和战俘参加的步兵部队，称为加尼沙里军团，欧洲人则称之为近卫兵团。由于加尼沙里军团个个凶猛彪悍，训练有素，对素丹忠心耿耿，其战斗力威慑欧洲各国骑士，犀利无比，所向披靡的战斗精神经久不衰，是奥斯曼帝国军队中的主力，在奥斯曼帝国的对外扩张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组成奥斯曼帝国骁勇善战、所向披靡的加尼沙里军团的成员，在历史上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在战争中被俘获的大量基督教青少年，他们大部分是希腊人、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在社会上、种族上或文化上同那些自愿成为加齐和奥斯曼人的自由背教者，几乎没有什么差异。在伊斯兰国家有一个传统，那就是统治者作为国家的化身，通常接受所掠劫的战利品的五分之一。由于长久以来，战俘就是打胜仗时的宝贵奖赏，又由于他们的命运永恒不变，那就是终生为奴，所以在奥斯曼帝国的早期，拥有大量战俘奴隶的素丹们，竟不知道应该怎样安排战俘奴隶们，让他们为他更好地服务。加之在周围地区的战俘奴隶市场上生意又很萧条，因此当时解决此问题的唯一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奴隶们变成为士兵，去替主子打仗，掠劫财富进行扩张，或者用战俘奴隶来做保镖，也是奥斯曼帝国早期的一个重要传统。当时位于东方统治埃及的马木留克王朝，就完全是由战俘奴隶们所组成的。这种制度被称之为“古兰制度”。“古兰”是指经过精心训练而在统治者的宫廷和国家机构中服务的奴隶。“古兰”为穆斯林的统治者忠心耿耿地服务，在伊斯兰教的历史发展中是一个重要的传统，占有重要的地位。正像奥斯曼帝国的其他许多政治制度一样，“古兰制度”是奥斯曼人从阿拉伯帝国和突厥塞尔柱人那里学习和继承而来的一种惯例，经过奥斯曼人的不断发展，最终成为了奥斯曼帝国最具特征的社会制度。虽然奥斯曼人学习和继承了阿拉伯帝国和突厥塞尔柱人的“古兰”惯例，但是有系统地训练和使用战俘奴隶，则与奥斯曼帝国近卫兵团的建立和发展，以及征召基督教青少年入伍的制度有关。
根据“古兰制度”的惯例，在战争中被俘的基督教青少年就由奥斯曼帝国的素丹，作为奴隶蓄养着，当他们皈依了伊斯兰教之后，就被整编和训练成为帝国军队中的特种部队，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加尼沙里军团，或称之为帝国近卫兵团。对于这些彪悍的军人，欧洲人在多次的战斗中逐渐地产生了戒惧的心理，他们敬畏这些军人的纪律、团队主义精神、骁勇善战使用武器的本领。根据奥斯曼帝国的有关法令，许多基督教青少年俘虏被租赁给奥斯曼的军事封建领主去做若干年的学徒。在此期间，他们学会了奥斯曼人使用的语言和生活习惯，身体锻炼得更加健壮，并精于作战技术和各种武器，与普通的奥斯曼士兵和广大民众逐渐地融合在一起，最终被同化。
奥斯曼帝国近卫兵团的军饷很低，他们只有靠英勇作战，多打胜仗，从战利品中得到丰厚的报酬。根据奥斯曼帝国的有关规定，近卫兵团的成员在服役期间不准结婚，他们在军营里过着集体生活，装束也都一样，每日进行操练。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为步兵，只有少数人为骑兵，其余的是享有特殊荣誉的用左手执掌武器的卫兵。在奥尔汗统治时期，奥斯曼帝国的近卫兵团只有2400人，在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统治的末期，近卫兵团已有六千多人，到苏莱曼大帝统治初期，近卫兵团有将近8000人，而在1566年他去世时已达一万二千多人。在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上，近卫兵团人数最多时达三万七千多人。他们作战时的彪悍骁勇，舍命而战的斗志，使得对手们胆战心惊，望风披靡。起初，当对外征服扩张能够为军队提供足够的战俘时，帝国近卫兵团的主要来源是基督教青少年战俘，而后，当不能够为对外征服扩张的帝国军队提供足够的战俘时，就逐渐地形成了一套从基督教臣民的男孩子中募集兵丁的制度。这种做法据有关史料考证，大概始于穆拉德一世统治时期，到了穆拉德二世统治年间，从基督教臣民的男孩子中定期征兵，也就是名为“德米舍梅”（征募）的征兵制，似乎已经趋于制度化了，是奥斯曼人对传统的“古兰制度”的改革。
2.征兵制——古兰制度
从基督教臣民的男孩子中定期征兵，纯粹是根据素丹的权力，把它当作一种特种税，与宗教法无关。征集的时间和规模，则一般根据帝国政府的需要而定。如果在几次重大战役期间人员损失过多，那么征兵的规模就较大，间隔时间也较短。此外，作为一种特殊的征税方式，它是以全村庄或特为征收这种税而划定的“特种税区”的若干村为对象，而不以单独的每户为单位，这种做法往往能够使负担比较平均。应征的基督教青少年数目，一般是平均每40户征一名。为了征召到能够吃苦耐劳和易于训练的人，奥斯曼帝国只征收大约8岁到18岁之间的未婚基督教青少年。17世纪的时候，帝国政府把征收的年龄界限提升到了15岁至20岁。起初，帝国政府只征收巴尔干地区的基督教青少年，但后来到了16世纪，也开始征召安纳托利亚的基督教青少年。不过根据帝国政府的规定，有些基督教青少年免征，如独子、从事经济重要行业的青少年、孤儿以及众所周知的行为不端的人。
到了16世纪时，每当帝国政府决定从基督教家庭中征募一批十几岁或年纪更小的男孩时，近卫兵团的军官们便携带素丹的授权令，奔赴开展征兵工作的地区。他们一般在大市镇驻扎，派传令兵到各村庄通知地方官和法官。基督教家庭的家长们奉命带领他们的儿子前来应征，牧师带着洗礼记录随同他们到场。于是，帝国近卫兵团的军官们就开始对基督教青少年进行审查，每个应征的基督教青少年的姓名、年龄、家庭出身、住地以及相貌都得被登记在册，一式两份。选中的基督教青少年被集中起来，编成100到150人的队伍，穿着整齐统一的制服，由近卫兵团的士兵护送到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护送者有一本登记册，另一本则保存在征兵的近卫兵团军官那里。当所有的基督教青少年到齐后，把两本登记册拿到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相互核对，保证途中没有出现人员被顶替的情况，因为不可避免地有些被征募到军队行列里的基督教青少年试图逃跑，他们的家庭也竭力反对子女被帝国政府征募，有时候甚至发展到了公然对抗的程度。但是，对于那些接受宫廷训练后的基督教青少年来说，大好机遇、锦绣前程就展现在了他们的面前，而奥斯曼帝国的社会精华和栋梁，也正是通过他们才不断被注入新鲜血液的。所以，当此后这种征兵制度有利可图时，又有一些基督教家庭的家长们千方百计地想用钱把他们的儿子安插到帝国近卫兵团中去。
在奥斯曼帝国的首都伊斯坦布尔，那些被征募来的基督教青少年不久即改宗伊斯兰教，并接受割礼，然后通过一系列的考试来测定他们的智商。相貌和才智在考试筛选过程中十分重要。大致经过十里挑一的筛选，那些考试合格、身材体格完全符合标准的基督教青少年，立即被送往宫廷中接受训练，这种训练既是体力的，也是智力上的。这些被选中入宫学习的基督教青少年，将要接受奥斯曼帝国最好的教育，并且一旦学习训练完毕，他们将准备接受奥斯曼帝国政府中最重要的职位。那些绝大多数未被选入宫廷中接受训练的基督教青少年，将被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奥斯曼农民雇佣去，以便在那里学习突厥语和熟悉伊斯兰教的信仰。他们学习和进步的情况，有人进行定期的严格检查，当他们已经学成或帝国需要的时候，他们就被召回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加入近卫兵团，构成了奥斯曼帝国军队的骨干。由他们组成的作战部队，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在战斗中，他们常常被用作后备军，不到关键时刻决不轻易上阵，平时在帝国首都担负保安、警务和消防等任务。
奥斯曼帝国的近卫兵团与伊斯兰教的苏菲神秘主义教派，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苏菲神秘主义教派产生于13世纪，到15世纪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16世纪至18世纪时，苏菲神秘主义教派在奥斯曼帝国的境内，表现得相当活跃，它的贝克塔什教团对奥斯曼帝国的政治生活影响最大，教堂遍布帝国的各地。据有关史料记载，在奥斯曼帝国的早期，奥尔汗在制定征募基督教青少年组建近卫兵团的计划时，得到了贝克塔什教团长老哈吉·贝克塔什的赞同。这位长老用他的衣袖遮盖在近卫兵团士兵的头上，并向第一批近卫兵团的将领们祝福。近卫兵团士兵头上戴的白羊帽后垂筒形的长布，就代表了贝克塔什教团长老的祝福。在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上，近卫兵团与贝克塔什教团的关系十分密切，近卫兵团自称是“贝克塔什的士兵”和“贝克塔什的子孙”，视苏菲神秘主义教派的长老为伊玛目，并宣誓尊敬服从他。在帝国政府组织的军事仪仗队中，贝克塔什教团的教徒被允许走在近卫兵团的前列，有时他们还在近卫兵团的军营中做礼拜、念经，为近卫兵团祈祷。
然而，近卫兵团的影响和作用，也使得他们成为奥斯曼帝国政坛上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他们经常左右帝国政策的贯彻执行，后来甚至发展到了公然违抗素丹的命令，不时提出一些蛮横无理的要求。帝国素丹的废立完全由他们来决定，大维齐也常在他们的命令下被斩首。特别是在近代，为了企图维护千古一揆的制度，保留原有的地位和特权，他们竭力反对奥斯曼帝国的社会改革，不思不变，终于堕落成为阻碍奥斯曼帝国社会变革和进步的反动势力，遭到素丹马赫默德二世的残酷镇压，落得个曲终人散的悲惨结局。实际上，早在15世纪中叶，奥斯曼帝国政府就平息过一场任性妄为的近卫兵团的叛乱，但从穆罕默德二世开始，由于宫廷政治斗争的需要，每一位素丹登基时，为了笼络和安抚近卫兵团，都照例要分发一批“近卫兵团饷银”，以确保近卫兵团的忠诚。这种怀柔政策的实行，使得近卫兵团在以后帝国的政坛上更加自命不凡，肆无忌惮。
在征募的基督教青少年中，素丹也选取一些优秀人才，让他们在各类宫廷学校内太监的监督下分组接受严格的培训。其中学习优秀者让其在帝国宫廷中担任侍从官，在所谓的“内廷服役”中继续接受教育。他们训练的第一期大约为两年到8年时间不等，在这一阶段的训练结束时，他们要接受全面的综合考察。其中成绩最优秀的人，要留在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素丹居住的托普卡帕宫接受进一步的严格训练，而那些成绩不太理想，不够资格提升的人，通常被派往由素丹发给薪饷的王室骑兵部队里，担任重要的职务。这种选择和提升的程序，是奥斯曼帝国“古兰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被称之为“契满”（毕业）。在16世纪，通常每两年到五年有一次“契满”，到17世纪时，演变成为每七年或八年有一次“契满”。另外，每当新素丹即位时也有一次“契满”。被新选拔的侍童们到素丹托普卡帕宫的内廷各部门中，为他们将来的职位做预习准备。内廷服务包括在宫院和有关部门中专门为素丹而设的一系列私人服务。侍童们开始服务的地方主要是大院和小院，也称之为大小书院，这里是内廷服务的侍童们专心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地方，素丹的主要私人生活也大都是在这个环境中度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