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处燕山最畅情，无双风月属昆明”，这是乾隆泛舟昆明湖所写的一首律诗的头两句，作于乾隆十六年。当时，昆明湖展拓完成不久，万寿山上和沿湖的清漪园景区景点远未竣工，可谓湖山之胜已具，亭台宫殿的辉煌尚须时日展现。但乾隆得意的心情已跃然纸上。确实，万寿山前昆明湖的展拓，在北京燕山一带的大地上，是少见的山水之胜，在三山五园先前已建成的四园中，正缺少这样一座以水景取胜的景观园林。就在这一年，他亲笔撰写了《万寿山昆明湖记》，在文中，叙述了昆明湖的展拓，是为了京师一带的水利，是为了“浮漕利涉灌田”和旱涝之时的调节，用现在的观点看，昆明湖也确实具备了一座水库的功能，两个半世纪以来，这种功能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至今，昆明湖在北京水系中，仍然具有这样的作用。虽然，它的水源已改由密云水库经怀柔水库转输而来，有时还要从官厅水库补给，最后归结到南端的长河，输向北京城内。
昆明湖东岸的界限是东堤，在乾隆展拓湖面之前，这道长堤即已存在，原来是为了护卫位于它东面的畅春园而构筑，相对于畅春园而言，被称作西堤。当时在这座西堤的西部还有一道历史更为久远的长堤，这座长堤常见于元明时代曾来游览的文人雅士的诗文之中。它的位置，相当于排云殿至南湖岛再向南延伸至蓝靛厂一线，这条长堤大致是原来瓮山泊的东界。长堤与畅春园西堤之间，原来是农田，乾隆展拓昆明湖时，将长堤掘去，留下堤上的龙神祠，便是现在昆明湖中的南湖岛龙王庙。将水面扩展到畅春园的西堤，成为昆明湖现在的平面形状。而畅春园的西堤，自然就变成了昆明湖的东堤了。所以现在这座堤上还立有一块昆仑石，上面刻着乾隆的一首诗，第一句便是“西堤此日是东堤”，说出了这一历史变化。这里要点明一个容易被忽略的有趣现象，便是昆明湖东堤外部的农田高程，要低于昆明湖水位许多，实际东堤是一道拦水堤坝，使昆明湖成为名副其实的水库，也是一座悬湖。难怪在昆明湖展拓完成以后的五年，乾隆要铸造一只栩栩如生的镇水铜牛，防止本为水利而实施的工程，变成水患的源头。
东堤铜牛的牛背上，突起镌刻一首四言的《金牛铭》，铭文中除表明了铸造的目的和祈求灵验以外，有两句“人称汉武，我慕唐尧”，这就要提到为什么命名为“昆明湖”的缘由了。昆明湖源于汉武帝在长安开凿昆明池的故事。
汉武帝时，曾派出使臣以通身毒国（身毒为印度的早期音译），行至越嶲昆明国，被滇池所阻，准备攻打，因此于元狩三年（前120）在长安西南郊开凿了周匝四十里的昆明池，在池中演练水战。后世帝王仰慕汉武帝的文治武功，也有将御苑的池沼命名为“昆明湖”的，如南朝刘宋时代，就曾经将建邺（南京）的玄武湖一度改名为“昆明湖”。有的虽未改名，但在湖中操阅水军，如北宋初期的汴梁（开封）的金明池就是宋太宗赵匡义检阅“神卫虎翼水军”的水操演习场所。乾隆将展拓的西湖改名为昆明湖，当然就使人们联想到汉武帝的故事。但是，乾隆却说“我慕唐尧”，像唐尧那样修治水利才是展拓湖面的真正目的。在《万寿山昆明湖记》中，将赐名昆明湖的缘由归纳为“景仰放勋之迹，兼寓习武之意”。“放勋”是尧的名字，在这一篇早于《金牛铭》的文献中，已澄清了用汉武帝开凿昆明池的故事是第二位的。其实，乾隆在昆明湖中设战船，仿造福建和广东的巡洋之制，调福建的千总、把总来训练，每逢夏日伏天，由香山键锐营的弁兵，按时演示水操。参加操演的战船，根据记载的尺寸，宽、长、前梢、后梢、平面颇似现在的舢板。当时，在昆明湖的南端，有一座向外堆围起来的土山，称为战船岫，便是收存这些操演船只的地方，现在已无从寻觅了。
治水也好，习武也好，“无双风月属昆明”这句诗的立意，似乎还是从景观价值切入的。北京西北郊本来就具有丰富的山水风景资源，元代以来，以都水监郭守敬开始对瓮山泊水源的开发，形成遍布清泉趵突的湿地景观，是离紫禁城大内为中心的北京城最为近便的有山有水的好去处。因山就水，开辟皇家的离宫别苑，特别是这一带早在唐代以来就有寺庙的设立，自辽金以来更有皇家的离宫别苑的开辟，清代的三山五园，选取自丹棱沜（海淀）向西直至香山数十里的自然风景，不是偶然的现象。
万寿山清漪园是三山五园中最后建成的一座。此前，畅春园、圆明园、玉泉山静明园和香山静宜园已经建成，但缺少一个阔大广袤的水面，不足以显示帝王的气度和威严。昆明湖的展拓，正弥补了这一缺失，而且万寿山的中轴线，正处在圆明园至玉泉山中点上，清漪园的构筑，不但使三山五园在空间上连成一气，而且使三山五园的功能更加完备。乾隆说畅春园是奉养太后的，圆明园是经常听政的场所，而清漪园和静明园有玉河相连，“以为敕几清暇散志澄怀之所……”这儿才真正是消闲游豫的地方。清漪园内的宫殿、亭廊、庙宇且不说，单只昆明湖上供乾隆乘坐的御用画舫就有十艘之多，其中最大的一艘，称为“昆明喜龙船”。这只带有舱楼的大船，长四十多米，前甲板上有一座八角的亭子，舱内的陈设，一如殿堂之制，数以百计的奇珍异宝伴随着乾隆优游于昆明湖之上。这种“楼船”追根穷源，也是汉武帝在昆明池上的首创。可是，“无双风月属昆明”对于乾隆说来并不轻松。
圆明园四十景完成于乾隆九年（1744），标志着圆明园的建成，乾隆帝写了一篇《御制圆明园后记》，以区别于皇父雍正曾写过的一篇《圆明园记》。在《后记》中，乾隆曾说过，今后不再劳民伤财重建园囿了。建清漪园不是食言了吗？怎么向世人交代。困惑之中，搬出了汉高祖刘邦和萧何的一则故事。萧何奉命在长安营造未央宫，刘邦回到长安一看，发了脾气，认为天下还没有最后平定，宫室不宜过逾壮丽奢华。萧何解释说，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乾隆在这个故事里找到了自圆其说的历史依据，但是《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在编写这一段史实的后面有一段评语，他说，王者应以仁义为丽，道德为威，没有听说过以宫室的壮丽来镇服天下的。在天下未定的时候，应当克己节用，首先考虑老百姓的急需，将宫室的构筑放在首位，怎么能说你知道当务之急是什么呢？乾隆是读过这一番话的，回忆起来，又不觉“爽然自失”。最后，乾隆以“园既成，过辰而往，逮午而返，未尝度宵，犹初志也”，原谅了自己。
今天的昆明湖，已成为中外游客游览的胜地，凡是来过的人，无不为其湖光山色所折服。英国前首相希思在一次晚游颐和园时，发过这样的感慨：“人人都说天堂好，可天堂是什么样子，谁也没有见过。今天我们见到了真正的天堂。”看来，乾隆“无双风月属昆明”这句诗，是不过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