亭、台、楼、阁，原来是中国古代的四种建筑形式，相互之间并不混用，但将这四个单声词连在一起，往往用来形容园林中建筑物的丰富多姿或概括园中的景观。这四种建筑样式，除亭之外，若不建于高处，并没有登高俯眺的功能。其余三种，总是以高取胜，都是具有极目远望的功能建构。高耸的建筑物，从来都是人们理想的观景和点景的景观极致。晚唐诗人杜牧的一首“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使千余年来多少代人神往烟雨中楼台参差相望，朦胧衬映的意境。清代皇家园林里的亭台楼阁，也追求这种登高眺远的功能，同时也丰富了全园的景观层次。造园时，更追求具有文化沉淀、曾经文学名篇升华的名胜出现在皇家御园之中。
登高，在古代造园的理论中有“因高思远”的习用立意，这要归功于古代丰厚的文学遗产中那些脍炙人口的诗文名篇的描述。这些描述将登高升华为一种文化现象。在古代造园中，登高的意境是依着于山水楼台来实现的。清代的皇家园林，与唐代王勃的《滕王阁序》、崔颢的《黄鹤楼》、宋代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等，都有形似或神似的体现。当乾隆十五年（1750），乾隆在兴建万寿山清漪园的时候，更是集中将它们融入到这座御园之中，成为万寿山上、昆明湖畔最为耀眼的建筑景观。
万寿山上的佛香阁，无论在清漪园时代，还是在颐和园时代，都是这座名苑的主体建筑和标志。最初设计建造时，并不是现在的三层佛阁，而是要建成九层的延寿塔，以标显为其母后祝寿建大报恩延寿寺的主题。当延寿塔建至五层，塔身已高出山顶；建至八层已高出云表，乾隆都有诗加以描绘。问题出在建至八层不久，工程出现了坍塌事故。凑巧的是，为了同一目的，在北海大西天同时兴建的报恩塔，也被火焚毁，令乾隆大为沮丧。他写了一首《志过》的诗，聊表心迹。后来发现明代人孙承泽写的《春明梦余录》中，有北京的西北角不宜建高塔的记载，乾隆便不再建延寿塔，而在延寿塔的基础上改建“佛楼”，即是现在的佛香阁。
延寿塔，原是仿照杭州钱塘江畔的六和塔设计的。现在的八面三层四重檐的佛香阁仍然可以看到六和塔的影子，只是缩矮了一些。有人说佛香阁仿自滕王阁，虽无明文可稽，但对照王勃《滕王阁序》中的名句“层峦耸翠，上出云霄。飞阁流丹，下临无地。鹤汀凫渚，穷岛屿之萦回。桂殿兰宫，列冈峦之体势”，将这一段文字移用来形容和描绘佛香阁，实在是再恰当不过的了。若于秋日傍晚，登临佛香阁眺望，正值水鸟应节候而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令人销魂的画面，也是不难捕捉到的。
说佛香阁是模仿滕王阁，似乎虚了些，这只是从建筑的形象、环境来立论。若从造园艺术和因地制宜的分析来说，并不是没有道理的，这正可谓神似的效果。另一座江南名楼岳阳楼在园中的体现，却有着明文的记载，但也不能归入形似的一类，这便是昆明湖西堤南端的景明楼。
景明楼由一主两配三座相并列的两层楼组成。在昆明湖最南端的柳桥和练桥之间的堤面上。从楼名“景明”两字来看，确是摘自范仲淹《岳阳楼记》中“春和景明，水波不兴”的名句，所以乾隆在诗中说“名称借得范家记，景概移来赵氏图”，“范家记”，当是范仲淹《岳阳楼记》的省称，而“赵氏图”则是指元代大画家赵孟頫的《荷亭纳凉图》。可惜的是，名称不难，找来《岳阳楼记》一读即可映证，而赵孟頫这幅曾经著录于《石渠宝笈》的名作，却已不知下落，无从将景物与画面加以比较了。但是可以断言，景明楼不是按照当时岳阳楼的原样建造的。岳阳楼建于城上；景明楼建于堤上，首先在地势景观上就有所不同。虽然岳阳楼面临洞庭湖，景明楼面临昆明湖，都能取得“春和景明，波澜不惊”的境界。再则，现在的岳阳楼是1880年光绪六年时重建的，晚于景明楼一百多年。现在的景明楼是20世纪90年代在原来的基础上复建的，又晚于现在的岳阳楼一百多年。假如在形式上有所因果的话，只有一主两配的三座建筑构成是相近似的。岳阳楼的配属是三醉亭、仙梅亭两座亭子，而景明楼是两座体量小于主楼的配楼。
乾隆建造景明楼的初衷，并不在于将这座江南名楼再现于清漪园中，而是要将《岳阳楼记》中著名的立论通过这座点景的楼群表达出来。乾隆在多首咏写景明楼的诗中曾反复作了表白，如：“岳阳记语当前景，吾亦同之廑先忧”；“岳阳记句即景揽，后乐先忧实切吾”。“后乐先忧”是《岳阳楼记》通篇结尾最为闪光的千古宏论，向来作为施政人物的座右箴铭而被推崇，其原文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高居庙堂的乾隆皇帝当然要在造园时候，把这个施政不忘百姓疾苦的心迹以景观建筑为载体，表露出来。这里要注明的是，在清漪园时代，园的东、西、南部并没有围墙，平常老百姓是可以在西堤上来往的。把这样一座具有忧民情结的景明楼建造在百姓可以通行的堤路上，不是无缘无故的。过往景明楼下的村民俗子，也许并不一定联想到当今皇上的苦心，但至少乾隆的这一用意，可以警示谙熟经史的大臣们，不要一味地追求享乐而忘却民间的疾苦。
与滕王阁、岳阳楼不一样，江南三大名楼的另一座名楼——黄鹤楼，是清漪园中最具形似而不求神似的三层楼阁，被称为望蟾阁。望蟾阁在昆明湖主湖域最大的岛——南湖岛上。南湖岛又称蓬莱岛，是以海上有三座仙岛方丈、蓬莱、瀛洲之一而命名的。望蟾阁是蓬莱岛上的主体建筑，与佛香阁隔水相呼应，又与南湖岛连接东堤十七孔桥相匹配。一桥横向展卧水面，一阁竖立岛中，立面造景，既舒展匀称，又突兀奇峭，可惜这座望蟾阁已毁于1860年的英法联军之火，不复存在。慈禧重建时，在其原来石造假山的基础上，改建成一座只有一层的涵虚堂。虽然大体不差，终不如三层杰阁巍然提气，更何况十七孔桥依然旧貌，在构图上略显失衡。
望蟾阁，顾名思义，是一座登高揽月的园林景观建筑，全然与黄鹤楼的内涵无甚联系。乾隆在当上太上皇以后还在诗中说，这座望蟾阁建成四十年，他曾十二次登临，却都没有一次在阁上赏月，大概他老人家都是白天来的。与黄鹤楼无甚内涵沟通之处，为什么又说它最具形似呢？原来这座望蟾阁是大臣阿里衮为了表示对皇太后的孝心，于皇太后六十大寿时所敬献的寿礼。阿里衮在皇太后六十大寿的乾隆十六年（1751）时，任湖广总督，后又任两广总督，就在这时，他定制加工了武昌黄鹤楼的三层木料，送往清漪园工地。阿里衮在当地任封疆大吏，他仿黄鹤楼看来是不会走样的。这样的事例，在清漪园的造园历史中，并不多见。所以乾隆每每写到望蟾阁的诗，都要加以注解，来说明这件事的缘由。望蟾阁是木结构的楼阁，但屋面的瓦件，并未说明是阿里衮一并敬献的。20世纪80年代，曾于南湖岛望蟾阁遗址发现一只黄色琉璃套兽（套于出檐角梁头上的防水构件）以云朵组成龙头形状，既特别又精美。这种以云朵为主题的图案，与望蟾阁的赏月功能是紧紧相扣的。可见当时清漪园的造园工艺，在极细微之处，也是精心设计，精心制作的。
说到清代御苑中的江南名楼，不能不提浙江宁波的著名藏书楼——天一阁。大家都知道乾隆下令编辑《四库全书》后，又仿照天一阁的式样，分别建造了文渊阁、文源阁、文津阁、文溯阁以及文汇阁、文澜阁、文宗阁七座专贮《四库全书》的藏书楼。其中文源阁建于圆明园内，文津阁建于承德避暑山庄。这七座藏书楼具有相同的外形和色彩，区别于它们所在建筑群的其他建筑物，原来特殊的设计都服从于同一的阴阳术数的推衍，如屋顶盖黑色琉璃瓦，并用绿色琉璃瓦剪边；中国古代建筑都取阳数，面阔三、五、七间，而藏书阁楼上、下均为六开间，梁架结构的尺寸比例，也自有另一种模数，这许多讲究都是为了一个避火的理念，源于黑色是五方五色中的北方的色，属水。六间取阴数，模数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意，种种安排都围绕着一个保护图书，免遭火劫的美好愿望。当然也有实际功能的规划，这便是建阁临水，不致远水救不了近火。文源阁和文津阁都建于园林之中，除贮存图书以外，自有景观的要求。圆明园中的文源阁已成废墟，但阁前原有一块著名的北太湖点景山石，则大有来历，称作玲峰，产自北京房山，和现存颐和园乐寿堂内的青芝岫（俗称败家石）堪称双璧。不过玲峰为竖立之峰，而青芝岫以卧姿取态，两块山石均由乾隆一再题咏“一峰峙我文源阁，育秀通虚映万卷”。玲峰确实为文源阁增色不少，现在玲峰虽在，但已经过断碎粘接。文津阁内所存贮的《四库全书》已于20世纪初运到北京，保存于现在的国家图书馆。由于文津阁的《四库全书》入藏，当时北京图书馆所在地的街道改称文津街，沿用至今。文津阁是清代皇家园林内唯一保存完整的《四库全书》藏书楼。阁前面临水池，池上有一座峰峦起伏的石造大假山，有山洞，有石径，可登可游。最为奇绝之处，是在山石上堆叠出一处空隙，透出天光，倒映池中，俨然是一弯半月，随波聚散，惟妙惟肖，这一人造景观为当代造园家反复模仿，但是当初叠山借天、影池得月的构思，似乎还是借用月为太阴，抑阳避火的深义，何况，假山的顶部东端，还建有月台一座，也不是偶然为之。
避暑山庄内，还有一座仿自江南的名楼，不可忽略，这便是位于湖区北侧青莲岛上的烟雨楼。这座建筑兴建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是仿照浙江嘉兴南湖烟雨楼建筑的。南湖烟雨楼始建于五代，后累经兴废，是浙江境内历史悠久的名胜。乾隆四十五年正月，乾隆自北京出发，开始第五次南巡，应于这次南巡途中，下命摹绘了南湖烟雨楼的图样，并决定仿建于避暑山庄之内。将两座烟雨楼的现状相比较，不但临湖的环境十分相似，并且建筑形象也十分相近，只是屋面的处理，没有南湖烟雨楼的翼角那样高翘，已纯粹是北方建筑的模样。烟雨楼的得名取自前面提到过的杜牧的诗句“多少楼台烟雨中”。何止如意洲上的烟雨楼，北方皇家园林中的江南名楼，每逢烟雨之时，朦胧中都能显示出另一番南国的娟秀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