颐和园昆明湖之得名，源自汉武帝元狩三年（前120）开凿于长安的昆明池。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集偶见于史书、笔记、今人著述之相关材料，分题略加考识，以记皇家园林中同名水体的来龙去脉。
（1）长安昆明池得名之原型
汉武帝元狩三年（前120），于长安西南开凿湖池，用来演练水战，取名昆明池。关于昆明池的得名，史书记载：“天子遣使求身毒国市（应作‘布’）竹，而为昆明所闭，天子欲伐之，越嶲昆明国有滇池，方三百里，故作昆明池以象之，以习水战，因名曰昆明池。”这段话是臣瓒的《汉书·武帝纪》注释，并非正文。“臣瓒”不知姓氏，据唐初注释《汉书》的颜师古考证，臣瓒应是晋初的人。后世理解，多以现在云南省省会昆明的滇池为汉代长安昆明池的原型。直至清代孙髯翁，撰写滇池大观楼著名长联的时候，下联中也有“汉习楼船”的用典，将滇池和昆明池联系成因果关系。现代导游讲解或论述颐和园昆明湖时，多数也沿用了昆明池是仿自现在昆明滇池的说法。
关于长安汉代昆明池是否仿自现在昆明的滇池，早就有人提出质疑，清代史学家全祖望（1705～1755）就考证西汉时代的昆明池是在云南的大理，问题出在“昆明”的名称与地域的变迁上。
根据白族学者李缵绪先生的论述，“昆明”和“嶲”是现在白族的先民。《大理古代文化史稿》作者徐嘉瑞先生在书中考证的结论是：汉代的“昆明”应指现在的云南大理；“嶲”则是指现在云南的云龙。到了唐代，“昆明”是现在的四川境内的盐源，“嶲”即为今之西昌；现在云南省省会所在地昆明的名称，是元代至元十三年（1276）设昆明县，为云南行省首府中庆路的治所以后所沿用。“昆明”由汉代的部族名称，演化到后来成为云南的省会市名，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这种地名、地域的变化，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习见现象，具有普遍性，“昆明”并不是一个孤例。
在认定西汉时代“昆明”是在现在大理的前提下，长安昆明池所取象的水域，当指洱海。
洱海在云南大理市境内，古称叶榆泽，又名昆瀰池，洱水。洱海的得名有两种说法，一是平面形状像人耳，另一种说法是白族语言的音译，意译为“山脚下的海子”。洱海南北长43公里，东西宽3.5～7.5公里之间，面积246平方公里（略小于昆明滇池）。据现代对长安汉昆明池遗址的勘察，测算出的总面积约10平方公里，是洱海面积的1/25，若与颐和园昆明湖面积相比，昆明湖是洱海的1/110。论水深，洱海最深处为21米，正常蓄水量为30亿立方米，而长安昆明池遗址的可测低洼高差是2～4米，北京昆明湖的水深的理想水位也很难达到2米。可见，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汉武帝遣使“为昆明所闭”是要考虑这一水域天险因素的。
今天的洱海，是著名的风景名胜，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1982年11月8日，国务院所颁布的《第一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名单》中，对“大理风景名胜区”有这样的描述：
位于大理白族自治州。为以苍山洱海为中心的湖泊山岳风景名胜区……苍山挺拔壮丽，主峰海拔4112米。山上有三千多种植物，是我国植物资源宝库。洱海为高山淡水湖，湖面海拔1966米，碧水清波，山水相映，明媚秀丽……
根据这段描述，似乎很难将这座美丽的湖泊与两千多年前的出使风波相联系，但它确是史实。1986年出版的《中国名胜词典》，在“洱海”的条目中，有这样一段话：“……西汉时，武帝遣使从西南通西域，为该地区的民族所阻，故凿昆明池于长安，以习水战……”在“滇池”的条目中，虽有“滇池”“又名昆明湖、昆明池，古称滇南泽”的介绍，但并没有与汉代长安昆明池相联系。看来撰写条目的作者是清楚明白这段历史的。
（2）唐代长安昆明池
综合相关材料，昆明池自汉元狩三年（前120）开凿以后，前后一千多年，在宋金之际，堤岸、闸口逐渐遭到破坏，池水干涸而堙废。不可忽略的是，位于长安西南的昆明池，在汉代具有水利的功能，本身就处于水网地带，并开辟管道，串联在长安周边的水系当中。
散见于典籍的史料证明，唐代初年，皇室不但拥有昆明池，而且是皇家的一个活动场所。
a.唐太宗李世民游昆明池的诗
《全唐诗》收录李世民《冬日临昆明池》全诗如下：
石鲸分玉溜；刧烬隐平沙。
柳影冰无叶；梅心冻有花。
寒野凝朝雾；霜天散夕霞。
欢情犹未极；落景遽西斜。
起头两句，用了汉代昆明池的典故。“石鲸”：《三辅黄图》引《三辅故事》记载，“池中有豫章台及石鲸，刻石为鲸鱼，长三丈，每至雷雨，常鸣吼，鬣毛皆动”。看来，唐太宗临幸时，昆明池上的石刻鲸鱼犹在。第二句中的“刧烬”，从字面上看，只是焚刧以后的灰烬，实际是指汉代在开凿昆明池时所挖到的“黑土”。
《三辅黄图》中有这样一段话：
武帝初穿池，得黑土。帝问东方朔，东方朔曰：“西域胡人知。”乃问胡人，胡人曰：“刧烧之余灰也。”
另一种说法是：汉武帝并没有向西域胡人请教，直到一百多年后，东汉明帝时，佛教僧人来到洛阳，才有人想起东方朔向武帝的建议，向其问个究竟，得到的答复是：“经云：天地大刧将尽则刧烧，此刧烧之余。”查《法华经》、《维摩经》中，皆有“刧烧”的经文，但这个说法未免近乎神话。关于“黑土”，据近代研究，昆明池坐落在西周镐京的遗址上，并引镐池的水注入昆明池，西周末年，镐京曾遭犬戎洗劫，毁于兵燹，汉武帝时所挖出的黑土，即是镐京废墟中的灰烬。唐太宗虽在诗中用“刧烬隐平沙”点出了这段故实，但它是否与镐京废墟相连，则并不明确。
这首诗作于何年，虽未见确载，但贞观五年（631）正月癸酉日，唐太宗确实“猎于昆明池，丙子至，自昆明池献获于大安宫”。从《新唐书·太宗纪》的这一则记载来看，这次唐太宗在昆明池的蒐猎活动，应是进行了四天，猎获的野味，径自由昆明池奉献给退居大安宫的太上皇李渊。
关于这次大蒐活动，还有一个见于《旧唐书》的细节，便是“蕃夷君长咸从”。《唐会要》中，更记录了唐太宗对随从狩猎活动的高昌王麴文泰，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谈话：“大丈夫在世，乐事有三；天下太平，家给人足，一乐也；草浅兽肥，以礼畋狩，弓不虚发，箭不妄中，二乐也；六合大同，万方咸庆，张乐高宴，上下欢洽，三乐也。今日王可从禽，明日当欢宴耳。”这样的场面，这样的人物关系，这样的对话，使人联想到一千年后，清代在围场进行的木兰秋獼活动中，康熙、乾隆与蒙古王公行围筵宴的场景。看来，这一政治智慧的知识产权并不属于康熙，是否属于唐太宗，也是不能下断言的。
在李世民以前，唐高祖武德六年三月乙未亦曾幸昆明池宴百官；武德九年三月庚寅，还曾幸昆明池习水战，说明长安昆明池在唐代开国之初，是皇家游幸活动的一个重要场所。
在唐太宗以后，唐高宗显庆三年（658）十月十七日，李治于古长安城巡游，途中曾问过长安城的建城史、建都史，还特别问身边大臣：“昆明池是汉武帝何年开凿？”随扈的户部尚书许敬宗，是这次出游的主要导游讲解，答复道：“武帝遣使通西南夷，为昆明国所蔽，故因镐之旧泽，以穿此池，用习水战，元狩三年是也。”李治随即下命将秦汉以来长安历代的“宫室处所”整理出材料，向他报告。从许敬宗对昆明池讲述中有“因镐之旧泽”数字，证明在初唐之时，是知道昆明池与镐京、镐池的关系的。唐太宗在《冬临昆明池》诗中用了“刧烬”二字，既表现了传说中的“黑土”，也概括了镐京的焚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