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第二点即是，在宇宙演化程序中，每一现象皆含有其自己之“否定”，如黑格尔所说。所以每卦之后，多随以相反对的卦。如《序卦》云：
……履而泰，然后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终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终否，故受之以同人……
……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贲。贲者，饰也。至饰然后亨则尽矣，故受之以剥。剥者，剥也。物不可以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
……震者，动也。物不可以终动，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终止，故受之以渐……
唯其如此，故在宇宙演化程序中，有好亦必有不好。故《系辞》云：
吉凶悔吝，生乎动者也。
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吉凶既与动常相即不离，而宇宙演化，即是一动。所以宇宙间之有恶，乃必然之势。故《系辞》又云：“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大业必与吉凶为缘，此即叔本华所说之“永久的公道”（见第四章第六节）也。
其第三点即是，宇宙演化，永无止期，并无一境界，于其中一切事物，皆绝对的完成而更无变化。《序卦》云：
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以下历列宇宙间诸现象）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过。有过物者必济，故受之以既济。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
此三点皆与我所谓损道及益道诸哲学之见解不同。虚无派求理想境界于无穷的过去，进步派求理想境界于无穷的将来，其方法相反，而其目的则相同。盖彼皆欲求一完全好的境界，于其中吾人可以永久休息也。
第六节活动之好
但依儒家说，则吾人不能休息，亦不必休息。天然之美大，并不在其能生绝对完美的结果，而正即在其无穷的演进。天然之永久的活动，正即其完美之所在；其活动之意义，并不在活动以外之成就，而即在活动之自身。道“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盖无为而鼓万物，亦无所为而鼓万物。“无为”及“无所为”，可谓为天然之二特点。道家特重“无为”，而儒家则尤重“无所为”。道家唯重“无为”，故欲尽废“有为”；于是一切人为，皆所反对。儒家不废“有为”，但谓须无所为而为。所谓无所为而为者，谓只须于“为”（即活动）中求好，而不必计其活动以外之成就也。《易》乾卦《象》云：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中庸》云：
《诗》曰：“维天之命，於穆不已！”盖曰天之所以为天也。“於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盖曰文王之所以为文也，纯亦不已。
又云：
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徵。徵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如此者，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天然活动不息，无所为而为；君子模仿天然，故亦应自强不息，无所为而为。《论语》子路谓荷蓧丈人云：
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微子》）
又《论语》石门晨门谓孔子为“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宪问》）。“知其不可而为之”，盖唯于“为”中求好，至其结果如何，原所不计也。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之言，似颇得儒家之意。
第七节忠恕与正名
吾人对于诸种行为，但须问其对与否；至其结果如何，则所谓“成败利钝，非可逆睹”，不能计亦不必计也。但所谓对与否，果以何为标准耶？在一面说，圣王所定之礼，固即吾人行为之标准。按又一面说，则每人固已自有其行为之天然的标准，初不必他求也。《中庸》云：
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诗》云：‘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执柯以伐柯，睨而视之，犹以为远。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盖人皆有欲，因己之有欲，可以推知人之有欲；因己之所欲，可以推知人之所欲。既知己之所欲亦即人之所欲，则于满足己之欲时，应必顾人之欲。孟子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及所谓好货、好色皆应与百姓同之者也。知己之所欲亦即人之所欲，则知己之所不欲亦即人之所不欲。故在一方面吾人应以己之所欲施于人：“所求乎子”，即“以事父”；“所求乎臣”，即“以事君”；“所求乎弟”，即“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即“先施之”（《中庸》）。此即所谓忠也。在又一方面吾人应勿以己之所不欲施于人：“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大学》）此即所谓恕也。人皆有欲，又皆知其所欲极明。今即以之为吾人行为之标准，此“则”当然甚易知且极近也。
孔子又有正名之说。盖一名必有一名之定义。此定义所指，即此名所指之物之所以为此物者，亦即此物之要素（essence）或概念也。如“君”之定义之所指，即君之所以为君者。如有一君，不尽其为君之道，则即失其所以为君者，虽名为君，而实已非君矣。故孟子曰：“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下》）“齐景公问政。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上君字乃指事实上之君，下君字乃指依照定义之君。臣，父，子，均如此例。若使君臣父子皆如其定义，皆尽其道，则国自治矣。依此而言，则名之定义，亦即吾人行为之标准也。孔子此说，与苏格拉底所说颇相似（参看第三章第三节）。
第八节合理的幸福
于“为”中求好，好即在活动之中。至于活动之成功与失败，则非尽由人力。孔子一生活动不息，欲行其道，而同时又云：“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盖吾人做一事，若欲必其成功，则必须各方面（天然界与人为界）情形皆于此事有利，或至少亦不为重大的妨碍；诸种因缘凑合，然后此事，可几于成。一事之成功，必待多数方面之合作；而此多数方面之合作，又非吾人之力所可致。故吾人做一事，其结果若何，至不可必；若吾人全于结果中求好，则吾人有待于外，而吾人之生活，即不能独立自足矣。故依儒家说，吾人宜只于活动中求好，至活动之成功与失败，则可听诸命运。所以《中庸》云：
君子居易以俟命。
孟子云：
哭死而哀，非为生者也；经德不回，非以于禄也；言语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尽心下》）
唯其如此，故“不知命不可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
吾人若不抱一功利主义之见解，活动而“不谋其利，不计其功”，则吾人将常不失败；盖吾人将失败成功，一例视之，纵失败亦能不感失望而受失败之苦痛也。因此吾人可免对于将来之忧虑，对于过去之追悔，及现在之愤恨，而吾人因之可得一种合理的幸福。故孔子云：
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
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论语·述而》）
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子罕》）
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
《易》云“乐天知命故不忧”（《系辞》），亦此义也。
第九节合外内之道
天然演化，无有止境，人之活动，亦复不息，固如上述。然吾人之修养，则有一最终之成就，有一至善之境界焉。此并非一境界，于其中一切皆无，或一切皆已完结；此盖一境界，于其中虽仍有活动与一切事物，而外内（即人己）之分，则已不复存在。《中庸》所谓诚，似即指此境界。“道”本来即诚，盖天然本不分所谓外内也。故《中庸》云：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
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
诚为天之道，而人则必用“教”以求自明而诚，所谓“诚之者，人之道也”。《中庸》又云：
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
以成己成物为合外内之道，即叔本华所说以“爱之事业”超过“个性原理”也（见第四章第五节）。诚为“性之德”，“教”非能于性外更有所加，不过助性使得尽量发展而已。性之尽量发展，即所谓“尽性”。《中庸》云：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至诚之人，既无外内之分，人我之见，则已至万物一体之境界矣。既与万物为一体，故能尽人物之性而与天地参也。此等人有圣人之德，若再“飞龙在天”，居天子之位，则可以“议礼，制度，考文”矣。《中庸》云：
故君子之道：本诸身，徵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远之则有望，近之则不厌。《诗》曰：“在彼无恶，在此无射。庶几夙夜，以永终誉！”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誉于天下者也。
以如此之人居君位，将“揖让而治天下”。在此情形之中，在此世界之内：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中庸》）
第十节余论
儒家之理想境界，即是如此。此境界非仅仅是天然的，亦非仅是人为的，而乃是天然人为，两相和合所构成者。所以儒家虽曰“继之者善也”（参看第八章第一节），而国家、社会、政治、道德仍为必要。所以依儒家之见，道家之以宇宙本来是一大调和，亦未为误，特道家之不以人为境界为亦在调和之内，乃为误耳。快乐派谓吾人情欲，宜尽量发泄；儒家亦谓情欲宜发泄，特其发应有节而得中。快乐派谓吾人应不顾将来，只图现在；儒家亦颇有此意。不过儒家所认为现在之好，并非目前快乐。盖严格地说，目前快乐，无论其如何近在目前，而亦系将来之结果也。儒家所认为现在之好，亦非现在之消极状态，如伊壁鸠鲁学派所提倡者（参看第五章第七节），盖人本须活动，不能亦不必强使之不动也。儒家所认为现在之好，乃现在之活动；其不顾将来，乃不顾活动之将来结果。依儒家说，在现在活动之中，即有好可享受，更不必外求。西洋之斯多噶学派（Stoicism）亦谓人宜乐天安命，颇有与儒家相似之处。如马卡斯·奥理略（Marcus Aurelius）云：
在行为中，不可随便，亦不可不合于正谊之道；应记一切外界情形，非由于偶然，即由于天意；你不能与偶然争斗，你亦不能对天意有所分辨。（Thought，卷12，24节）
此即儒家所说“正其谊不谋其利”、“居易以俟命”等语之意也。此派与儒家相同之点甚多（其宇宙论及人生论，尤与宋儒张横渠《西铭》所说相似），特其空气过于严重紧张，而儒家之空气，则较安适自然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