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灿坊，建于明朝嘉靖年间，清朝乾隆年间曾经重修，高8.86米，宽9.54米，四柱三间三楼结构，牌坊明楼的檐下镶着“圣旨”二字，横梁正反各有一对英武的浮雕雄狮，小字板题刻“旌表孝行赠兵部右侍郎鲍灿”。鲍灿是鲍象贤的祖父，自幼苦读诗书，侍奉家中老母，不求仕进。据说鲍灿的母亲两脚生有毒疮，多年求医问药都没有效果。鲍灿心急如焚，持续地用嘴去吮吸老母双脚的脓血，老母的病竟然奇迹般地痊愈了。鲍灿的孝行感动了乡里，人们竞相传颂，经请旨建造此坊。因为鲍象贤曾官至兵部右侍郎，朝廷循例追赠了鲍灿兵部右侍郎的官衔。
鲍逢昌坊建于清朝嘉庆年间，高11.7米，宽9.8米，四柱三间三楼冲天式结构，明楼檐下为“圣旨”牌，当心间大字板题刻“天鉴精诚”、“人钦真孝”，小子板题刻“旌表孝子鲍逢昌”。鲍逢昌的父亲在明末战乱时外出多年，杳无音信。清朝顺治年间，才14岁的鲍逢昌沿路乞讨，千里寻父，终于在甘肃雁门古寺找到了正在病中的父亲。父亲背上生了脓疮，鲍逢昌吮脓疗疮，待父亲身体好转后，又历经艰辛把父亲接回到家中。一进家门又见母亲病重在床，赶忙找来大夫，大夫说需要浙江富春山的一味中药。鲍逢昌匆忙赶往富春山，翻山越岭为母亲采药，母亲服用后果然痊愈。族人看到鲍逢昌的孝行，都非常感动，后来请旨建立了这座牌坊。
注释
[1]李百勤：《河东旌表建筑》。
三、为孝子竖起“纪念碑”
在先秦文献的记载中，碑的本义是没有文字的木桩或竖石，有多种作用。比如，人们根据它在太阳下投射出的影子方位来判断时间，类似以后的日晷。还有的立于宫庙，拴住用作祭祀的牲畜，好似后来的拴马桩。还有一种作为下棺石之用的碑值得注意。战国时期的大贵族下葬时，由于墓穴很深，棺木要用轳辘系上绳子缓缓放入，“碑”就是那时候用来装轳辘的支架。殡仪结束之后，往往把这个支架留在墓地里。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下棺碑是于陕西省凤翔县城之南的秦都雍城的一号大墓中发现的。在其主椁室南北两侧的三层台上，各发现一墓碑。后来，人们为了纪念死者，就在这块现成的石头上面刻字，追述前人的功德，于是就出现了纪念性的碑。汉朝刘熙《释名·释典艺》中曾说：“碑者，被也。施其轳辘以绳被其上，以引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书其上……”刘熙认为，汉朝人在竖于墓边的下棺石上铭刻颂扬悼念死者的文字，也就成了后世碑的雏形，由此逐渐发展壮大。
先秦时期的下棺石在汉朝转变成墓碑与以下情形有关。首先，人们为了便于到墓前祭祀亡人，为墓葬做上标志的风俗由来已久。先秦时期曾以墓表作为标志物。两汉时，墓表仍然使用。《华阳国志》中就记载了太守苏高为守节的女子程玦立表。汉朝《张迁碑》中更是有“刊石竖表，铭勒万载”之语。一直到后世，仍然有人习惯地将碑称作“表”，如柳宗元《故弘农令柳府君坟前石表辞》：“既窆，立石表于坟前，示后之人无忘孝敬。”似乎揭示了碑与表难以区分的关系。其次，明旌对墓碑的形成也至关重要。明旌在周朝已被使用，《礼记·檀弓下》载：“铭，明旌也。以死者为不可别已，故以其旗识之。”明旌是竖在灵柩前或敷在棺上，标志死者官衔和姓名的长幡。两汉沿用周朝丧礼，明旌的使用依然普遍。20世纪50年代末，在甘肃武威汉墓中出土了三幅西汉明旌，丝或麻质料，朱或墨书。它的作用，除为墓葬作出标志外，还有显其魂、彰其美的功用和目的。彰显功美的明旌，镂之于石，便可解“损灭”之忧。从汉朝《梁相费汎碑》中“刊铭玄石，旌勒厥美”的话，似乎也看出墓碑的形成与明旌的关系。所见最早的墓碑实物是麃孝禹碑，此碑出土于山东泗水县，现藏于山东省博物馆。碑石表面粗糙，上刻隶书两行，右行为：“河平三年八月丁亥”八字，左行为“平邑侯里麃孝禹”七字。碑高约145厘米，上、下宽相等，约45厘米，圆首。河平是西汉成帝的年号。因此碑时代早，形制不甚规整，雕琢粗糙，与东汉墓碑有不少差异，所以康有为等人认为是伪刻，但无充足证据，所以历来认定此碑是西汉遗物。这也从一方面说明了汉碑的创制、发展、成熟，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
碑一般由碑首、碑身、碑座三部分组成。碑身的上端是碑首，碑首往往有碑额，主要刻写碑名等，或者起装饰作用。碑身主要用来刻写碑文。碑身下面的碑座起承重和装饰作用。明以后，将碑座改成似龟非龟的样子赑屃，传说它是龙的九子之一，善于载重，据说触摸它能给人带来福气。碑又可分为碑阳、碑阴、碑侧。碑阳是碑的正面，书法规正，最能体现书写者的风格和水平；碑的反面是碑阴，一般刻上立碑过程、建碑捐募者的姓名和钱款等，碑阴的书法一般不如碑阳严谨规正，却别有一番意趣；石碑的左右两个侧面是碑侧，有的也会刻有立碑过程或聚资情况，刻写风格上也是比较随意不拘泥。
《文心雕龙·诔碑》中说：“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东汉开始大量出现镌刻文字的碑石，用以歌功、立传、纪事等，一直流传至今。汉碑碑文中的记载更是形象地表现了时人对树碑社会功用的理解，如《赵宽碑》“刊碑勒铭，昭示来今。立德流范，作式后昆”，《郑固碑》“刊石以旌遗芳”，《耿勋碑》“刊勒斯石，表示无穷”，等等，不胜枚举。第一章中提到的孝女曹娥，就曾被县长立碑予以旌扬。碑也逐渐开始作为旌表的手段之一，统治者为孝子树起碑石，以表彰他们的美行。碑有的立于村头街坊，有的立于孝子庐墓。
1.“有唐忠孝韩长山之墓”
唐朝的韩思复，就曾获得天子亲自为其碑题字的殊荣。韩思复是京兆长安人，祖父韩伦，贞观年间任左卫率，赐长山县男爵。韩思复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长到10岁时，韩思复的母亲对他说了父亲死的情况，他听后伤心欲绝。他的祖父韩伦非常喜欢他，曾经说：“这孩子将来一定会光宗耀祖的。”那时家里很富裕，但他对于金玉、车马、游玩一类从不过问，学习十分认真，参加科考得了好名次。祖父死后，韩思复承袭了祖父的封爵。后来家中穷困了，年岁又不好。京兆的杜瑾送他一百段绫。那时，韩思复虽然两天才能吃一顿饭，但杜瑾送来的绫却保存完好没有开封。韩思复曾任梁州仓曹参军。遇到天大旱，他就开仓赈民，州里的官吏责备他，他回答说：“人穷了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不如赈粮给他们让他们活命，不要促使他们变为盗贼，到时就更难以管束了。”韩思复的行为逐渐受到了朝廷的赏识和提拔。韩思复后来升任中书舍人，多次指出政事中的得失，许多建议都被采用。韩思复跟随唐玄宗北巡时，被任命为行在巡问赈给大使。后来又升为御史大夫。韩思复为人恬淡，仁恕行事，不喜欢纠察别人的小过失，后改任太子宾客，还被晋封为伯爵。后来任礼部侍郎。又出任襄州刺史，治理有方，名闻天下。任期满后回京，仍任太子宾客，死时74岁，被赐谥为“文”。唐玄宗亲自为他的碑题字“有唐忠孝韩长山之墓”。这里顺便提一句，历史上还有一个人墓碑撰写的是“不忠不孝”。在康熙年间九子夺嫡的过程中，纳兰揆叙（大学士纳兰明珠次子，清朝著名词人纳兰容若之弟）为支持“八爷”胤禩，曾与阿灵阿等人密谋，传播流言蜚语、与大臣暗通消息等。雍正皇帝即位后得知揆叙的罪行，其时揆叙已死，雍正仍然追夺揆叙的官职，削去揆叙的谥号，还将墓碑改为“不忠不孝阴险柔佞揆叙之墓”。
2.孝子靳昺护柩身亡
《元史·孝友列传》中记载了孝子靳昺的事迹。靳昺是绛州曲沃人，兄长靳荣为奎章阁承制学士（奎章阁学士院是元官署名，进奉经史、鉴文书典籍字画器物等，并备皇帝咨询），把母亲王氏接到京城侍奉。母亲去世后，靳昺与大哥靳荣护送母亲灵柩回老家安葬。这一天走到平定，天降大雨，雷电交加，路上水流成河，兄长让靳昺赶紧避避雨。靳昺眼看着大水就要淹到母亲的灵柩、毁坏母亲的遗体，心中着急万分，趴在灵柩上不忍离去。水势增长太快，灵柩逐渐被大水所淹没。后来人们在三里外发现了王氏的灵柩，在五里外发现了靳昺的尸体。皇帝听说后，感叹靳昺之孝，于是下诏赐孝子靳昺碑。
3.旌善亭之侧树碑旌孝
明朝正德年间，有流寇侵掠山东州县，在这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儿子因为救父亲、妻子因为护卫丈夫而死在流寇手中的感人事迹，有一百一十九人应当加以旌表。当时就有大臣上奏说此次人数多，若都加以旌表怕是费用过大，建议可以在旌善亭之侧建立两块石碑，分别书写孝义、贞烈男女的姓名，表示旌扬，并根据实际情况发给殡殓费用。这里就是通过碑上刻字的形式来旌表孝义之人。这里提到的“旌善亭”也是旌表的方式之一。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年间，在天下邑里建立申明、旌善二亭。在申明亭里定期张贴朝廷文告，公布本地罪犯或犯错人员的姓名及罪错内容，还推举德高望重之人，在申明亭主持调解民间轻微纠纷。申明亭惩“恶”，旌善亭则扬“善”。“旌”就是“表扬”的意思，旌善亭用来张贴榜文，公布本地的孝子贤孙、贞女节妇之事，从而达到教化乡民的目的。
四、为孝子立起“纪念祠”
《汉官仪》中曾有这样的记载：“古不墓祭。秦始皇起寝于墓侧，汉因而不改。”“寝”是作为侍奉墓主灵魂日常生活起居的处所，而重要的祭祀祖先的典制则在庙中举行。西汉中晚期以后，这一制度有所变化。随着儒家思想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影响的深入以及厚葬之风的蔓延，一些世家大族开始在墓地上建筑祠堂。如《汉书·张禹传》载：“禹年老，自治冢茔，起祠室。”有些股肱之臣死后还有皇帝为其立祠堂的荣耀。西汉重要政治人物霍光死后，宣帝为其“起冢祠堂”。人们开始在墓地祭祀祖先，原来宗庙的功能开始转移到墓祠上。上墓祭祖时往往召宗族，会宾客、故人。祠堂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礼乐文化中心和行礼呈孝的场所。统治者也将祠堂作为自己宣扬传统礼教的旌表场所，建立忠孝祠、忠义祠、节孝祠等。唐玄宗就曾下诏说：“忠臣、义士、孝妇、烈女德行弥高者，亦置祠宇致祭。”
1.龚元祥父子入忠孝堂
明朝崇祯四年（1631），龚元祥任霍山县教谕（掌文庙祭祀，教育所属生员）。崇祯八年（1635），农民起义军攻陷凤阳。龚元祥与县令一起安排守御。农民军突然而至，县令自己逃跑了，龚元祥督率士民固守。有人劝他也避一避，龚元祥说：“拿着国家的俸禄，就应当为国家尽忠，国家有难的时候临阵逃脱，这是不忠；作为地方官员，面临危境却弃城逃离，这是不义。我平日所讲的忠义之道难道是一句空话吗？倘若有不测发生，也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没有什么值得害怕的。”不久，农民军攻陷了霍山县城，龚元祥整理好自己的衣冠端坐，向攻入的农民军讲明忠君大义。农民军想让龚元祥投降，但龚元祥誓死不从，厉声道：“死就死罢了，你们这些贼辈怎能侮辱我。”农民军大怒，将龚元祥捉住绑了起来，龚元祥仍然骂不绝口，被农民军杀害。龚元祥的儿子龚炳衡一贯孝顺，看到这一幕悲痛欲绝，大骂杀害父亲的这帮贼人，也被杀害了。朝廷闻知此事，赠龚元祥为国子监助教，建立忠孝堂祭祀，其子龚炳衡也入祠配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