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孝”是一项重罪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封建法制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由于儒生参与注律、修律，大大加强了法律的伦理化色彩。至此，中国封建法律与儒家礼教相结合的工作已初步形成规模，以后随着历代王朝的效仿和发展，最终形成了中国封建法制法律伦理化的特点。
（一）儒生修律
汉承秦制。秦律出于法家之手，诸儒生对其屡加抨击。西汉时，董仲舒主张引经决狱，即用儒家的经典作为裁决是非争端的标准，但经文终究不是法律条文。东汉以后，儒生开始关心律学。大经学家马融，郑玄等诊释汉律，首开儒生注释法律之风。儒生通过注律，插足立法，援引伦理以解释律意，俨然成了法律家。与之同时，随着儒家独尊地位的确立，传统的法律世家也渐渐失去了原来的面貌，他们转而以经学为荣。历史上，郭弘家族数代研究法律，他的儿子郭躬讲授法律时常常有听众数百人，但是断案的时候会按儒家那样从轻判决。这样，重视法律的法家便与儒家融合了，所以王充说：“法律之家亦为儒生。”
曹魏政权草创，承用秦汉旧律。魏明帝的时候下诏，量刑定律使用郑氏章句（按：即郑玄所注释的秦律），不得用其他家。这样，儒生便掌握了法律的解释权。其后明帝又令陈群、刘助等修订《新律》十八篇。陈、刘等人都是对经学研究很深的儒生，他们修订的法律自然也极富儒家礼法色彩。
同样，西晋初年，贾充、郑冲、杜预等十四人负责编修律令。可见，修律人也是选限于“儒学”之士。陈寅恪先生说：“司马氏以东汉末年之儒家大族创建晋室，统治中国，其所制定刑律尤为儒家化。”这句话正是这一时期法制特点的最好概括。可以说，儒生修律是我国立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他们通过更礼为法，纳礼入律，使得法律的伦理化色彩大为加强，而“孝”作为儒家伦理的核心，在法律上的影响自然也就凸显出来。
虽然唐以前的法律大多已经散佚，但从史书所提供的零散的历史线索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一时期“孝”的观念已经深深地渗透到了法律条文及法律的实施过程当中，原本作为家族主义原则的“孝”不仅被法律所肯定，而且已经上升成为整个国家法律的原则。
第一，在刑法方面，曹魏新律规定杀害继母与亲生母亲相同，而汉律规定杀害继母与亲生母亲不相同。显然，这一时期较前代督励孝悌更为严苛，表现在法律上，即执法范围有所扩大。晋律也规定子孙敬养不够或者父母告子不孝，都可判罚死刑。
第二，在民法方面则着力维护宗族家长的独尊地位，表现为法律明确规定地位卑微者或孩子没有财产权。曹魏新律规定父子财产需统一，此举的目的无非是为了防止家庭财产的分裂，以免妨碍了孝道的实施。
第三，在婚姻家庭方面，主要体现在“出妻”问题上。古语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中国封建社会，对于妇女而言，无子与不事长辈就是最大的不孝，封建法律允许夫家对违反此项“孝道”的妇人施以驱逐出家门的处罚，这就是“出妻”。另外，出于父母丧葬或赡养父母的理由，夫家也可单方面作出“出妻”的决定。
第四，体现在诉讼方面，尤其反映在容隐制度上。容隐制度是主张对于亲属的一般刑事犯罪予以隐匿的法律制度，它源于儒家的亲亲之说。魏晋南朝执法注重维护宗法礼教。据《宋书》卷五十七《蔡廓附子兴宗传》，刘宋廷尉卿蔡兴宗理狱，主张亲属对谋反罪也“理当为隐”。
（二）曲律卫礼与无文大法
魏晋南北朝的司法过程中，若法律与“孝道”发生冲突，司法的原则则是曲律卫礼，维护“孝道”至尊。章太炎在《五朝法律索隐》中曾赞美魏晋南北朝法律有重生命之意，他的依据就是法律规定父母杀子将受到和杀人一样的刑罚。程树德先生考证汉律后认为：“汉以前疑无杀子孙减轻之律。”东晋南朝的法律虽然也规定了父母杀子同杀人论处。然而，法律条文与实际的执行之间有相当的距离，尚且中间可以经过判案者的伸缩。如有一例母杀子案，道扶的母亲杀子后也并未依法弃市，而仅仅是“申之遐裔”而已。主体为尊长、客体为卑幼时，法律会作出变通。如果把主客体的位置对换一下，法律实施过程中的指导原则仍然不变，即卑幼侵犯尊长，违背“孝道”则处罚从重。
当权者对“孝子”宽容，旨在提倡孝慈之心，维护骨肉之情，以维护家族主义为目的。不仅血亲复仇如此，其他类型的孝子犯罪，封建法律对他们也会格外开恩。北魏初，京都禁酒。孝女张氏因为婆婆有疾而偷偷为其酿酒，被发现后，拘押官府。婆婆王氏到官府自诉：“自己患病在身，需要酒就行调理，因此自己私自在家酿酒，这都是我的错。”而张氏却说：“婆婆患病，都是我在主持家务，私自酿酒是我的主意，与婆婆无关。”官吏不能裁断，上奏皇帝，文成帝拓跋浚对张氏“义而赦之”。
因“孝”犯法者，不仅其自身会受到法律无微不至的庇护，就是他的亲属也常常受到恩惠。当时的帝王，为笼络人心，鼓励孝道，允许子孙代替父祖受刑，但事实上，“孝子”常常会被赦免或宽宥。
《魏书》卷八十六《孝感传》载，北魏时，孝子长孙虑的父亲，因厌恶妻子饮酒而以杖击之，结果不慎将妻子打死，被囚于县狱。长孙虑毅然上书，陈述家境，请求代死：“虑兄弟五人，并各幼稚。虑身居长，今年十五，有一娣，始向四岁，更相鞠养，不能保全。”因此，他“乞以身代老父命”。判官见此书状，以为长孙虑“于父为孝子，于弟为仁兄。”故上疏请求免去其父的死罪。孝文帝下诏特恕其父死罪，改为流刑（充军）。
南朝梁时人吉黔“幼有孝性”，天监初年（504），他的父亲任吴兴郡原乡县县令，因被官吏所诬陷，撤职查办，并被押送到了京师交廷尉审理。当年吉黔年仅十五岁，“号泣衡路，祈请公卿，行人见者皆为陨涕。其父理虽清白，而耻为吏讯，乃虚自引咎，罪当大辟。”于是吉黔在为父平冤昭雪无效的情况下，公然擂鼓上堂，提出替父代受死罪，梁武帝对这个孩子的“义举”感到惊异，怀疑他是“受教于人。”于是就指令廷尉蔡法度使用种种手段，查明事实真相。
结果，无论是严刑逼问，还是怀柔利诱，吉黔都表现得义无反顾。皇上得知后，就立即赦免了他的父亲。吉黔代父受死的孝行令人敬佩，然而事情还远未停留于此，以后“丹阳尹王志求其在廷尉故事，并请乡居，欲于岁首举充为‘纯孝’。”结果吉黔“拒之而止”，这种不以救父邀名的言行更堪赞美。
南朝宋代蒋恭、蒋协兄弟二人，因被亲戚连累，以藏匿罪犯之名，被收系狱中。公堂之上，蒋协说，犯罪之人乃是他妻子的亲戚，所以自己甘愿受罚，并求赦免其兄长；蒋恭则认为自己是一户之重，应领罪受罚而请求赦免弟弟。“兄弟二人争求受罪，郡县不能判，依事上详。”州府官员以为二人能够躬行礼义，实为嘉事，因而“不宜拘执宪文，加以罪戮。”反而授蒋恭为“义成县令”，蒋协为“义招县令”，以表彰二人的孝悌之行。
法律对孝子的赦免宽贷，人们对孝子的尊敬怜悯以及孝子们“只知父仇，不知县官”的种种行为都证明，在当时，“孝”作为道德之首，已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无文大法，它不仅是罪与非罪，而且也是一切是与非的评判标准。
（三）清议严惩不孝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律条文，对“不孝”罪的惩罚比其他的罪行更为严厉。早在曹魏时就明确规定：“夫五刑之罪，莫大于不孝。”《魏书》卷一百一十一《刑罚志》载，北魏太和十一年，魏孝文帝召集群臣论定刑典时，特别提出“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隋书》卷二十五《刑法志》记载，至北齐更把“不孝”、“不义”列入十大罪之中，虽属“八议”，亦不减罪。以后的各代也延续了这一理念。
为了严惩不孝之徒，统治者才利用法律捍卫孝道，所以即使是政府实行“大赦”时，杀亲之罪也被单独摘出，而不被列入“赦免”之列。如公元317年，东晋元帝即晋王位，实行大赦，就明确提出“其杀祖父母，父母，及刘聪、石勒，不从此令。”当时晋氏往南迁都的初期，政权刚刚建立，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之间的民族矛盾仍然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故东晋政府视刘聪、石勒为十恶不赦之徒。同时，为体现司马氏“以孝治天下”的治国宗旨，又特别在赦文中排除了“杀死祖父及父母者”，通过这种方式来突出政府对“孝道”的保护。
在国家以孝治天下的政策引导下，对父母尽孝可以顺应统治者的需求，得到舆论的支持，进而获得官职，平步青云。反之，如不能对父母尽孝则会受到清议，一旦遭受清议，轻则影响仕途，重则失去官职，为社会舆论所不齿。所谓“清议”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儒家伦理为依据，臧否人物的一种制度，为官者一旦触犯清议，孝行若有缺陷，不管职位高低，品德才能如何，会丢官去职，不许再入仕途。
据《隋书·刑法志》载：“士人有禁锢之科，亦有轻重为差。其犯清议，则终身不齿。”又称陈制“重清议禁锢之科，若缙绅之族犯亏名教，不孝及内乱者，发诏弃之，终身不齿。”在这个战乱频发的时期，人民流离失所，极其容易与父母失去联系，生难尽孝、死难丧葬之类的事难以避免，而且人数也不在少数，而一遭清议而终身不得为官，可见清议的巨大威力，督责孝道之严格，也可以看出南北朝统治者对孝道的高度重视与提倡。
清议主要监督官员的举止是否符合礼制的规定，在孝文化方面主要表现为：生，以礼事之，父母健在应尽心赡养尊重父母，尽为子女者之孝道；而父母一旦去世要依礼制为父母守丧，守丧期间要严格遵守礼法，不能嫁娶，不能生育，也不能有其他娱乐活动。因督导严格，因为为父母守丧不合礼法而遭清议而被罢官的不在少数。《世说新语·任诞》引《竹林七贤论》曰：“（阮）咸兄子简，亦以旷达自居。父丧，行遇大雪寒冻，遂诣浚仪令，令为他宾设黍臛，简食之，以致清议，废顿几三十年。”
在政策的监督下，官员们在平时的生活中大都能潜心尽孝，在对待父母方面不敢有丝毫的差错，竭力事亲，一旦疏忽就会遭清议，影响仕途。《晋书·陈寿传》：“（陈寿）遭父丧，有疾，使婢丸药，客往见之，乡党以为贬议。及蜀平，坐是沈滞者累年。”后“以母忧去职。母遗言令葬洛阳，寿遵其志。又坐不以母归葬，竟被贬议。”
陈寿在丧父期间没有依礼服丧，后丧母期间不归葬，在当时被贬议免职也就不足为怪了。这一时期同样的事例在史书也有记载，萧梁之际，廷尉卿刘孝绰“携少妹于华省，弃老母于下宅”，御史中丞知道后，就以“不孝”的罪名将其弹劾，刘孝绰因此被免官。以上两则案例讲述的是父母健在而未能孝敬父母而遭清议弹劾，丢官去职。
在父母去世服丧期间未能以礼葬亲同样也有遭清议丢官去职的可能。“世子文学王籍之居叔母丧而婚”；“东阁祭酒颜含值叔父丧嫁女”；“庐江太守梁龛明日当除妇服，今日请客奏伎，丞相长史周顗等三十余人同会”，他们均因丧服期间有婚嫁活动而有违孝道，而遭御史中丞刘隗弹劾。
《宋书》中也有因在丁忧父母时违背礼法而遭清议或丢掉官职的记载，如：“兖州刺史滕恬为丁零翟辽所没，尸丧不返，恬子羡仕宦不废，论者嫌之。”滕恬在服丧期间，没能按照礼制辞官回家为父丁忧，被认为是不孝的表现，不但得不到舆论的支持，最后也被清议失官。齐时又有乌程令吴郡顾昌玄“坐父法秀宋泰始中北征死亡，尸骸不返，而昌玄宴乐嬉游，与常人无异，有司请加清议。”
由上述因清议失官的案例来看，可见清议在当时影响巨大，在统治者的支持下，官吏想要升迁必须先经“清议”通过，就是皇帝与王公贵族本人在清议的巨大压力之下也得妥协，《世说新语·尤毁篇》记载了温峤遭清议的典型事例：“温公初受刘司空使劝进，母崔氏固驻之，峤绝裾而去。迄于崇贵，乡品犹不过也。每爵，皆发诏。”
温峤为当朝统治者立下了赫赫战功，但每每涉及提升官职，都需要由皇帝亲自颁发诏书，原因就在于温峤对其母有不孝行为，以致清议难以通过，所以不得不由皇帝下诏特批。可见清议的影响巨大。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选拔人才方面继承了汉代的举孝廉制，九品中正制和清议制度的设立将孝提高到国家大政的高度，孝敬父母不仅是个人行为，而且是一种国家政策，通过对孝的重视，使得许多重孝政策得到了延续和发展，这也是中国传统的孝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
二、魏晋“准五服以治罪”制度
“五服”是“丧服制度”的简称，它指的是死者的亲属按照与其血缘关系的亲疏有别，穿戴丧服的规格和所服丧期有所不同的一种制度。总的来说，就是与死者血缘关系越近，丧服的材质愈粗，服丧的时间愈长；反之，则丧服的材质愈细，服丧的时间愈短。根据亲疏的不同，具体可分为五种，由亲至疏依次为：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