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孝女复仇杀人获免罪，柏公成母被杀私和遭严惩，两种截然不同的境遇，体现出唐律礼法并用的特点。一方面，对复仇杀人的孝子（女）给予宽宥，另一方面却又严惩“私和父母仇”的行为。究其原因，为父报仇杀人虽然有违“杀人偿命”的司法原则，但却符合儒家关于礼的要求，于是统治者申礼而屈法；而“私和父母仇”既违反了唐律的规定，又不符合“父母之仇不共戴天”的儒家孝道的要求，也难怪要遭到严惩了。可以说，在面对“孝”与“不孝”的问题上，唐代统治者娴熟地运用了礼法并用的手段，既将孝治天下的政策深入人心，又稳定了封建国家的统治。
十一、张瑝、张绣兄弟因孝获罪引民愤
由于统治者的徇孝枉法和对礼教的大肆宣扬，大多数为报父仇而杀人的孝子都能够得到宽免，久而久之，在百姓中就会形成一种普遍的观念：手刃杀父仇人是为人子女的责任，是合情合理的，不应该受到处罚。因此，一旦复仇的孝子受到法律的严惩，颠覆了这种观念，就会在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引发人们强烈的不满。最著名的就是唐玄宗时期张氏兄弟复仇获罪的案子，此案在当时引起朝廷官员和民间百姓的极大争议。
唐玄宗开元年间，嵩州都督张审素被人诬告贪赃枉法，朝廷特派御史杨汪前往当地调查。张审素的部下为他打抱不平，于是劫持了尚在半路的杨汪，当着杨汪的面将诬告的人杀死，并威胁杨汪，让其上奏免张审素之罪。不料，杨汪后来被救兵所救，他大为恼火，回到朝廷后便上奏张审素犯有谋反罪，从而导致张审素被处斩，全家籍没，他的两个儿子张瑝和张绣因年纪尚幼，得以免除死刑，被流放到岭南地区（按唐律规定：犯谋反大逆之罪者，父子连坐皆死；但如果其子年龄在十岁以下，可上奏请皇帝决定是否从死，七岁以下则可直接免死）。
杨汪事后升为殿中侍御史，并且改名为杨万顷。张瑝和张绣到岭南之后不久便逃回，躲藏数年，伺机为父报仇。开元二十三年（735）三月，年仅十三岁的张瑝和年仅十一岁的张绣逃回长安，准备在魏王池袭击杨万顷。当杨万顷乘马经过时，张瑝趁其不备用斧头将马砍杀，杨万顷跌落马下，大惊失色，还没来得及反抗便被张绣杀死。大仇得报之后，兄弟二人在现场留有一封书信，详细陈述了当年父亲被冤的实情，之后在逃到郑州汜水的时候被捉。
此案掀起了轩然大波，不仅在民间，即使在朝廷内部也引起了极大争论。张氏兄弟预谋杀人，按照法律的明文规定，当处死刑；然而二人以少年之躯，舍身为父报仇，属孝烈之行，且前朝也多有免死的类似案例。于是玄宗召集群臣商议此案，以宰相张九龄为代表的多数人认为，张氏兄弟的父亲本就是冤死，二人年少舍身为父报仇，是不折不扣的孝子，应该加以宽宥；但另外两位宰相裴耀卿和李林甫对此却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法不容情，如果宽免张氏兄弟，将破坏国法。权衡再三之后，玄宗同意了裴耀卿等人的意见，他对张九龄说：“为父报仇虽然为礼法所称赞，但杀人却是法律所禁止的。孝子之心，舍身报仇，这种精神是值得嘉奖的，然而国家的法律不能对此听之任之。如果依照法律规定将其处死，可以成全他们舍身复仇的志向；但如果赦免他们，就会破坏了司法刑律。如今朝野上下对此议论纷纷，所以必须有所宣告。”
于是，玄宗下敕昭告天下：“国家制定法律，本来是为了制止谋杀，如果每个人都拿为父报仇当借口而去杀人，那每个人都是孝子，冤冤相报，辗转相仇，就会循环往复、永无穷尽。昔日孔子的徒弟曾参复仇杀人都不可饶恕，何况现在的张氏兄弟呢？”最后，玄宗下令将张瑝和张绣杖杀。受刑时，张瑝略有恐惧，而弟弟张绣却一如往日的从容，并说：“下见先人，复何恨？”两人被处决后，无论官吏还是百姓都怜悯不已，有人将兄弟二人葬于北邙，又担心杨万顷的余党掘墓鞭尸，扰了少年的英灵，于是又修建了几处疑冢，使世人不知道张氏兄弟到底葬于何处。
唐律没有对“孝子复仇”问题作出规定，但社会舆论对此种复仇行为历来给予很大的同情，因此，这种案子发生之后，往往一事一论，随朝随事而定，因而经常发生变化。在这个案子里，由于我国传统法律中“礼法结合”的特点，一方基于“礼”对法的指导意义，认为舍身报父仇是弘扬孝道，符合儒家经典，符合“礼”的规定，而且前朝屡有免死的先例，因此主张免除张琇兄弟死刑；另一方则站在维护国法的角度，认为法律具有明确性，不可轻易违犯，而且处以张瑝兄弟死刑，从最终效果上而言，也可以成全其孝名，兼顾了法律与礼教的双重效果。唐玄宗最后选择依律处置，判处张氏两兄弟死刑，是为了确保法律的尊严和公正，也符合唐律“以刑止刑，以杀止杀”的立法精神，但这一判决却难以逃脱礼教的责难，在历史上长期招致非议。
十二、唐宪宗诏论孝子杀人案
“孝治”与“法治”是我国封建社会统治者长期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施政手段。二者的区别在于：“孝治”以其孝德伦理的感召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觉悟和道德素养，使其自我约束以维系社会关系的和谐；“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性，约束、规范社会成员的言行举止，以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由于“孝治”与“法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施政手段，因此在面对孝子复仇的问题上，唐代执法官员对“孝”与“法”孰轻孰重的取舍问题，往往会存在分歧和争议，以致引起司法的混乱。唐宪宗有鉴于此，曾经召集朝臣针对此类案例到底该如何判处展开激烈的讨论。
唐宪宗元和六年（811），京畿地区曾经发生一起孝子复仇案：富平人梁悦，为报父仇将仇人亲手杀死，之后到衙门投案自首。该案发生后，引起了朝野上下的议论纷纷，到底该如何判决，人们争议很大。于是，唐宪宗专门下诏：“对于礼教而言，父仇不共戴天；对于法律而言，杀人者死。礼与法，是王教之大端，二者各有异同。”命尚书省召集群臣讨论，以提出一个合理的解决办法，如同以前一样，朝臣之间还是分为依法与据礼、惩办与宽免两种意见，争论不休。
时任职方郎中的韩愈上疏《复仇状》，专门论述了复仇杀人案件的处理原则。他从儒家经典及诸子经史中有关亲子复仇的记载出发，认为对于子报父仇的行为，法律中没有明确的条文规定不是定律者的疏忽，而是有意不将其写入法律。因为如果法律不许孝子复仇，就会伤了孝子之心，有违先贤之训；如果允许复仇，擅杀行为会纷纷出现，社会就因此而陷入混乱。因此先贤在儒家经典中赞同孝子复仇，而法律有意回避这个问题。其目的在于，遇到复仇杀人案，司法官员可以依法定罪，而了解儒家经典的人，亦可以引经据典地提出自己的意见，两相争论之后，该如何处置自然也就明了了。由此，韩愈提出：“有复仇者，事发，具其事下尚书省集议以闻，酌处之。”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将“礼”与“法”二者结合，一旦有此类案件发生，就应该作为个案处理，交给尚书省的官员集体讨论，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兼顾礼法两方面，选择最适宜的处理办法。
韩愈提出的这种处理意见，显然还是没有实际的解决办法，难免过于肤浅。要知道，判案量刑需要的是一种统一的标准，依据的是明明白白的律令条文，而“集议”并非是一种司法标准，所谓“酌处之”更是一种有悖法律准确原则的不明不白的模糊概念。朝臣们的讨论还是各执一端，没办法将“孝治”与“法治”的矛盾冲突消融在一个切实有效、公正可行的司法原则之中，甚至对于引发这次大讨论的孝子梁悦杀人案本身，也议不出一个统一的判决意见。最后，宪宗参考了韩愈的意见，予以宽免，亲自下诏免除梁悦的死刑，代之以杖刑一百之后，流放循州。
“孝”与“法”的分歧显然未能通过唐宪宗时期的廷议讨论而得到实际有效的解决，宪宗之后，朝廷官员对于孝子复仇杀人案的判决，依然处在各执一端的争执中。在唐穆宗时期发生的一起孝子杀人案的量刑判决中，居然出现了官员因为“孝治”与“法治”的争议而遭贬职的现象。
据《新唐书·王彦威传》记载：兴平县百姓上官兴，杀人之后逃之夭夭，官府抓不到他本人，居然囚禁了他的父亲。上官兴听说以后，不忍父亲替他受罪，就跑回县衙自首。京兆尹杜悰和御史中丞宇文鼎认为，上官兴主动投案自首来免除父亲的牢狱之灾，是一种孝行，可以劝化风俗，建议减免他的死刑，从轻发落。而谏议大夫王彦威则认为：杀人者死，这是历代先王量刑执法的基本原则，杀人偿命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如果赦免杀人犯死罪，无异于鼓励他人纷纷效仿，长此以往，国家如何治理臣民百姓？又置法律的威严于何地？
这件案子本来是一件非常普通的杀人亡命案，但杀人者上官兴最后却为解救父亲的牢狱之灾，义无反顾地归案自首，这一选择使他从一个杀人逃亡者摇身一变，成为舍生救父的典型孝子，由此再次引发了“孝”与“法”的强烈冲突。京兆尹杜悰和御史中丞宇文鼎显然主张屈法申礼，对杀人者以孝宽之，彰显孝行，树立典范。但谏议大夫王彦威认为如此一来会使社会秩序陷入混乱，主张对上官兴依法处死，以正纲纪。双方对“孝”与“法”的侧重不同，也各自有其道理，各不相让，因此久久争议不下。最后由唐穆宗亲自定夺，选择了徇孝屈法，下诏免除上官兴的死罪，处以流刑。而不识时务，继续“据法力争”要求按律处死杀人者的谏议大夫王彦威，却落得一个惨遭贬职、调离京师的下场。
这一案件虽然不属于孝子复仇，但同样也引起争议并导致朝廷官员遭贬，致使朝野震动，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其判决涉及“孝”与“法”二者孰轻孰重的取舍问题。当最高统治者立足根深蒂固的儒家重孝传统，而选择徇孝屈法时，法律的威严及标准便会大打折扣，难以使人信服，《唐律疏议》“以刑止刑，以杀止杀”的立法精神更显得苍白无力。看到诸如此类案件处理中存在礼法冲突，以及不同的处理结果，不得不感慨在人治胜于法治的封建社会里，儒家关于“礼”的说教对于法律的最终实施，影响何其大！所谓“万世无常法”就是说的这个道理吧。
唐代的法律既是中国封建律法的集大成者，又是中华法系的典范法典，更是中国古代礼法结合的最终产物，这种礼法结合的关系不仅应用于立法，还贯穿于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其中一个重要方面，便是对“孝”的维护和弘扬。当“孝”与“法”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时，客观的法律制度将不再完全发挥其作用，最终的裁定权就常常落在最高统治者手中。他们基于“孝治天下”的治世动机，在具体的断案过程中，或者以孝枉法，或者徇孝屈法，努力使礼与法集于一体，起到教化百姓、维护统治的作用。这为后来历朝历代的执法判案提供了借鉴，也对中华传统家庭伦理道德的规范化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