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代君主大力行孝
盛极一时的唐王朝在黄巢之乱后，终究无力回天，走进了历史的尘埃之中。代之而起的则是继春秋战国、三国两晋南北朝之后，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又一乱世——五代十国时期。从公元907年到公元960年，不过短短五十三年，在中原地区就先后出现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国家，政权更迭频繁，战火纷飞，南方又有十国并立。在战争与割据的特殊时代背景下，各国统治者为了立足于乱世，往往偏向重武轻文，注重加强国家的硬实力，而儒家孝道伦理对人们的束缚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放松，法律条文对“孝”的约束也得不到人们的重视与遵守，从而导致五代成为《新五代史》中所提到的那种“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时代，整个社会“孝”的观念淡薄，史书中可见众多关于不孝之人的记载。
如《旧五代史》中记载，邢州人李彦珣一向对父母不孝顺，在家乡时就不供养父母，外出做官之后对父母更是不闻不问。后晋时期，范延光反叛时，为了引诱李彦珣，就派人到邢州找到了他的母亲，将其带到双方交战的城下，想以此来招降李彦珣。按照平时所看的古装剧情节推断，这时的李彦珣应该心急如焚地担忧母亲的安危才是，谁知历史的真实场景是，李彦珣不甘受制，居然亲手射杀了自己的母亲。这种大逆不道的行为，如果是在太平之世依律一定是十恶不赦的大罪，但当时后晋高祖却不追究他的罪责，反而继续重用他。欧阳修专门针对此事撰写了评论，他认为李彦珣亲手射杀自己的母亲，不是人做的事，而晋高祖居然还宽宥了他，简直是毫无法纪可言。
五代之乱，由来已久，战火纷飞的年代，旦夕祸福就在一瞬间，生存已然成为人们首先要考虑的事情，传统的儒家孝道伦理就极易受到人们的忽视。骨肉不能相保，父子自相残害，可以说正是这个特殊时代的特殊环境才造成了孝道观念的淡薄。但传统的孝道伦理被统治者“移孝作忠”，作为治理国家的有效手段与法律并行不悖，在政权更迭的乱世之中，统治者除了依靠武力，更需要这样一种软实力来保障政权的稳定。因此，面对孝德流失的社会状况，五代时期的多数统治者试图竭力强化孝道，以敕令、法律等强制性手段使传统的儒家孝道伦理再次为政治服务。
五代时期的成文法律有多部，如梁太祖时期颁布了《大梁新定格式律令》，后唐庄宗开元年间废除此律，根据唐代律法编纂了《同光刑律统类》一十三卷，周世宗显德年间也颁布了《大周刑统》，基本上这些法律都是根据唐律为蓝本制定的。可惜由于连年的战火，五代律法大多已亡佚，现在只有从《唐律疏议》和《宋刑统》中才能看到有关五代律法的情况。但在“人治”大于“法治”的封建社会里，皇帝的金口玉言无异于国家大法，因此还是能够从五代君主的敕令、诏令中寻找到一些端倪。
针对当时的不孝之行，为了改变孝道观念淡薄的现实，五代统治者颁布了许多政策鼓励孝敬父母尊长。战乱时期，普通百姓要承担各种徭役、差役，为生活所迫，有时就难以有足够的经济条件对长辈尽孝。因此，为了减轻普通家庭奉养老人的经济压力，鼓励百姓孝敬父母，统治者下令减免累世同居和有年长者家庭的差役、杂役。同光元年（923），后唐庄宗李存勖在其即位制中要求：“教义为本，义礼是先……其民间有曾经三世以上不分居者，并与蠲免诸杂差役。”通过免除各项差役来鼓励百姓累世同居，这样在大家庭中就能更好地侍奉父母尊长，以尽孝心。在同光三年的制中，又提及：“年过八十者，免一子从征。”家有年过八十的老人，就可以免除一个儿子的兵役，保障老人有所依靠。同样，后唐明宗也曾下诏：“年八十以上，及家有废疾者，宜免一人差役，俾遂奉养”，“应天下有孝子顺孙……随处长吏闻奏，当行旌表”。尊老敬老，不仅规定年过八十以及有废疾的老人，可以免除一个人的差役，还以旌表奖励孝行。其目的都是为了保障家里的老人能够得到子孙的照顾，不至于晚年孤苦无依。
当父母生病时，身为子女有义务悉心照顾，但当时却出现子女对生病的父母不管不顾的状况，针对这些不孝的行为，统治者以严格的敕令形式，规定了子女晚辈对父母尊长应尽的孝道，严惩不孝之人。此外，父母去世，子女应该守制三年，如果是为官者更应该解官回乡丁忧三年，这是历代定制，但当时却有大批官员贪图官位，隐瞒父母去世的消息，统治者依然秉承“轻罪重罚”的原则，对这类行为绝不宽宥。如后唐明宗时期，滑州掌书记孟升隐匿了母亲去世的消息，事情败露后，大理寺依律判处其流刑，但明宗皇帝对此结果并不满意，他认为为官者隐匿母亲亡故，企图逃避守孝，保住自己的官位，是枉为人子，“五刑是重，十恶难宽”，最终赐孟升自尽，并追究各级相关官员的责任。之后，又有襄邑人周戚，他的父亲为人所杀，他不但不为父亲报仇，反而与杀人者和解。明宗得知此事后，下令将其处死。通过种种案例，我们可以看出，五代时期继承了唐律中“十恶”的条款，将“不孝”列于其中，“轻罪重罚”的惩治手段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国封建社会对官僚士大夫的孝行有其特殊要求，也同样给予特殊优待。与前朝统治者“孝治”天下的措施一样，五代的统治者一方面通过颁布严苛的法律和代表国家意志的敕令，对不孝之人进行严惩；另一方面，则采取鼓励行孝的手段，对孝子、孝行予以肯定、嘉奖。传统孝道思想中，不毁自身、善事父母只是尽孝的基本要求，而立身扬名才是孝道的更高追求。通过自身的努力，能够为父母、先祖带来荣耀才是孝之大义，所谓光宗耀祖历来是封建士大夫所积极追求的。可到功成名就之时，往往出现“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待”的遗憾，父母故去，再也体会不到子女为家族带来的荣耀，无疑打击了立身扬名以孝父母的孝子们。
于是统治者们想出了一个两全的办法，那就是为官员故去的先人追封殊荣以全孝子之情。按照中国古代“事死如事生”的传统孝道思想，虽然父母在世时，为人子者没有光耀门楣，但为故去的父母赢得统治者的加封，也被视为一种孝道。这样一来，统治者既体现出对儒家孝道伦理的重视，又更好地笼络了士人之心。后唐庄宗就曾经下诏：“中外群臣父母亡没者，并与追封赠。”而对于臣子上疏加封尚健在的父母或祖辈的请求，统治者也往往不会让其失望，依据满朝文武各自的官职品级，给予其父母相应的封号，即使父亲是已经退休的官员，儿子的官品高于父亲的，还要给父亲增加俸禄，借此来显示儿子给父亲带来的荣耀，这便也是孝道的一种体现了。
五代时期，虽然儒家礼教对人们的影响有所减轻，但礼与法的冲突同样不可避免，最典型的还是孝子为父母报仇而杀人的情况。当“孝”与“法”发生冲突时，唐代既有依法治之的例子，如前文提到的张瑝、张绣兄弟，为复仇而杀人，最后依法处决；也有以孝屈法的情况，如隋唐孝女为父报仇，最后因孝而免罪。同样是为父报仇而杀人，其结果却各有不同，既然唐律为五代法律的蓝本，杀与不杀又皆有先例，对“孝”与“法”该如何取舍又成为了一个问题。
后唐平恩县的百姓高弘超，其父被人杀害，他最终亲手杀死仇人为父报仇，并到官府自首，按律该处死，可刑部员外郎认为他是孝子，上奏请求免刑，皇帝也认为他孝行可嘉，“减死一等”。又如后晋时期“百姓马知饶杀男吴九不死，以其侵母食也。诏赦之。”自古人们都认为，重臣必出于孝子之门，既然能够舍身为父母报仇，那必然也能对封建皇权尽忠，而忠诚更是乱世之中所难能可贵的，因此，五代统治者对为父母报仇杀人的孝子往往能够法外开恩，无非是希望最终能够“移孝于忠”，稳固乱世中的一方政权。
五代虽然不过短短五十三年，但却是唐宋之际的重要过渡时期。这个时代的孝道既受唐代遗风的影响，又有其独有的特点。社会的极度动荡，百姓生活的不稳定，加上物质的匮乏，多种复杂的因素，营造了特殊的时代大背景，造成了五代时期孝行相对有缺，各种矛盾激烈冲突，也加大了统治难度，但五代统治者依然试图秉承孝治天下的原则，加强人们对传统孝道的遵循，于家尽孝，于国尽忠。若一家不安，何以安天下，五代统治者大力行孝，其实质更是对封建统治秩序的强调。
二、《宋刑统》与孝德
宋朝建国之初，宋太祖赵匡胤有鉴于五代时期“政无常法，罚无定刑”的司法混乱局面，命窦仪等人仿照唐律制订了《宋刑统》，于建隆四年（963）颁布实行，该法典的体例内容与《唐律疏议》大体相同，但其收集了唐朝开元二年（714）到宋朝建隆三年（962）近一百五十年间的敕、令、格、式中的刑事规范，根据需要选出209条附于律文之后，与之并行。宋朝的建立者也从前代的统治得失中看到了“孝”对于皇权统治的重要性，因此承袭了自汉代以来“孝治天下”的立国原则，将《宋刑统》视为推崇和保护孝德的法律依据，并且沿袭唐律，将“不孝”犯罪列入“十恶”之中，并对孝德孝道给予了种种规定。
与唐律一样，《宋刑统》中对“不孝”犯罪的规定，概括起来主要是三方面的内容：第一，尊敬祖父母、父母，不允许告发、辱骂祖父母、父母；第二，保证祖父母、父母老有所养，若亲老尚在，必须同居共处，不能各自分家过日子，不能供养有阙；第三，在父母丧期内要依礼为父母守丧。这三方面，任何一方面有违犯，就是“不孝”，会被责以重罚。除此之外，在《宋刑统》中还有其他的律令与孝德有关，这些律令都属于“不孝”罪的范围，但更为具体地分布于不同的“律”中。
关于子孙必须与父母同居共处。《宋刑统·户婚律》规定：“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若祖父母、父母令别籍，及以子孙妄继人后者，徒两年，子孙不坐。”诸祖父母包括高祖父母、曾祖父母，也就是说，如果高祖父母、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尚在，其子孙另立户籍、分割财产的就要被判刑三年。如果由尊长决定，使其子孙别籍异财或者将子孙过继给他人做后代，那尊长就要判处两年徒刑，子孙不论罪。宋太祖开宝年间，川、陕地区普遍存在“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的现象，宋太祖对此大加痛斥，并下诏：川、陕诸州，别籍异财者，其罪当死。这一诏令的处罚比《宋刑统》的规定要严重得多。
在信息、交通都不发达的古代社会，子女只有与父母尊长居住在一起，才能更好地照顾年迈体弱的老人，这一规定无疑有效保障了老人老有所依、老有所养的状态。在宋代，即使贵为金枝玉叶，一旦下嫁，也要依律与夫君的父母尊长居住在一起。南宋淳熙年间，孝宗皇孙女安康郡主言行骄纵，冒犯了公婆，孝宗居然专门派人传旨给驸马和他的母亲，让他们不必娇惯郡主，晨昏定省之礼不可废除，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也该予以惩戒。与父祖同居共处，在宋代得到了自上而下的重视。
为了保障年迈有疾的老人得到更好的照顾，宋朝完善了侍丁制度。所谓侍丁制度，就是一种保障高龄老人得到较好赡养而免除其子孙徭役的制度，而被免除徭役在家尽孝的子孙就称为侍丁。《宋刑统·名例律》指出：“侍丁，依令免役，唯输调及租。”其中“役”是指劳役、职役（宋代役法之一，也称吏役。国家按照户等高下﹐轮流征调乡村主户担任州县公吏和乡村基层组织的某些职务），其实除了免役，有时还会免除一些赋税。但侍丁制度的实施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家里的老人必须是80岁及以上的高龄。
除了赋税徭役方面，宋代统治者还对侍丁就学、从军等方面作出了特殊规定。关于就学，仁宗庆历四年（1044）提出：“亲老无兼侍，取保任，听学于家。”家里老人无人照看，侍丁就不能离家求学，可以在家自行学习。而从军方面，神宗熙宁八年（1075）曾下诏：“军士祖父母、父母老疾无侍丁而应募在他处者，听徙。”虽然诏令里没有规定可以让军士复员回家，但可以根据需要选择驻防所在地，以便时常返乡照顾老人。当然，对于古代社会而言，80岁的年龄标准着实有些过高，能够真正享受到这种优待的家庭极少，但侍丁制度确实能够保证高龄老人得到子孙照顾，避免了晚年孤苦。
而针对犯罪之人家有老疾的状况，宋代继承了前代的存留养亲制度。《宋刑统·名例律》对这一制度的规定与《唐律疏议》的规定几乎完全一样：申请留养者的家中老人，年龄必须在80岁以上或者患有重病，并且家族内没有59岁以下、21岁以上的至亲；对于死刑犯申请留养，必须是除“十恶”之外的死罪，并且得由刑部将具体情况汇报给皇帝，由皇帝裁决是否同意其留养；对于判处流罪之人的留养，“非会赦犹流”的流刑犯，不需要得到皇帝裁决，可直接由相关部门依据条文予以决定是否可以存留养亲。如仁宗天圣年间，刚刚来到军营不久的士兵王美因为过于思念家中的老母亲，偷偷地逃回了家，按照宋朝法律，本该处斩，但仁宗可怜他母亲一大把年纪，赦免了他的死刑。可见，宋朝对于存留养亲制度的规定以及具体实施，基本上承袭了唐代律法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