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因“孝”杀人，壮而释之
宋代统治者非常注意把“孝治”原则应用于司法实践中，在处理相关案件时往往会对其中的孝德因素进行考量，以此为标准，对一些因为尽孝道而犯罪的案子，具体量刑上就会加以减轻甚至免除。最典型的就要属因“孝”而杀人的案子了，唐代审理此类案件的结果有的是以孝屈法，对杀人者减罪免刑；有的是依法处置，将杀人者按律处死。总之对于如何处理这种案件，唐代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原则。而与之不同的是，宋代对这种因“孝”杀人的案子，就比较统一地遵循因孝减罪甚至免罪的原则。
宋代在立国之初，最高统治者便通过亲自裁决一系列因“孝”杀人的司法案件，开了有宋一代为尽孝道而杀人可免死的司法先例。宋太宗雍熙年间，甄婆儿的母亲刘氏因为一些琐事，与乡人董知政起了争执，双方愈吵愈烈，最后居然发展到大打出手，在混乱中，董知政失手打死了刘氏。可怜当时甄婆儿年仅10岁，如今母亲被人害死，尚在襁褓之中的妹妹也没人照顾了，只好将其寄养在邻居张氏家里，而为了避免董家再来寻衅滋事，甄婆儿和哥哥躲到了邻村居住。数年后，甄婆儿长大，对母亲被杀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又十分挂念当年抛下的妹妹不知如今怎么样了，于是便和哥哥来到张氏家里，请求见妹妹一面，谁知被张家人拒绝，并把他们赶了出来。见此情景，甄婆儿悲从中来，大哭着对哥哥说：“我们的母亲被人杀害，大仇一直未报，如今连唯一的妹妹也成了别人家的孩子，活着还有什么用呢！”说完，便拿起一把斧子藏在袖子里，跑到了杀母仇人董知政家里，碰巧当时董知政正在和儿子玩耍，在没有任何防备之下，被甄婆儿从背后砍死。这可是杀人命案，可为母报仇，情况又确实特殊，当地官员无法裁决，只好上奏皇帝，太宗见了这个案子之后，被其孝心和勇气所感动，下令特赦了甄婆儿的死罪。其他如青州王斌、苏州张朝、瀛洲李璘等等，都是为复父母仇而杀人的孝子，其结果都是免除死刑。
像此类因“孝”杀人免死的案例，在宋代有关文献的记载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前文曾经提到，在礼教而言，父仇不共戴天；在法律而言，杀人者偿命，但这类案件涉及“孝”与“法”孰轻孰重的取舍问题，地方官员不敢擅自判决，而是具簿成册，上报朝廷，于是导致因“孝”杀人案呈现一个共同特征——不按既定刑律判刑，全部由最高统治者诏敕裁定。《宋刑统·斗讼律》中“祖父母、父母为人殴，子孙却击殴”这一条文后也附有规定：此类案件得由皇上亲自裁决。而皇帝的裁定结果往往是免死减罪，所以，《宋史》中直言不讳：“太祖、太宗以来，子有复父仇而杀人者，壮而释之。”
为父复仇杀人，可以“壮而释之”，对于一些自觉为父祖“代刑”的孝子贤孙，宋代统治者也往往给予宽宥和表彰。代刑，就是指在大家族内部，当父祖尊长犯了重罪会被处以重刑时，由儿孙晚辈代其受刑，所代的往往都是流刑或者死刑，可以说这种现象的出现也完全是受儒家孝悌伦理意识的影响。南宋理宗宝祐年间，乌程县民曾霅之的父亲犯了重罪，按律当斩，曾霅之是一个大孝子，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父亲去死？于是他再三向法官请求要代父亲受刑，再三思量下，法官决定成全他的孝心，释放了他的父亲，而将他执行了死刑。理宗听闻曾霅之的孝行之后，下令追封，当时的许多人也被他的孝心所感动，为他在乌程县南面修建了一座庙——“灵佑昭应庙”，以教化世人。父亲有罪免死，儿子无罪反而受诛，国家法律在孝道伦理的扭曲下，毫无公正可言。
上述案例中的曾霅之最终为代父刑而死，但更多的情况是如果有孝子贤孙主动请求代父受刑，统治者出于传布孝行、晓谕孝道的考虑，不仅不会让子孙受刑，对犯了罪的父祖也往往减轻刑罚。如宋代武安人韩令坤的父亲，在担任许州行军司马的时候犯了过错，依法该处以死刑，韩令坤请求自己代替父亲受死刑，最后皇帝可怜他的一片孝心，诏令减轻对他父亲的处罚。在这种案子里，一旦家里出了代父受刑的子孙，统治者感其孝行，就往往会法外开恩，犯罪者也就得不到应有的法律惩处，这无疑是儒家孝道伦理对司法刑律产生巨大影响力的表现，究其实质，还是统治者以孝屈法。
一方面，宋代统治者通过完善法律条文，借用法律手段遏制、惩处“不孝”犯罪；另一方面，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又经常出现置既定法律于不顾，依据孝德因素对案件进行考量、判决的矛盾现象。这类现象的出现也不是什么偶然的，它是宋代统治者大兴“孝治”，与封建法律产生矛盾冲突的必然结果，而且大多数情况下，统治者更倾向于法律制度让位于孝道伦理。在这种情况下，孝道在宋代得到了更大的鼓励、发展，直至推向愚孝愚忠。
六、宋代不孝犯罪的司法实践
自唐代以来，历代封建王朝对不孝犯罪都制订有非常缜密、非常完善的细则化量刑条律。宋代基本法典《宋刑统》中关于“不孝”的刑律基本算是《唐律疏议》的翻版，之后统治者又不断颁布敕令以满足新的需要，到宋仁宗天圣年间，朝廷设立敕局，将历年所颁的敕、令、格、式统一整理，编纂成册，使之成为正式法律文书。可以说，宋代对不孝犯罪的法律规定和量刑标准更加细密，但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司法长官对不孝犯罪的处理往往非常灵活，或严或宽，不依刑律判决的现象十分常见。
北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新科状元舒亶被任命为台州临海县县尉，舒亶可以说是一个性格刚毅、疾恶如仇的人。一次，他的辖区内，有个人喝了点酒，回到家对自己的后母大加诅咒、谩骂，被人告到了舒亶那里，舒亶立刻下令将人逮到衙门。舒亶本想犯人意识到自己的不孝之罪能够悔悟，谁知犯人不仅不知悔改，反而借着酒劲儿在公堂上大吵大闹，口出狂言：“她本来也不是我的亲生母亲，我就骂她怎么了？我还要把她赶出家门呢！”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这可惹怒了县尉大人，于是惊堂木一拍，也不再审问了，直接命人将这个不孝子的脑袋砍掉了。事后，舒亶本人认为不孝之人就该得到严惩，但也自知如此判决有违司法程序，于是便解官离去，并留诗说：“一锋不断奸凶首，千古焉知将相材！”可见他的雄心壮志。当时的宰相王安石听说了舒亶的行为之后，十分惊奇，御史张商英也称赞他的才能，便向皇上推荐他做了审官院（主管中下级文官考核的机构）主簿。
在此案中，虽然县民诅咒、谩骂尊长是“不孝”重罪，但因为喝了酒，也许加上平时后母对他确实不怎么好，一时情绪失控才作出诅詈后母的行为，而舒亶不由分说立即下令执行斩刑，施法之残酷骇人听闻。任意加重刑律，杀一儆百，历来是封建社会对不孝犯罪“轻罪重罚”原则的体现，这种方式无疑是妄图以“铁腕”手段来推行孝治，强化百姓孝道。
在宋代，并不是所有的不孝犯罪都会被“轻罪重罚”。同样是不孝犯罪的案子，为了使孝德孝道更加深入百姓心里，宋代许多官员并不按法律条文来惩治不孝之人，而是主张对这类案件从轻判决，或者以规劝、警告取代刻板的法律惩处，达到施行教化使其自觉改正错误的目的。
《宋史·太宗本纪》记载，北宋太宗端拱元年（988），安崇绪告继母冯氏霸占亡父安知逸全部遗产，使他和生母蒲氏(安知逸之妾)生活没有着落。根据《宋刑统·斗讼律》“告祖父母、父母者绞”，而尚书右仆射李舫等大臣则认为：第一，冯氏虽然算是安崇绪的母辈，但毕竟亲疏有别，所以安崇绪告冯氏可以理解；第二，安崇绪因遗产被夺，生母生活无依才控告冯氏，是出于一片孝心，值得同情；第三，如果判安崇绪死刑，就会使安知逸失去独子而绝嗣，蒲氏也将无处托身，于情于理都不应该。因此，最终对该案作如下判决：遗产全部归安崇绪，冯氏也由其供养。本案中，司法官员依据的是亲疏有别、忠孝悌顺等伦理纲常，虽然与法律有矛盾，但比机械地依法惩处更符合“孝治”原则，也更容易得到公众的认可。
南宋《明公书判清明集》中也记载了一个比较典型对不孝犯罪网开一面的案例：
这是南宋著名法官胡颖受理的一件母讼子不供养的案例，该案的原告是寡妇阿蒋，被告则是她的儿子钟千乙。寡妇阿蒋在年轻的时候，丈夫就去世了，撇下她和他们年幼的儿子。别人看她生活太辛苦，就劝她改嫁，阿蒋却说：“我还有儿子，如果我改嫁了，他怎么办？我宁愿辛苦一些，也要对得起儿子和他死去的爹。”别人反问：“那等你老了，身边总得有个人做伴，总得有人来照顾你啊。”“等我老了，我的儿子自然会照顾我，你不要再劝了，我不会改嫁的。”来人见阿蒋心意已决，也就不再多劝，就这样，阿蒋孤身一人将儿子抚养成人。可谁知被自己视为晚年依靠的儿子一点也不孝顺，整日游手好闲，根本不去挣钱赡养母亲。实在是穷得揭不开锅了，儿子不争气，自己又做不了什么活计了，阿蒋只能把家里的一些东西拿去变卖来补贴家用，就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儿子钟千乙居然还想把这些钱拿去花掉。自己含辛茹苦养大的儿子一点也不顾自己的死活，阿蒋伤心欲绝，实在没有其他办法，只能忍痛将儿子钟千乙告到了官府。
根据案情，如果依照法律规定，儿子钟千乙的行为绝对构成了“不孝”罪，依律应该判刑。但法官胡颖并没有这么做，他考虑到寡妇阿蒋年老多病，还得需要人照顾，如果将钟千乙判刑，那她以后就真的是无所依靠了。于是，他没有依法惩处钟千乙，而是责令他悔改，并从官府的仓库里取了五斗米给了阿蒋。
宋代，在儒家孝道伦理意识的支配下，官员们对不孝犯罪诉讼案件的审理判决，并不再单单以化解纠纷、实施惩罚为目的，而更多地以维护伦常、弘扬孝德为己任，把儒家所提倡的孝德教化引入司法断案。因此，在很多不孝犯罪的司法实践中，“轻罪重罚”原则已被法官搁置一边，心里牢记的是对儒家孝道伦理的维护。如韩景骏任贵乡县令时，一旦出现母子诉讼的案子，往往是给诉讼双方讲授《孝经》，使其有所感悟，改过自新；再如金堂县令张戬知，经常召集辖区内德高望重的父老，为大家讲授孝悌恭亲之道，以致“诉讼日少”。由此可见，不同于刑律条文的凌厉严酷，儒孝人伦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温情”方式将孝道观念深入人心，其影响更加深远、持久。
现存的大量司法个案材料显示，宋代官员在审理不孝犯罪的案件时，并没有十分刻板地适用法律，而是常常自觉地根据案情适时变通方法，且大多数官员都是站在调和劝解的立场，将孝德教化深入人心。虽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对这类案件的从轻判处有违传统司法对不孝犯罪“轻罪重罚”的原则，但却更能体现儒家人伦道德精神，给予不孝犯罪的人改过自新的机会，为其家庭和谐关系的恢复留有余地。因而比起毫无变通地照搬法律甚至任意加重惩罚，对不孝犯罪从轻判决更有助于维系家庭、社会的稳定，更能体现统治者推行“孝治”的积极意义，这也是我国封建社会“人治”凌驾于“法治”之上的一大体现。
七宋朝颁行优老政策
人生自古谁无老？人到老年，身体的各项机能和精神状况大不如从前，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关怀照顾。尊老、敬老一向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中国古代社会推行“孝治”的重要内容，除了督促子女对老人尽孝、规范孝德孝道之外，历代封建统治者还以国家律令的形式颁布了一系列优老政策，对这个特殊的年龄群体给予特殊的礼遇和关怀。
既然是优老政策，那何谓“老年”呢？其实各个朝代对它的标准和界定都有所不同。比如两晋时期以66岁为老；唐代武德年间以60岁为老，到了高宗开耀元年（681）规定：50岁就算是老人，可以免除赋税、徭役。而中宗神龙元年（705）又改为59岁；北宋初年，对唐制有所沿袭，以60岁为老，但通观宋代的优老政策，这也不是确定的标准，大致看来主要有50岁、60岁、70岁三种标准。一般来说，年龄越大，政府给予的优待就越多。这些优待主要体现如下：
一是物质赏赐。宋朝颁行优老政策，首先体现在对高龄老人进行物质赏赐，主要是赐予粟米、布帛等生活用品。北宋前期，这种直接给予物质赏赐的得益者主要是80岁以上的老人，如宋太宗于雍熙元年（984）曾经召集京城一百多名百岁以上的老人到长春殿，亲自对老人们嘘寒问暖，并赐给他们布帛等生活用品；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也曾下诏：赏赐80岁以上的老人以茶叶、布帛等等，这些赏赐没有固定的时间，一般都是由皇帝决定或者在国家举行重大庆典的时候。除了这些群体性的赏赐之外，朝廷还有针对个人的赏赐，主要是高寿老人或者德高望重的高年名士，如宋太祖时期，就曾赏赐百余斤茶、二百匹绢，给年过八十的名士苏澄隐；仁宗曾赏赐百岁老人张环“绢十匹、米五斛”。这种给予高龄老人物质赏赐虽然没有形成常规化的制度，所赐物品总量也不能完全满足老人们的养老需要，但其作为一种象征意义，体现了国家对高龄老人的重视和优待。北宋中期以后，高龄赐物政策逐渐被有组织的赈济活动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