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苏州义庄虽是中国语境下的非营利性组织，却要与普通的田产一样，向国家交赋税，是国家的一种稳定的税源。这就决定了，清代苏州义庄不仅是一种慈善的公益组织，而且是国家重要的财政来源。
七、善会、善堂、善人和善书——民间养老“NGO”
所谓的善会和善堂，从广义上来讲，其实就是古代的各种慈善机构，但是从狭义上来说，善会和善堂特指明清时期，主要由私人慈善家（即古代所谓的善人）所创办的慈善机构。明清时期的善会和善堂一般可以最大可能地脱离政府的管控，以较为灵活和务实的私人组织模式，来实现慈善效果的最大化。当然，明清时期的善会和善堂所救济的对象非常广泛，除了老人之外，只要是善堂和善会的经营者所能够想到的救济对象，他们都可以伸出援手。
明代中后期，国家财政状况日益严重，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官办的养老救济机构——养济院受到重创，基本丧失了其原有的救济功能。而民间的商品经济又特别发达，有经济实力的慈善家得以横空出世，来弥补国家养老慈善机构的缺位，于是一种新的民间善会——“同善会”就出现了。
同善会的建立，与晚明的民间政治反对派东林党有很大关系。本来“与人为善”就是东林党人聚会、讲学的口号，而同善会起初也与东林党一样，具有很强的劝善讲学的味道。最早的同善会由晚明大臣杨东明在万历十八年（1590）筹办于其家乡河南虞城县，该会的目的就是行善、劝善。之后，同善会盛行于江苏常州一带。随着其影响愈来愈大，江南地区的武进、无锡、昆山等地都先后成立同善会。比起杨东明在河南所初创的同善会明显不同，江南地区的同善会脱离了结社讲学劝善的初级水平，朝着专业化慈善机构的道路大步迈进。因为，此时江南的同善会开始采取会员制，每个会员都捐款，作为机构的经费来源。其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救济各种老、病、饥寒、死无葬身之地的人。
同善会一般由较有声望的士绅来领导，其创立者很多都是进士、举人或生员（秀才），有些人还担任过正式的官职。他们往往结成团体，利用群体的力量从事社会救济和福利活动。同善会在明末江南铺地开花的过程中，东林党人士钱一本、陈龙正等人都参与了各自所在地的同善会。尤其是陈龙正，作为明末一位影响非常大的“善人”，特别值得一说。
陈龙正，字惕龙，浙江嘉兴府嘉善县人，生于万历十三年（1585），崇祯七年（1634）中进士。陈龙正长期生活在江南一带，热衷于当地的各项公益事业，特别是善会等慈善业，其故乡嘉善县的同善会就是他效仿江南各地的同善会而创办的。崇祯四年（1631），陈龙正与乡谊、同时也是大善人的士绅丁宾共同创立同善会时说，团结大善人，凝聚一切可以凝聚的力量，才可能推进施善活动的深入。同善会创办之后的第二年，陈龙正在第一次善会演讲中就强调，凡是扶危救困，就没有小事；要从一点一滴的小好事做起，方可成就无穷无尽的大好事。同年夏天，他在第二次讲话中又说道，只要有一颗向善的心，就会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做善事。他还说，并非仅仅只是施舍钱财就是行善，难道不施舍之时，就无善可行吗？所以行善要时时处处保持“谨慎慈祥”的态度，才可以不间断地行善。这样，施善的人是善的，而受善者也因此是善的，才能称之为“同善”；而施善的人是善的，而听见善举善行受到感染的人，同样就是善的了，这样也才能称之为“同善”。
这些话无疑点出了同善会的办会宗旨和目的——全民向善，即便是一般的穷人也能因为行善而给自身带来好运气，甚至改变自己的命运。陈龙正在嘉善县同善会的章程中还明确了救济对象的先后顺序。首先是孝子、节妇，然后是贫老病苦之人。还规定了不予以救济的五类人。一是年纪轻轻、好吃懒做的赤贫者；二是曾经在衙门中做过小吏、油水很多、但后来奢侈享乐败家的人；三是本来有能力化缘的僧人和道士；四是屠户；五是败家的子孙。
用道德的标准来区分该被救济与不该被救济的人，以此来宣扬孝义人伦，这说明嘉善县的同善会不仅是物质上的救济事业，更是从道德、风纪和伦理上劝善世人，维护一方的社会安定与和谐。
在嘉善同善会和陈龙正的影响之下，到崇祯十四年（1641），杭州、苏州，乃至北京也出现了同善会。次年，福建、山东、河南和江西等省，也成立了同善会。各地同善会虽然规章制度因地制宜，有所不同，但总的方针都是依靠天下的富豪来救助贫民。陈龙正坚持认为，用一个地区的富翁来救济和扶助本地的贫老之人，第一是可以极大地提高救济的效率，第二是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而且，陈龙正也非常重视乡村，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个乡村的富户，其所拥有的土地超过1000亩，那么对于在乡村开展他的救济与慈善事业，就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了。
除了陈龙正之外，明清时期还有很多闻名于世的慈善家，如清初苏州府昆山县的周梦颜。他创作的《阴骘文广义》，滔滔十万余言，是清代最早的《阴骘文》注本，其中多引用儒释道三教的因果报应故事，劝导人们向善。《阴骘文》全称《文昌帝君阴骘文》，是道教重要的劝善书籍，成书于元代之前，以较为通俗的形式来劝人行善积德。“阴骘”的意思就是冥冥之中有上天的保佑。明清易代之际，类似于周梦颜《阴骘文广义》这样的善书很多。善书又名劝善书，其兼容儒释道三教思想与民间信仰，以伦理说教劝人行善为主旨。自宋代的著名善书《太上感应篇》诞生以来，善书作为一种行善的教育与传播手段，就在中国历代具有很大的感召力。明末清初，慈善家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大量刊印和赠送善书给人们。作为善书史上的一个大家，也作为对陈龙正等人都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慈善家，我们必须说一说袁黄。
袁黄（1533~1606），号了凡，浙江嘉善人，与陈龙正是同乡。袁黄五十三岁才在明代万历朝中进士，然后任河北宝坻（今天津宝坻区）知县，到任后就屡次上书朝廷减免当地的赋税。整整七年的县官生涯，他孜孜不倦地为百姓谋福利，深受宝坻人民的爱戴。六十岁左右时，他辞去京官的职位，全身心地投入到善书的创作中去。这才有了《了凡四训》等善书，并使袁黄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名的善书作者。
袁家本是嘉善的世家大族，其先祖在元代末期就拥有大约4000亩土地，但明初的靖难之役中，他家站错了队，被得胜的永乐帝抄了家，从此家道中落，并被限制参加科举考试。经过好多代人的韬光养晦，袁家终于被准予参加科举，袁黄也不负家族众望，考上了进士。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袁家为人处世谨慎小心、谦恭守法，并通过联姻富豪家族等多种方式，在袁黄这一代得以全面复兴。
原本起起落落的家族史、科举考试的屡次不顺与命运的难以捉摸，使得袁黄很迷茫，但幸运的是，袁黄的母亲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而同乡高僧云谷大师慈悲思想又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得袁黄逐渐认识到，唯一能够缓解人生焦虑的方法就是行善，做慈善事业；唯一能够掌握自己命运的方式也是行善，做慈善事业。《了凡四训》是袁黄劝善思想的集中体现，全书由“立命篇”、“改过篇”、“积善篇”和“谦德篇”四个部分所组成。其中，以“立命篇”的影响最大，是全书的主旨和精华之所在，至今仍被人视为劝人行善、趋善避恶的经典之作。
“立命篇”中，袁黄以自己由信命到行善积德、最终改变自己生命轨迹的真实经历，来勉励世人不要自暴自弃，一切可以从头再来，“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