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不孝顺，并非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养不养老并非是一个无章可循的行为。所以，在养老和行孝的过程中，有很多原则和具体的要求。这些要求得以满足之后，老人在家庭或家族中的待遇就有所保障了。譬如如何照顾生病的尊长，就是老人家庭养老有无保障的一个重要体现。
宋代养老学家陈直对保障老人的身体健康曾提出过七条法宝：第一，少言语，养内气；第二，戒色欲，养精气；第三，薄滋味（口味不要太重），养血气；第四，咽津液（唾沫），养脏气；第五，莫嗔怒，养肝气；第六，美饮食，养胃气；第七，少思虑，养心气。但是，不管老人自己如何注意和讲究，也不管子女照顾老人有多么周到，人吃五谷杂粮就会生病，更何况是生理机能大为降低的老人。
当老人病了之后，摆在子女面前的任务就会特别重要，因为老人生病不比年轻人，一旦马虎，稍有闪失，就会有生命之虞。
古代照顾生病的尊亲，首先是要朝夕陪伴在老人身边，亲自熬煮汤药，长期如此，一天都不能远离。西晋高官李密因祖母有病在身，便写了一个《陈情表》，向晋武帝司马炎申请提前退休，能朝夕与祖母相伴，为其治病。《陈情表》用词哀恸，感人肺腑。这是中国较早“侍疾”的一个典范，被后世所广为推崇。唐代初期的名臣房玄龄，其父长期卧病在床，他尽心为配置药膳，在父亲生病期间，基本都是和衣而睡。唐代还有一个元让，好不容易考中科举之后，却因为母亲有病，自我放弃了大好仕途前程，回家专门陪伴母亲治病，长达数十年都坚持在家照料母亲，拒绝当官。
李密、房玄龄和元让等人能够成为照顾生病老人的典范，除了孝顺的品德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老年病有其特殊性。《黄帝内经》是我国最早的医学专著，大约成书于战国时期，它假托远古时期的帝王“黄帝”为作者，较为系统地阐释了老年病的各种理论。《黄帝内经》认为，人体从四十岁开始，就开始初现“老态”，各种器官都会退化，每隔十年就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基于这种传统的认识，明代哲人吕坤提出儿媳妇在尊长生病痛痒之时，要尽心为其搔痒按摩。而且，儿媳妇和其他侍奉老人者，都要把指甲剪短磨平，这样为老人搔痒按摩时，才不会伤到肌肤。吕坤还强调，因为老人的身体状况从根本上讲，总是每况愈下，所以时刻都属于防病的状况，于是在老人走出家门到外地的必经之路上，儿媳妇要事先用土壤将坑坑洼洼之处填平，以保障老人平稳走路不摔倒；如果路上结冰，则要用利器在冰面上凿出横向的纹理，以防止老人滑倒。老人夜行时，要先派遣人先去探路，看路好不好走。老人夜晚从异地回到家中时，儿媳妇也应该率领家人举着火把出门迎接。
哲学家总结的侍奉生病老人和保持老人身体健康的细节，当然会在全社会起到很大的规范作用。譬如，明代湖北黄梅县人洪祥，老父生病时，他把父亲的起居饮食安排得非常完美，就连父亲拉在床上的屎尿都由他来清洗，而从来都不吩咐下人去做这样的事。但因为洪祥的妻子是比较娇惯的富家女，父亲担心他过于孝顺之后，冷落了妻子而被她责备，于是总心有不安。一天，父亲装着很健康，从床上坐起来，对洪祥说病好了，让他不要留在身边照料了，留下一个仆人就行了。洪祥听完，就真的离开了。当天晚上，父亲想起床小便，就叫唤屋里伺候的仆人来扶他一把。可是仆人睡得太死，根本就叫不醒。父亲无奈，只得在黑灯瞎火中艰难地自己起身，却因力有不逮而快要跌倒在地上。正当此时，突然一只手搀扶在父亲的腋窝下。父亲大吃一惊，问对方什么人。只听洪祥说是他自己。原来父亲假装病愈而让他离开，早就被洪祥所发觉，他只不过如父亲一样，也假装离开，实则夜晚又偷偷地躲在父亲的房间，随时待命，侍候老父。听完洪祥一席话，父亲与他两人相拥而泣，感动不已，不久父亲也因此逐渐康复。
除了这种朝夕陪伴老人病榻之侧，亲自熬制汤药，长时间照料老人而未尝一日远离之外，还有自学医药学知识，让自己成为半个医生，甚至就成为医生，来更好地为尊长治病。明代曹县的一位道士，本来是一个极有可能考上功名的知识分子，但因为母亲久治不愈，就放弃了科举之途，转而做道士，到处学习各种治病的方术和土方。
还有的千方百计营救生病的父母。明代杭州人孙海经，乃农家子弟，父亲早逝，只剩母亲。有一天，母亲突然患重病，怎么看医生都无法减轻病情，但只要母亲想吃点什么，得到满足之后就会好一些。于是孙海经就与弟弟竭尽全力置办各种食物，正所谓有备无患，待母亲需要时，他们就可以随时奉上。有一回，母亲突然想喝大虾汤，家中刚好没有。时值农忙时节，但兄弟两人马上放下手中的农活，在河里捕捉大虾，可沿着河道走了好几里，也没有捕获一只大虾。然后，他们就跑到市场上去买，可依然有钱买不到。兄弟两人非常忧虑，只能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再次沿着河道慢慢前行，希望有奇迹发生。果然，天可怜见，他们猛然看到一处水面有动静，就马上脱下衣服，跳入水中，用衣服胡乱打捞一通，终于抓到了几只大虾。母亲喝完虾汤，病情果然大有好转。兄弟如此坚持，使母亲多活了好几年。
清代奉贤县（今上海奉贤区）的儒生汪仕善，陪送母亲到安徽休宁县扫墓，回来的路上母亲病倒，他就一路上找医生为母亲看病，因过于劳累和焦急，汪仕善也病倒了，可母亲仍然不见好转，他仍旧坚持在回家的路上四处拜医为母亲治病。终于回到奉贤家中，母亲病愈，他却因病重而死去。
还有周士晋，清代江苏嘉定人。母病久，医生告知，只有喝人奶方可活命。周士晋刚刚生了儿子，才九个月，于是与妻子李氏谋划，将儿子弃道旁，用乳汁乳母。母亲痊愈，问孙子呢，夫妇双方谎称孩子夭折。后来李氏不能再怀孕，他也无怨无悔。过了十二年，有和尚为殷氏儿子推命，年月日与周士晋的儿子相同，问之，得知在道旁捡的，于是父子才得以复合。
更有甚者，某种特殊疾病——如痢疾之类的肠胃病——需要通过亲尝粪便的味道，来判定疾病的种类和轻重。而很多子女就亲尝粪便，成为古代一种很平常的行为。如明代孟县人刘章，母亲突发疾病，刘章哭泣着向上天祈祷，愿以自己的生命换来母亲的健康。医生来为母亲诊治之后告诉刘章，只有口尝母亲的粪便是苦的，还是甜的，才能知道母亲有救没救。刘章二话不说，马上洗手，亲尝母亲的粪便，感觉是苦的。医生一听说是苦的，高兴地告诉刘章，他母亲可以医治。果然，没几天，母亲就病愈了。
此外，当尊亲有眼病之时，还有人通过吮吸和舔吻病眼的方式来为之治病。明代浙江金华人宗祉，母亲双眼生病，都瞎了。于是宗祉每次出城到郊外之时，都会灌几壶纯净的溪水，带回来为母亲洗涤眼睛，而且一边洗，还一边用舌头来舔母亲的双眼。长期坚持，母亲的眼睛居然重见光明。
明代人庞景华，为了母亲病愈，除了口尝母亲的粪便之外，还割下自己腿部的肉给母亲当药吃，更是让人瞠目结舌。其实，从唐代开始，就有给父母治病而割掉自己腿部的肉（古人所谓的“股肉”）给父母当药吃的极端孝顺行为，即古人所谓的“刮股侍亲”。
唐朝武则天时的中央官员王友贞年少之时，母亲病危，医生说只有吃人肉才有可能救活，于是王友贞就割下自己的“股肉”，煮熟给母亲吃下后，母亲竟病愈了。后来武则天听到王友贞年轻时的这个孝行，特别派人到他家询问是否属实，确定属实之后，武则天下旨予以旌表。还有的吃下“股肉”后，没有起到作用。唐代安徽寿州人李兴，父亲重病难治，他便割下“股肉”，假托佳肴给父亲食用，可父亲早已病到不能进食的地步，连“股肉”都没能吃下。
姑且不论子女的肉身对治疗父母的疾病有无裨益，但就这种行为本身也充分说明古人在对待父母疾病时，无所不用其极。明清两代的“刮股伺疾”行为在中国历史上达到高潮，各种方志中有大量这样的记录。
明代浙江萧山县人丁应正，是当地非常有才的知识分子。他父亲久病不起，他便“割股疗亲”，但依然无甚效果。无奈之下，他在夜晚祈祷诸神，愿意以自己的生命来换取父亲的健康，而且他都是偷偷行动的，连家人都不知道。父亲去世后，家人在丁应正的书篓中发现了他向上天祈祷救父所书写的稿子。其稿感人至深，传到社会上，皆叹息丁应正为真孝子也。清代浙江嘉兴人吴耀本年仅十七岁，在母亲病危时，向上天跪拜七个昼夜为母亲祝福。见母亲病情依然不见好转，他便“割股疗亲”。好在上天眷顾，母亲吃了人肉之后终于病愈。
不胜枚举，古代“割股疗亲”的极端侍候尊长的举动的确很多。首先这与中国古人的佛教信仰有关。佛教中有释迦牟尼“割肉喂鹰”的传说，流传甚广。话说释迦牟尼有一次外出，正好遇到一只饥饿的老鹰追捕一只可怜的鸽子，鸽子请求老鹰放过它，让老鹰去吃其他的鸽子。可是老鹰说自己实在是太饿了，不逼到绝路上也不会紧追不舍的。鸽子无奈就躲在了释迦牟尼的怀中。老鹰异常愤怒，要求释迦牟尼交出鸽子，并强调说，谁救了这鸽子一命，它就会被马上饿死。
释迦牟尼感到左右为难，就取出一个天平，一边放鸽子，另一边放上从自己身上割下的肉，打算用自己同等重量的肉来给老鹰吃。可是这只鸽子看上去虽小，但无论释迦牟尼割多少肉，似乎都无法托起它的重量。当释迦牟尼割下最后一片肉的时候，天平终于平衡了。于是，天地风云为之变色，真正的佛祖诞生了。
不过，这个佛教传说，似乎与中国人“割股疗亲”没有直接关系。因为，释迦牟尼是把自己的肉给饥饿的老鹰吃，而非给自己的父母吃。但是，吃人肉能够起到延续生命的作用，肯定是给笃信佛教的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于是，他们就试着把自己的肉给父母吃，期待能够起到奇妙的疗效，来保障尊亲的健康，并尽最大可能延续他们的生命。
本来中国人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轻易损毁的古训。甭说“股肉”，就算是毛发，都要视为挚爱之物，丝毫不能有所闪失。但这正好可以说明“割股疗亲”的深刻心理缘由。很显然，正因为子女身上的肉来源于父母，那么现在为了治疗父母的疾病而返还给父母，就再正常不过了。既然子女的肉身与父母的身体具有同样的基因，而且子女是健康之身，那么用子女的“股肉”来喂食父母，当然可以起到一定的缓解病情的作用。毕竟，子女的肉，父母吸收消化的效果相对于别人来说，肯定是大得多。
当然，“割股疗亲”在现代医学看来，是愚昧的。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愚孝。但愚孝也好，愚昧也罢，中国古人用这种极为恐怖和血腥的方式来减轻父母的病痛，并成为孝行的较高境界，也许可以告诉我们现代人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即所谓的养老尊老，其实就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宁可损失一些自己的利益，也要保证父母尊亲能够稍许过得好一些。哪怕是好那么一丝丝，也值得子女去付出，至少古人是这么认为的。
三、庆寿——老人最幸福的时光
寿诞礼是每个人生日时举行的人生礼仪，人的一生要重复好多次。寿礼也叫“过生日”，此外还有“做寿”、“祝寿”、“贺寿”等名称。但是寿礼又根据年龄和性别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在小的时候庆贺诞生的仪式不叫寿礼，而称为“过生日”，人们认为小孩子、年轻人做寿是不妥的，要折寿的。而只有到了一定年龄，才能称为“做寿”。寿礼一般在40岁以上才开始举行，但如果父母在世，即使年过半百也不能“做寿”，因为“尊亲在不敢言老”。
古时候的寿分上中下寿，100岁为上寿，80岁为中寿，60岁为下寿。男女寿诞也有不同的称呼，比如男称“椿寿”，女称“萱寿”。庄子曾说，古代有一种叫做“大椿”的树，寿命很长，一个生长周期就有一万多年。所以用“椿寿”来比喻男性老人的高寿。而萱草是一种多年生的草本植物。古代游子出门远行时，常常要在母亲居住的房屋台阶下种上几株萱草，以免母亲惦念游子，同时让母亲忘记忧愁。后来就将母亲的居处称为“萱堂”，再后来为一切女性长辈祝寿，都尊称对方为“萱寿”。
我国古代有“五福”之说，即福、禄、寿、喜、财这五种福气，高寿的“寿”便是其中之一。《尚书》更是把寿摆在第一位。正所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古今同理，如果没有一个健康长寿的身体，任何理想抱负都是空的了，寿命的重要性可想而知。中国古代的很多神话故事，都有祝寿的情节。如王母娘娘的蟠桃盛会，即为王母娘娘祝寿；八仙寿庆的热闹场景，成为中国人庆寿绘画图案中最喜欢表达的内容；寿星作为天庭的一位神仙，也曾在《西游记》中出现。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上层统治集团中就已经出现了“献酒上寿”的原始形态的祝寿活动。在一些欢乐、喜庆的场合中，那些地位较低的人就举起酒杯为地位较高的人庆贺祝福。而我们今天常见或与之相似的祝寿词就开始在《诗经》中出现，如“万寿无疆”、“如南山之寿”、“如松柏之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