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种“献酒上寿”不是在诞生的纪念日里举行，而是为了各种特殊的目的，或为了娱乐和聚会，或带有强烈的政治目的。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庆寿，据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考证，是从南北朝时期开始的，但当时主要是给小孩子过生日。
到了唐代，皇帝的诞辰日——“圣寿节”，是祝寿礼俗的高峰。唐中宗李显景龙三年（709）十一月十五日，这一天出现了中国较早的一次全国人民为皇帝祝寿的记录。而李显的侄子、中国历史上排在前三位的风流天子唐明皇，将自己的生日“八月初五”定名为“圣寿节”。从此，让全国人民为皇帝庆寿成为历朝历代的一项法定制度。到了明清时期，只有王公贵族、富人才能有做寿的活动，开始扩大到平常百姓之家，并成为子女奉养父母的重要内容。
一般，父母年龄满十，才会举办大型的庆寿典礼，如五十大寿、六十大寿、七十大寿等。为什么要给父母庆寿呢？孔子说得很好，他认为父母的年龄和生日不可以不知道，第一个原因是可以名正言顺地为父母过一个生日，以集中表达孝顺；第二个原因是生日到了，就证明父母又衰老了一岁，那就更要注意他们的饮食起居了。虽然庆寿比起日常陪伴照顾父母来说，在养老活动中所占的比例很小，但其却也正因为“难得”，而给父母所带来的意外惊喜和欢愉，是平常的供养所不能给的。所以，为父母庆寿，被很多子女所重视。
尤其是七十大寿。七十岁之后，老人就被称为“古稀之年”。“古稀”一词源于唐代大诗人杜甫《曲江三首》中的“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世间普遍认为七十岁是人生一道门槛，能活过七十岁的人少之又少，所以人们称七十岁为“古稀之年”。所以，七十大寿历来被中国人所重视，子孙对尊亲七十大寿的庆贺也尤为隆重。
古代民间庆寿的主要形式是子孙为老人举办“庆寿宴”，邀请亲戚、朋友、乡党等前来参加。而且邀请和被邀请都有一套礼节。首先是寿星的家人要找算命先生，选中不与父母生辰冲突的吉日作为举办庆寿之礼的日子。然后家人开始寄帖发函、发请柬。“寿柬”是专门用来邀请亲友前来参加自己长辈寿辰的请帖，通常都是由子孙或亲友具名，不由寿星自己具名。寿柬的格式与写法除了按请帖的要求外，还有一些固定的用语，如父亲称“家严”，母亲称“家慈”。而寿柬的款式也有横排和竖排两种。
接到邀请后，被邀请者必须准备贺寿礼，最常见的祝寿礼物有寿糕、寿烛、寿面、寿桃、寿联、寿幛、五瑞图、“寿”字吉祥物等，也有送鸡鸭鱼肉的。寿礼上用红纸剪成“寿”或“福”字粘上，寓意长寿幸福。
寿面据说源于汉武帝。当年汉武帝有一次与大臣们开玩笑，说人的寿命长短与人中有很大的关系，谁的寿命长，那么他的人中一定也很长。此时东方朔便接口说，彭祖活了八百多岁，那么他的人中一定很长，他的面孔更是不知有多长了。此说本是戏言，但经过长期流传以后，人们却真的以为人中长、面孔长的人寿命也一定很长。由于“面孔”的“面”与“面条”的“面”同字同音，而且面条又是长的，于是民间便以为吃了面条就会使人长寿。《清稗类钞》是关于清代掌故遗闻的汇编，其中曾记载，送给寿星面条及炒热之面，因面条长，取其绵绵不断长寿之意也。而祝寿用的寿桃一般不是吃的桃子，而是用白面做成的。其形状为下圆上尖，酷似桃形，桃尖上点上一个大红点。寿桃是祝愿寿者寿命长、洪福齐天的意思。
当前期的邀请工作都搞定之后，主办人就要着手做“寿幛”了。寿幛，也叫礼幛，一般都是在整幅的红绸缎上，剪贴喜纸做成的。寿幛有直式与横式之分，不论直式与横式，皆采用长方形。寿幛的撰写，或子孙来写，或亲朋来写。不管谁写，都应考虑到寿星的身份、年龄、职业等因素，用语多为赞颂或祝福的话，寿幛用字简短，有一个字的，如“寿”字，有四个字的，如“寿比南山”等，通常以四个字为多。寿幛题词为四字的，在四字当中，有一定的平仄声规律。大概是以平声开始，必以仄声收尾，仄声开始，必以平声收尾。这就是所谓的“平起仄收，仄起平收”。
寿幛完毕了，就开始装点寿堂。寿堂南墙上要挂有红绸，上书“寿”字，也可用百寿图代替，两旁挂寿联，上悬寿幛，其他寿联可挂在其余墙壁上。寿堂地上铺设红地毯，寿堂正面的墙壁之下摆一张方桌，上面摆放祝寿用的寿桃、寿面及鲜花、水果等。方桌上还要摆放寿烛，而寿堂的两边则摆放客人坐的椅子。
寿联其实就是祝寿楹联。撰写寿联时，必须分清对象，确立主旨，选用恰当的词句，并且多用成语、典故、专名，保证其流畅，使人看了能了解其意义，引起共鸣。
这样，前期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后，就到了开宴祝寿的时刻。子孙先把寿星请到上屋席位，其他按辈分落座。宴席除有大鱼大肉，山珍海味外，必有长寿面。大家向寿星敬酒，因“酒”、“久”谐音，“酒”就成了“长久”、象征寿星长命百岁的意思。还要在寿宴上向寿星致贺词，也叫寿文。其内容一般是对寿者的经历、业绩、品德进行叙述和赞颂，表示良好的祝福。在寿宴现场，同辈抱拳打躬，晚辈鞠躬，儿孙辈行跪拜礼等祝寿活动结束后，主人家还要适当地给客人一些回礼。
庆寿之时，还要放千响的爆竹，号称“千子”，寓意家族子孙满堂，福寿连绵。此外，儿女们还要为父母准备新衣服和新鞋子，不管是父亲做寿，还是母亲做寿，都一定要准备双份，祝愿父母同喜同庆，过了新的一岁又一岁。另外，桌上还摆放有桂圆、年糕、花生等寓意吉祥的食品。
明代嘉靖二十九年（1550）春天，南直隶（今安徽和江苏两省）安庆府桐城县人赵釴，父母双双八十大寿之时，他们家当天清晨先把庭院打扫干净，然后铺地毯、挂彩灯。布置完了之后，自己本家的晚辈们就开始给两位老寿星祝寿，这样一直热闹到下午，但这还只是正式寿宴的预演。到了黄昏，所有的亲朋好友都到了，正式的寿宴便拉开帷幕。在正式寿宴上，各晚辈分两行站在寿星面前，再依次敬酒祝贺。而来宾中，七十岁以上的老人给三壶酒享用，六十岁的给两壶酒，五十岁及以下的，都只给一壶酒。
古代的祝寿活动除了敬酒祝贺之外，还有写寿赋、寿序、寿诗和绘制寿图。
祝寿时，所作的诗词，叫寿诗、寿词。大体分为“自寿”和“寿人”两种。给自己生辰时所写的文章叫自寿，为别人寿诞所写的叫寿人。自寿的诗词，或写在青少年，或写在中年，或写在晚年。由于身世、阅历和感受各不相同，所抒发的情感亦各有不同。为他人祝寿的诗词，大体又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为家属亲人所写的寿诗，一是在社会交往中为朋友祝贺所写的寿词、寿联。
南宋著名词人李清照与她的丈夫赵明诚，据传有一次参加一位150岁老寿星的寿宴，众人推举李清照夫妇现场作贺寿联。赵明诚立即吟出上联：花甲重逢，又增而立岁月。“花甲”为六十岁，“重逢”则是一百二十岁，而立为三十岁，两数相加正好是一百五十岁。众客正喝彩时，李清照的下联也已吟出：古稀双庆，复添幼学青春。“古稀”为七十岁，“双庆”自然是一百四十岁；“幼学”是十岁，加在一起，也是一百五十岁。上下联可谓珠联璧合，天衣无缝。
乾隆皇帝在做八十寿庆时，纪晓岚献上的寿联是：八千为春，八千为秋，八方向化八方和，庆圣寿，八旬逢八月；五数合天，五数合地，五世同堂五福备，正昌期，五十有五年。据说，乾隆看后高兴不已，赏他白银千两。原来这一年既是乾隆八十寿辰，又是他即位第五十五年，而且是五世同堂。上联贺乾隆八十寿辰，刚好他的生日又在农历八月份，所以连用六个“八”字；下联写乾隆即位年数，紧紧扣住“五”字，全联气势酣畅，十分巧妙。
清代有一个文人，名叫田东溪，是当时作对联的高手。有一次，他为一位友人的母亲祝寿，写了一副很经典的对联：鲁敬姜之教子必以道；陶士行非此母不能生。鲁敬姜是周代的慈母，以教子有方留名史册；而陶士行就是东晋时的名臣陶侃（陶渊明的曾祖父），他赡养母亲极为孝顺。有一回，陶侃将公家分的鱼托人带回家孝敬慈母。母亲却将原物封好退回，并写信责备陶侃，要他为官应廉洁自好，不允许公私不分。还告诫陶侃说，用公物取悦于她，反而增加了她的忧虑。陶侃在历史上留下的清廉美名，与母亲的教诲不无关系。清代人田东溪把这两个历史人物写进对联，寓意深刻地表达了对友人母亲高贵品质的赞誉，也把庆寿的文化韵味展示得淋漓尽致。可以想见，当友人的寿星母亲和所有亲朋好友读到这副对联时，该有多么大的荣耀和自豪。
庆寿说到底是在一个特殊的时间点，来集中表达对尊老的孝敬与祝福。中国传统养老中，如果说平常的饮食起居照料是一种“体养”，那么庆寿就是一种带有狂欢性质的“色养”。当然，色养并非、也不只局限在庆寿之日。而且，真正的色养，就是要让尊亲每天都像在过生日一样。不过，每天都在过生日，是一种很理想化的状态，于是庆寿在其本身的隆重之外，还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即做子女的，要时时刻刻以庆寿时的高规格来侍奉尊亲。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子女都要严格要求自己，尽全力照顾父母，是庆寿的言外之意和话外之音。
四、居住条件——尽孝的第一场所
很明显，孝敬老人，并给他们一个安心舒适的生活环境，其第一条件就是要有一个像样的住所。正所谓民以食为天，但吃饱之后总不能随便找个地躺下就睡吧，所以居住是吃饱后，人的必要需求。尤其是对老人，失眠等老年疾病会使他们对居住的条件有更高的要求，子女一定要在居住安排多多用心，用一个完美的居室空间安放老人的晚年生活。
“归隐山林”是古代很多老年人放在嘴边的一句话。现代人都认为，这仅仅是一种回家养老的代名词而已。但实质上，古人的确是希望有一个“山林”的居住环境，以此享受余年。孔子就曾说过，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有山的地方，一般都有水，山水在中国古代是不分家的。老人因其经验和阅历，既是智者，也是仁者。所以他们当然愿意归隐“有山有水”的“山林”。
按照中医的观念，古代老年人的居住条件有四个字的原则：“人野相近”。意思是说，老人的居所既不能靠近人太多的闹市，也不能住在深山老林中，要在“人多”与“野外”找到一个平衡点。当这个平衡点找到之后，老人的心态才能更为平和，才能真正地做到“颐养天年”。唐代大医学家孙思邈认为老人隐居山林深处固然不错，但一个人住山林里，则出入“多阻”不便；如果是许多人结伴而居，又“喧杂”吵闹，也不合老年人好静的特点。所以，适合老年人安居的环境是“人野相近”。古代的“人野相近”，可不仅仅是周末、节假日开车去趟郊区“农家乐”。这在现代人被视作“休闲”、“享受”的东西，在孙思邈看来，应该是老年人颐养居处的基本原则，这比现代高端别墅的选址要求都高。
“人野相近”是对居所地理位置的要求，即周围是山野风貌，但交通条件还不错，能够出入方便，留下与居住可以自由选择。不过，这是一种非常理想化的居住地理环境，即便是豪门大户，也不可能都有这样的条件来赡养父母。毕竟，各地的地形地貌差别很大，有的地方根本就没有山区，都是一望无际的平原。还有，很多家庭根本就不可能为了供养尊亲，而举家迁往郊野，另造房屋。
虽然客观条件有很多限制，但有的人却能真正地在山林中养老，如东晋时期的大诗人陶渊明。他因为厌倦了官场生活，便辞去官职，彻彻底底地归隐山林，还在其居住门前栽种五棵柳树，因此称为五柳先生。陶渊明喜欢菊花，于是在茅屋边遍植菊花，使我们读到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令人怦然心动的诗句。能够见到“南山”，当然是符合老人养生最高要求的。
宋代大改革家王安石五十五岁时，因变法遭到反对，被罢免宰相的职位，然后被贬谪到南京为官。到任后，他就辞去官衔，筑居舍于南京城外七里之地的钟山附近。他的居所，四周人烟稀少，建筑也非常简单实用，又不设围墙，毫无高楼大厦的阔气。但王安石却非常喜欢这里的环境。平日里，王安石与很多文人、僧道在居所周边交游，或与友人相互写诗唱和。他出游访友时，会骑一头驴，旁边只有几个跟随的仆人。有时想到要进城，他就乘小船，沿着河道，缓缓而行，观赏两岸风景，以此悠悠度日，好不自在。后来王安石得病，他就把这所郊外的住宅捐给了当地的寺院，所卖的田地则施舍给寺院做功德，然后回到南京城中，租屋居住。虽然因病必须回到城内居住养病，但在郊外居住的这段生活，使他摆脱了变法无望的忧郁，而让内心归于自然和平和，也写出了“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的从容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