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宋代陆续颁布一系列诏令，来提高退休官员的待遇。大中祥符五年（1012），宋真宗下旨，特命当时所有退休官员享受在职时的全部俸禄。虽然这不是常态，而只是特定时期的优惠政策，但也说明了宋代皇帝对官员养老的高度重视。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朝廷认为拿半俸对于很多没有担任实职和要职的退休官员来说，依然不够，于是规定高级官员可以拿到在职时的全部俸禄，而且每年春节还御赐给他们羊、酒和米面。当然，此时只有高级官员才能获此优待，中低层官员依然只能得到半俸。到了神宗熙宁二年（1069）时，为了激励官员尽职尽责，勤奋工作，于是降低了退休官员获得全俸的品级标准。具体规定是，只要是九品以上的文武官员，在职期间为国家和地方做出贡献的，都可以享受到在职时的全部薪俸待遇。
到了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时，退休官员的养老标准继续细化，其规定，立有战功并升迁两级的武官，退休之后享受在职时的全部待遇。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制度环境，所以有些官员还能得到超高的待遇，如徽宗时的少师何执中，退休之后不仅物质待遇保持与在职时的一样，而且官员礼仪排场的特权和各项补贴也依旧如初。
纵观整个北宋，宋仁宗是有名的仁爱、敬老之帝，他曾发布一条诏令，规定只要是七十岁以上退休的文武官员，都可拿到在职时的全部俸禄。给予七十岁退休老人在职时的全部俸禄待遇，不仅是对年纪较大的退休官员的一种关爱，而且起到了很大的养老敬老的示范效果。因为，七十岁以上的退休官员虽然身份特殊，但退休之后他们也是普天之下老人群体的一部分，对他们的关爱，就好比是汉代赐予退休高官房产一样，可以看做是政府对全社会养老的一种鼓励和期待。
辽代的退休官员也非常舒服，他们不但俸禄不减，而且还有所增加。作为一个没有太多养老传统的少数民族政权，辽代的统治者曾专门下旨，以高于在职时的俸禄来实现对官员的养老和照顾，真是难能可贵。同样作为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金代退休官员的经济待遇也不亚于辽代。
金朝早期基本上承继了唐初五品以上退休官员半俸的标准，但到了金熙宗天眷三年（1141），五品的标准被提高到三品，获得半俸的人员范围大大缩小了。在这次倒退之后，到金世宗大定十一年（1171），又有了极大的进步。当时，被誉为“小尧舜”的金世宗下令，七十岁以上退休的官员，不管是何种品级，退休俸禄都能获得原待遇的一半，甚至是不称职而被罢免的和因老弱病残被勒令退休的官员，“退休金”也可以得到原俸禄的一半。金世宗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的统治者，能够做到如此体恤和厚待退休官员，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而且，金朝正处于中国大分裂时代，宋朝、辽、西夏、蒙古、大理、吐蕃与金朝在中华大地上差不多同时立国，战争相当频繁，但金朝的官员养老却能够做到如此之好，甚至某些地方超过宋代，堪称楷模。
而且，金朝官员的退休年龄标准为六十岁，相对于其他很多朝代的七十岁来说，都是较低的。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它又对官员的养老起到了非常正面的作用。毕竟，六十岁就能享受到退休俸禄，比起七十岁要实惠得多。很多官员不至于像其他朝代一样，必须在官位上苦苦煎熬到七十岁，才能求得一份迟来的“退休金”。所谓人生七十古来稀，客观的生理条件，使很多官员在七十岁之前就已经不能胜任工作，与其尸位素餐，不如早点让年过六十的官员拿到退休俸禄，回家颐养天年。
元代退休官员大体上没有什么薪俸，只有经过皇帝特赐，某些高级官员和重臣才能得到半俸的退休金。这无疑是历史的巨大退步。不过，退休官员家庭经济困难的，也可以特批获得在职时一半的退休金。如果达不到贫穷标准的，则一点退休工资都没有。当然，赐予退休官员全俸的也不是绝对没有，如顺帝时的大学士陈颢，退休后就获得了全俸，但这种情况委实非常罕见。明代与元代一样，退休官员如果得不到特别赏赐，就没有任何俸禄。但是，与任何朝代一样，明代也有经特批获得全俸的退休官员。明宣宗时期（1426~1435）的少师蹇义、少保夏元吉、少傅杨士奇和少师杨荣，四人都是年老重臣，宣宗下旨四人退休之后，依然要留在皇帝身边，以备咨询，待遇也与在职时一样。这的确是非常罕见的特例，因为这四个人都是功勋卓越的大佬，才获此殊荣。
明代开国之君朱元璋是一个对国民养老很重视的帝王，但他却对退休官员的养老显得很刻薄，根本就没有设立官员致仕后的养老金和退休金制度。受他的影响，明代后来的皇帝都对此没有下达任何诏令，来改变这一不良局面。据明代中叶的大学者王世贞统计，整个嘉靖年间共四十五年，只有当时的礼部尚书席书一人，退休之后享受到在职时的一半俸禄。没有“退休金”，明代众多普通官员又是如何养老的呢？
成化十五年（1479），户部尚书杨鼎退休，他所获得的待遇是每月两石米和四名供使唤的仆人。从此，赐予退休官员米和仆人，成为明代的一项惯例。虽然给予米和仆人只是一种“体恤和赏赐”，完全不能等同于制度化的“退休金”，但它却可以成为“退休金”的一个替代品，或者是一种“准退休金”，使得明代官员老有所养。但是，一石米在现代大约为190斤左右，两石米就是380斤。作为一个部级退休官员，家族人口肯定不少，每月才区区380斤米的口粮，委实少了一点。
除了粮食和仆人的“准退休金”待遇之外，这些部级官员能够在告老还乡的路上，免费乘坐官方驿站的车船和免费享用驿站的住宿，或者得到车船等交通费的一次性补贴。不过，这种“体恤型”的特殊待遇所实施的范围也是极其有限的，只有尚书等部级以上的高官才有资格享受，而且都是经过皇帝特批的。
在非常狭小的特批范围之外，明代还有一项与元代差不多的官员养老制度，即对退休的贫困官员予以救济和补助。早在永乐十九年（1421），明成祖朱棣下旨，规定文武百官七十岁以上不能胜任工作者，可允许其致仕，如果其没有子嗣，而且家贫无所依靠，则政府要每个月补助其两石米，并持续终生。天顺年间和成化年间，对这项制度又做了补充。天顺二年（1458）规定，四品以上的官员，年过七十正常退休，家庭困难者，政府补助其每月五石大米。接着，成化二十三年（1487），规定京官五品以上退休，家贫无以养老者，每月政府补助大米四石。
即便如此，比起前代，尤其是宋代的官员“退休金”制度，明代众多官员退休之后的养老问题，依然相当严峻。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较为富裕、科技也较为发达的时代，明朝官员养老制度建设的不作为，与统治者狭隘的心态有着直接的关系。厚待退休官员，也就是厚待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所有官员。同样的，对退休官员的刻薄，也就是对知识分子和文人的刻薄。明代的帝王，从开国皇帝朱元璋开始，就不太尊重知识分子，虽然其后代有若干个帝王对文人还算优待，但总体上远远逊于唐宋时期，也就造成了其官员退休养老的政策大不如唐宋时期。
不过，政府不管退休官员的养老，他们就必须“自谋生路”，获得一个较为体面的晚年。退休官员本身很多就是饱学诗书的文士，退休之后如果精力和体力允许，一部分人就担任了书院的“教授”，如明代嘉靖时期的浙江余姚人钱德洪，本来在京城任职，但得罪皇帝，就早早退休，之后在南方各地书院讲学，成为一代名儒。当然，大部分普通退休官员不可能通过大规模讲学而名利双收，而是做家庭私塾教师，赚一点养老小钱而已。除了讲学，明代退休官员还从事医生、经商和务农等工作。朱元璋时期的兵部尚书吴琳退休之后，居然自己耕地种田，补贴日常用度，被朱元璋得知后，传为一时佳话。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个高级官员退休之后还要干农活，即便是出于他自己的爱好，也能够从一定程度上看出明代官员退休之后的困顿与凄苦。
清朝退休官员的待遇不仅强于明代，而且回归到北宋时期的高水平状态，甚至还要超过北宋。清代在入主中原之初就规定，布政使（从二品）以上的高级官员，致仕之后赐给田地36亩；道员（正四品）以上中级官员，赐给田地24亩；县令（正七品）以上的中下级官员，赐给田地18亩。待政权稳定之后，清代舍弃了这种较为粗糙和原始的“退休金”制度，开始沿袭中国历代官员退休后的俸禄制。
乾隆三年（1739），清政府规定，官员退休后，一般可得到在职时的全部俸禄，并永远不能更改；如果未到退休年龄（一般是七十岁），但身有疾病者，得到批准致仕的官员，一般可享受半俸的待遇；如果被勒令退休的，则没有一分钱的退休俸禄。嘉庆六年（1801），政府对乾隆年间的退休政策作进一步调整和补充（主要针对武官）：三品以下的官员，如果是出征打仗受伤，并且有一等或二等功勋（所谓的功牌）者，六十岁以上退休的，可以获得在职时的全部俸禄；如果上述退休官员只有五十岁以上，而不到六十岁的，则要审核其可否获得半俸的待遇；如果没有出征打仗的经历，但获得过功勋奖励的五十岁或六十以上退休官员，必须报朝廷批准，看其能否得到半俸；虽然出征，但没有真正打仗，也没有获得任何功勋奖励的退休官员，一般没有“退休金”；如果出征打仗并且有所功勋奖励的官员，年仅四十岁以上就因病退休，则也没有“退休金”。
嘉庆年间的这项规定，把官员的退休年龄和军功作为“退休金”的标准，使得“退休金”制度成为奖惩官员的一个重要手段，也使得清代的退休制度更为完备。不过，对于那些没有打仗，没有军功的退休军官来说，没有一点养老金也是不太合理的。这种安排虽说是为了鼓励军功，但显得有些苛刻，是清代中后期官员“退休金”制度的一个瑕疵。
三、养老金之外的补助——政府为退休官员提供的各种物资
退休金如果还不能满足退休官员的养老需求，那么政府还要为他们提供各种形式的补助金。甚至，即便官员养老的物质有所保障，但还可以赏赐他们更多的生活用品，让他们晚年的养老条件更好，更完美。
汉代在职官员正常的俸禄（主要是粮食）之外，还能得到国家赏赐的各种物资，包括金钱、丝帛、器物、酒肉、奴婢、住宅、车马、衣服等。西汉以赏赐黄金、钱币为主，而东汉则以布帛为主。这些赏赐有时候还能够超过基本的俸禄收入。既然在职官员都能享受到如此优厚的待遇，那么致仕官员也当然不例外。而且，因为在职官员一般都比退休官员的工资要高，所以对退休官员的额外赏赐有时候就更为厚重。
西汉宣帝时，八十一岁的丞相韦贤因病退休，朝廷赏给他黄金一百斤。而且也正是从韦贤开始，汉代才有了丞相退休的制度。可见，汉代高级官员退休后的额外补助还是相当丰厚的。汉宣帝的孙子汉成帝时，最高级别武官大司马、骠骑将军王根退休，国家认为他功劳显著，除了特别赏赐他黄金五百斤和豪华马车外，还给他“五千户”的封地和食邑，作为他养老的重要保障。所谓的“五千户”，不仅是五千户人口的农民归他所有，而且是这些农民所耕种的土地也归他所有，甚至有时候还能世袭地传给后代子孙，这是古代赏赐大臣的一种极高待遇。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时，卫飒以郡太守致仕，朝廷特赐他钱十万。东汉初年大臣王伯齐爱民如子，常常把自己的大部分俸禄赠送给贫穷的百姓，自己节衣缩食过日子。他致仕时，国家特别加赐钱五十万和豪宅一所。
汉代很多官员退休后，都会获得豪华马车的赏赐，当时称之为“安车”。一般官员的马车只有一匹马，而高级官员的马车则有四匹马，即当时所谓“安车驷马”。赏赐马车，当然是让退休官员有一个体面舒适的代步工具，便于他们愉快地回归故里，既是一种实物补助，也是一种荣耀的象征。其实，汉代之前的周代就有给致仕官员赏赐马车的先例，汉代只不过是继承了这一悠久的传统。
汉代本身就非常重视普通人的养老。由于战国和汉初的战乱频繁，先秦时期的养老制度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而汉代建立以后对这种局面进行了大力改进，汉高祖刘邦及其子汉文帝就特别提倡国家养老，使得上古时期尊老敬老的优良传统得以恢复。所以，对退休官员的物资优待是与这样一种大的养老环境息息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