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员退休之后的俸禄待遇还没有形成定制，所以很多时候都是以实物的形式来赐予他们。西晋“卧冰求鲤”的大孝子王祥，因对后母的孝行感天动地，被授予官职，并逐步做到三公司空的高官。他退休之后，赐予他一所宅邸，一百万钱，五百匹绢，六名公派的侍奉人员，二十个骑兵护卫。与王祥同为孝顺与养老楷模的王览（王祥之弟），也获得极为丰富的退休物资，包括皇帝为其提供的御用医疗服务，以及朝廷为其回宫面见皇帝所特派马车（门施“行马”）。“行马”是对退休官员出入宫廷的一种优待，晋代获此殊荣的除王览之外，还有许多功臣名臣。值得一提的是，王祥与王览两兄弟以孝行发迹，并成为晋代的豪门大家族，东晋主宰朝政的两大家族“王与谢”中的王家，便是王祥与王览家族，东晋的开国丞相王导，便是王览的孙子。
唐代，国家会依据官员的品级赏赐给他们大小不等的田产，即当时所谓的职田。而官员把手中的职田租给农民，获取地租和各种农产品，作为他们退休之前的积蓄，以备养老。唐代还有一种朝廷赐予五品以上官员的田产，叫做永业田。永业田可以世袭，传给子孙后代，而且这些土地可以免交所有赋税。这对中高级官员及其家庭来说，是非常实惠和持久的一项补助。另外，古代有的官员还能获得朝廷特别赐给的田产，谓之赐田，如西汉时的大司马王根退休，就获得了五千户的封地。这一点，唐代也不例外，不过赐田的性质与永业田差不多，不同的是它主要针对的是高级官员，而且田产数额往往很大。
唐代五品以上的京官退休之后，为了满足家庭亲情的需要，如果子孙都在外地任职，可以让其中的一个暂停官职，回到京城侍奉老人。为了使因侍奉老人而停职者的生活无虞，还规定，如果五品以上的文武官员因侍奉老人停职，必须按照正常退休的待遇，来给予在职时一半俸禄的退休俸禄。
各朝各代赏赐给退休官员物资主要是金钱和田产，但加上很多其他东西，那就是千奇百怪，五花八门了。如西晋大司马陈骞退休，朝廷起初不允许，后来同意之后，特赐亲兵百人，田地十顷，菜园五十亩，厨师十人。还有明代，还赏给退休官员专门的仆人。连厨师和仆人都可以作为赏赐的东西，可见古代对退休官员的照顾真是竭尽所能，无所不为。
宋代官员的俸禄一般都很高，退休官员大部分都能享受原俸禄一半以上的待遇。但即便如此，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皇帝下旨强调，有一些官阶虽高但没有实权，以及家庭本来就穷的官员致仕后，就算是有原俸禄一半的退休金，也难保养老无虞，更何谈朝廷所追求的退休官员富贵养老之宏旨。这样仁宗皇帝在圣旨中规定，光禄寺的光禄卿（负责宫廷饮食）等清水衙门的长官，要每年赏赐给他们羊、酒、米、面等生活物质。相对于六部等决策层的官员来说，负责皇帝饮食起居的光禄卿当然不是实权人物。但是，光禄寺也是从三品官，级别应该很不低了，即便在职时没有什么积蓄，退休后也不至于连基本温饱问题都不能解决。宋仁宗却依然记挂他们的养老物资条件，可见其对退休官员养老的重视。换一个角度来说，物资本身是次要的，而其带给这些退休官员的精神满足感和荣耀感，则更为重要。
辽朝（907~1125）是与北宋南北对峙的一个北方契丹族王朝，也曾创造过灿烂的文明。它的退休官员除了固定的俸禄之外，同样可以得到很多国家的赏赐物品。如辽国的一位大臣贾师训退休后，每到他的生日那天，朝廷就会专门派人到他家送来各种赏赐。虽然生日的赏赐品并不是特别贵重，但作为御赐之物，其象征意义就远远大于其实际价值了。而另一位曾经担任过宰相的辽代末期名臣萧义，退休后皇帝特命太医为其看病，并赏给御用药物。可谓荣耀至极。
明代初期洪武、永乐两朝给予致仕功臣的赏赐是相当丰厚的。洪武十年（1373），名臣宋濂退休，朱元璋御赐其精美的锦帛，并问宋濂年龄几何，宋濂答曰六十有八。朱元璋高兴地说道，把此锦帛保存32年，可以做百岁的衣裳。朱元璋的用意无疑是用赏赐物品来充分肯定宋濂的功劳，也同时对他的养老给予了极大的期望和关注。
不过，明代的官员不如之前的唐朝和宋朝，官员基本都没有正式的“退休金”，只能按月获得朝廷赏赐的粮食和仆人。但是，明初退休官员及其家庭都可以获得减免徭役的特权。徭役是古代百姓以劳动力形式向政府所缴纳的一种赋税，特别痛苦和繁琐，是古人一生大部分时间都逃脱不了的灾难性义务。明代十六岁到六十岁的男子作为成年人都需要服徭役，而退休官员本人，甚至子孙，都可以避免徭役的痛苦。
到了明代中后期的嘉靖朝，朝廷把退休官员的免除徭役调整为减免徭役，即根据官员退休时的不同情况来区别对待，正常的以礼致仕的官员可以十分之七的徭役；而非以礼致仕的有过失官员，则减免一半的徭役；因犯罪被除去“官籍”的退休官员，则不能减免其徭役。虽然相对于明初来说，此时的优惠政策大为缩水，但与那些必须年复一年服徭役的普通中老年人相比，依然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虽然减免徭役从表明上来看，并没有赏给退休官员什么实物性的东西。但是，如果普通人必须履行的纳税义务，退休官员可以免除，那这就是一种实物性的补助。不仅如此，徭役对古人的人身自由是一种极大的限制，退休官员却可以不用受到此种限制，这又是一种从物质延伸到人格和尊严的特殊保障，在明代不尽如人意的俸禄制度之处，留下了一抹亮光和重彩。
比起明朝的退休官员，清代的退休官员基本都有较为制度化的养老金，一般都能获得一半以上的俸禄，所以他们额外所获得的物资补助相对来说较少，但很多退休官员可以得到一些荣誉性的物质奖励。道光九年（1829），退休的军机大臣黄钺八十大寿，皇帝特赐予他寿佛、如意、朝珠等慰问物品。这就是皇帝对官员的“赐寿”，而清代不管是退休官员，还是在职官员，赐寿的年龄一般都在六十岁以上。当然也有不到六十岁就赐寿的，如清末太监李莲英，为慈禧太后所宠信，四十岁就得到赐寿的莫大荣耀。而同治中兴四大名臣之一的彭玉麟，也因功勋卓绝，在六十岁之前，就获得“赐寿”。
四、退休官员可以保持品级不变，甚至可以在退休之后升官晋级——对退休官员的全方位补偿
除了制度化的俸禄金之外，对于退休官员的养老保障，还有一种是提高他们的官品和级别，或者让他们在退休之后享受到超国民待遇，使他们获得某种精神上的补偿和满足感。虽然这不是实实在在的物质奖励，但有时候，对于古代退休官员来讲，这比物质奖励更为重要和荣耀，使他们的老年生活更为惬意和满足。
汉代退休官员通常都是回家养老，而且以回家为荣，正如项羽所言：富贵不归故里，如衣锦而夜行。《汉书》曾记载，御史大夫（三公之一）薛广德的老家在沛郡（今江苏沛县一带），致仕回乡，先是皇帝赐给他回家的马车，然后还没到家，沛郡太守就在沛郡的边境上迎接他，这是非常隆重的礼遇。而薛广德为了记住这种荣耀，回家后把皇帝赐给他的马车悬挂起来，传给子孙后代。朝廷为了凸显不忘退休官员在职时的功劳，重大节日时，当地官员会常常前往慰问，皇帝自己也会借巡游之际，前往探视和慰问。东汉章帝时，尚书郑均退休后回到山东济宁老家，章帝东巡时经过济宁，便亲自登门问候，成为一段佳话。
汉代很多高级官员退休后，能加官晋爵，在当时被称之为“位特进”。西汉成帝（前33~前7在位）时期的丞相张禹，老病不堪重任，再三向朝廷申请退休，最后终于获准退休，而且赏赐高级马车和黄金一百斤，其在家的礼仪规格依然等同于丞相，还封给他四百户农民及其田地作为养老的物质和人力保障。这还不算，以后每月的初一和十五，张禹被特赐以列侯的待遇、礼仪上朝议事。侯爵是汉代最高的爵位（西汉初期除外），比政府首脑丞相的级别要高。张禹退休后，还能当侯爵，优待可想而知。
东汉章帝建初七年（82），九卿之一的光禄勋（主管宫殿大门）马防因病退休，朝廷对他特别照顾，把死去的中山王的田地赏赐给他，作为他养老的物质来源，还将他的官职升高，允许他来到皇宫，为皇帝出谋划策。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国家较为动乱，但对退休官员的政治待遇却依然优渥。当时，三品以上的高级官员致仕，一般都会在原来官职的基础上升一级。西晋时期的尚书仆射李熹，退休后升为三公（古代最高的行政职务）。东晋的将军纪瞻，退休后被升为更高一级的骠骑将军。
唐代官员在被批准退休后时，一般都要比现任官员的官品高出一阶或几阶不等，如刘仁轨等一批名臣退休之后，皆晋升为极高的荣誉职位——光禄大夫。刘仁轨出生于隋代，入唐后先在宝鸡陈仓县（今宝鸡市区）做副县长，当地有一个级别很高的驻地军官，非常骄横，欺压乡里，什么人都管不了他。刘仁轨却站出来，劝其收敛一些。但这位高级军官根本就不听，反而更为猖狂。在这种情形下，作为一个比七品芝麻官还小的副县长，刘仁轨却敢当机立断，把高级军官拘捕在监狱中。即便如此，军官也不把刘仁轨放在眼中，在狱中大骂刘仁轨。刘仁轨一气之下，将军官乱棍打死。这事就闹大了，低级地方官员没有经过高层授权就私自处死高级军官，无疑是大罪。
唐太宗闻知此事，盛怒不已，派人把刘仁轨押送到长安，亲自审问。在太宗面前，刘仁轨还是毫无畏惧，以理据争，坚持认为高级军官罪孽深重，本该被杀。当时魏徵就在旁边，深感刘仁轨乃忠臣，就对太宗说，隋代末期，很多官员就如同那位高级军官一样，横行霸道，鱼肉百姓，而隋代也就是因此失去人心，才灭亡的。太宗听了很高兴，就赦免了刘仁轨。从此，刘仁轨平步青云，历经太宗、高宗、武则天三朝，最后做到副宰相。他八十五岁去世，武则天停朝三日，命令各级京官前去吊唁，并追赠他一品大都督，陪葬唐高宗的陵墓——乾陵。
宋代官员致仕时，按照规定，都可以申官一阶。若有皇帝特殊恩典，则还不止升一阶。南宋高宗时期的抗金名将韩世忠，一生战功显赫，退休时从少傅直接升为太师，连升两官。有的甚至可以升迁很多级。仁宗时的宰相张士逊退休，经皇帝特批，升官七级，从兵部尚书一下子升到太傅之位。南宋孝宗时的观察使张守忠，退休后升级为承宣使，也是一次升迁数级。而个别官员在职时就已经位极人臣，那就只能进封爵位了。千古第一罪人秦桧，在职时就已经位居太师的最高官位，退休后无官可升，便晋封为建康郡王。
北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规定，日常能够面见皇帝的高级官员，在退休之后若遇上祭天大典、太后和皇上寿辰等大型节庆，政府还封赏给他们的尊长和妻子以荣誉官爵。南宋时期进一步规定，如果高级官员的尊长和妻子已经有过官爵封赏的，遇到大节庆，则加大封赏；如果尊长和妻子去世的，则要追封；如果退休官员的父亲原先不是官员，则遇到大节庆，能封赐为八品虚职文官“大理评事”和级别差不多的虚职武官。
宋代还曾规定，每次遇到朝廷举办皇帝登基、庆寿等大礼和大典时，退休官员能升官一级。北宋仁宗时期的中央官员张存，退休后因朝廷举办各种大典，机会非常好，屡屡升迁，十五年之后居然升到礼部尚书的位置。
明代从洪武十二年（1379）开始，下令一般情况下，官员三品以上退休的，品级不变，四品以下退休的，升一级。三品以上的官员本来职位就很高了，没有必要退休后再升一级，的确是有一定道理的。而任职不到三年或曾经降职的，因为对国家贡献较小，或者有过失行为，也不升级。把这种情形排除在外，可以使其他官员的政治荣誉感更强，也是对他们在职时的一种巨大肯定。成化四年（1468），明政府对官员退休的政治待遇作了补充，凡是九年考察都是合格的官员，退休之后可以升两级。明代嘉靖四十四年（1565）进一步规定，如果正被朝廷升迁，却没有到任的官员申请退休，则只能按照升迁之前的品级来退休。这无疑是对官员逃避职责并期望提前退休的一种惩罚性的措施，可以有效地降低官员钻营偷巧，获得更高退休政治待遇的可能性。
清代官员退休后的品级一般予以保留，即便是因老病被勒令退休的，也可以保存原品级。有的官员因政绩卓越，在致仕时还被提高官衔。如雍正时的大臣陈元龙八十岁时，以礼部尚书退休，雍正认为他劳苦功高，在保持他原品级不变之上，还加赠的“太子太保”官衔。“太子太保”虽说与尚书一样，都是从一品，但却是一个荣誉职衔，能让退休官员充分感受到自己依然还有很高的政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