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以下几种情况，则被处以免职的惩罚：第一，祖父母及父母有疾在身，不亲自服侍，委托其他亲属照顾，而自己外出做官的；第二，祖父母及父母亡故之后，在二十五月至二十七月丧期内脱掉丧服做官的(在前二十五月构成不孝罪)；第三，给父母居丧期间，生子及娶妾的。
其实，早在汉代，养老法律已经非常完备。汉成帝年间，长安郊区一位老人名叫公乘广，之前获得了至高无上的王杖荣誉，却因一件小案件，被乡里的小吏传唤对质，并受到辱骂。公乘广认为这是奇耻大辱，因为乡吏完全违背了王杖条理，侵犯了王杖持有者的法律特权，但乡吏却没有受到任何惩罚。于是公乘广就直接上诉到成帝，请国家收回他的王杖。这当然是他告发小吏不尊重老人和王杖的策略，既然王杖都不能保护老人，那么要它还有何用。成帝接到诉状后，就下诏立即把那个乡吏处死，不须等到秋后问斩的法定执行时期。从中可看出法律的严厉和对老人的特殊尊重。
接着，汉成帝连续两次下诏，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对持有王杖的老人进行殴打辱骂的人，必须以“大逆不道”的罪名来予以严惩。正因此，汉代有很多人损坏王仗或伤害王仗持有人之后，被处以极刑。
南北朝和隋代，朝廷将“不孝”归之于“十恶”重罪之一，并在《北齐律》和《开皇律》中逐步成型。其实，孝顺与否，主要看养老做得好不好，细不细致。所以，“不孝罪”更多的时候，可以理解为“养老缺失罪”或“养老不当罪”。
到了唐代，女皇武则天认为：“既能孝于家，必能忠于国。”《孝经》也强调，在家庭生活中不孝顺、不好好奉养老人的子孙，做官也必然是心怀不轨的佞臣。所以，唐代在继承前代立法的成功之上，将《唐律》的“不孝罪”，列之于“十恶不赦”罪的第七位。除“恶逆罪”之外，不孝罪是侵犯家庭成员犯罪中最为严重的一类。
《唐律》规定，子孙辱骂父母和祖父母的，将被判处绞刑，但如果是儿媳妇和孙媳妇等妻犯此罪，则惩罚较轻，为徒刑三年。减轻处罚的理由是，根据女子“三从四德”的原则，子孙妻妾的过错首先与子孙的失教有关。一般情况下，如果出现子孙的妻妾辱骂长辈的情况，长辈会指示子孙去劝诫和惩罚，而不是直接告到官府。子孙们大都会主动承担起教育妻妾的责任。
不发报父母或祖父母亡故的消息，即秘不发丧的，《唐律》规定其是非常严重的犯罪。古代有为父母守丧三年的制度（俗称丁忧），对于很多中下层官员来说，毕竟三年的守丧时间太长，容易影响到他们的仕途，于是就会“匿不举哀”，隐瞒丧事。对此，唐律规定，子孙匿不举哀的，流放三千里；守丧期间不穿丧父，并举办娱乐活动的，判处三年徒刑；看戏的，判一年徒刑；参与听音乐歌曲的与应邀赴宴的，都是被罚打一百杖。而且，除了嫡亲的子孙外，其他五服内的亲属如果也隐瞒丧事的，也会受到相应的处罚，只不过惩罚力度要小于嫡亲子孙。
流放三千里，是这一类犯罪中惩罚力度的。古代的流放三千里，基本上就与死刑差不多了。很多被流放的罪犯，都在荒凉贫瘠之地死去。侥幸能够活着回来的，身体也会受到极大的伤害，留给其剩下的生命为时不多了。
其实，唐代法律对子孙行长辈丧礼的要求如此之高，依然是一种对养老的重视。因为，丧礼说到底，是养老的一种延续，是对老人死去后的一种特殊的“养老”，也是对活着养老的一种补充。在中国古代非常重视丧葬之礼的大环境之下，丧礼办得好与否，是检验养老效果的一个重要标准。正所谓善始善终，老人活着的时候要照顾好，死了之后也要享受到隆重的归葬，这才是一个完整的养老过程。
唐代法律还对有官之人对长辈的养老，作了规定。如为了到外地赴任，而把没有其他子女侍候的祖父母和父母委托给别人，则判徒刑一年。为了博得上级的同情和提拔，而谎报祖父母和父母年龄和身体状况的，则也要判徒刑一年。
为了让养老得以顺利实现和效果最大化，唐代的法律规定甚至有些在今天看来不合理的地方。譬如，如果子女告发自己的嫡亲长辈或外祖父母，妻子告发自己的丈夫或丈夫的祖父母的，即便罪行属实，也要判处告发者两年徒刑；如果罪行不实，则要加上诬告罪予以重罚告发者。在今天看来，这其实是在鼓励家属隐瞒长辈的罪行。但是，古代有一种叫做“为亲者隐”和“为尊者隐”的伦理思想，并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和执行，一直从唐代延续到清代。这就造成了法律与人情之间的矛盾。为了保证“为亲者隐”，更为了保证养老的效果，唐代的法律就只好对老人的包庇行为，采取了极大的容忍和肯定的态度。而告发长辈的子孙，则只能成为这种指导思想的牺牲品了。
虽然有些不合理，但却说明古人对家庭养老有一种近乎偏执的严格要求和法律保障。还有一条唐代法律，也同样体现了这种严苛，即子孙违背和挑战祖父母和父母的教训权威，在应当听从也可以听从教诲的情况下，却不听长辈的教育与劝导，那么也是较为严重的犯罪。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唐代法律对父权制的一种认定和强调。
除了“为亲者隐”的特殊规定之外，还有父母犯罪由子孙为其受刑的“代刑”制，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案例。如西汉一位叫淳于公人，其女儿上书愿，自愿为官婢，来为父亲赎罪和赎刑。除了代替长辈的肉刑外，还可代替其死刑。代刑一般是在直系血亲之间，无论男女都可。而且，关键是一旦提出代刑请求，对代刑者的惩罚都会大大减轻，甚至免除。这其实也是在宣扬孝行与孝德。正是因为这些人为了尽孝，不怕身体的创伤，也不惧怕死亡，代替长辈受刑，才获得了政府和舆论的同情，自然就获得了减刑，甚至免刑。
为长辈“复仇”，也是古代法律中一个很纠结的问题。古语有云，杀父与杀兄是不共戴天的大仇。故而，为父兄报仇在早期社会是情理之中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杀大权归于国家所有，所以开始禁止私人之间的复仇。自东汉以后法律上都有一共同趋势，即生杀权属于国家，人民如有冤枉须请求政府为之昭雪。但是，历史上的诸多孝子的大名，的确是由于不惜一切代价为父报仇而得来得。就连大圣人孔子也主张为父复仇，他认为若有杀父之仇，就可以辞退官职专门从事复仇活动，像居丧期那样，睡草席，枕兵器，随身携带复仇的武器，以便遇到仇人之时，讨还血债，因为杀父之仇不共戴天。
这样，伦理和法律常处于矛盾的境地，但最终，伦理的要求还是会战胜法律，为父报仇的人往往会得到宽宥，甚至会得到褒奖，并获得社会舆论的广泛同情与支持。毕竟，为尽孝悌，复仇杀人是一种逼不得已的行为。中国古代王朝以孝治天下，家庭以孝为核心价值观，报父仇杀人，只是“孝”的一种极端表现形式。
不过，法律虽然有这么多规定，但古代养老的不孝罪，判定却非常复杂，执行起来也很难。据《新唐书》记载，有一个名为李杰的官员在河南担任府尹，碰到一个中年寡妇来告发自己的儿子不孝。而她的儿子在衙门里只是哭泣，没有为自己辩护，反而说自己确实得罪了母亲，没有尽到奉养的责任，甘愿受死刑的惩罚。府尹李杰观察这个儿子似乎并非不孝，而是有隐情，于是李杰就再三劝导其母亲要慎重，否则会害了自己的儿子。但母亲不为所动，依然坚持要判处儿子死刑。无奈之下，李杰灵机一动，想了一个妙招，他假装宣布这位儿子的确不孝，马上执行死刑，但要母亲买一口棺材，来为儿子收尸。母亲欣然同意，离开衙门去买棺材。李杰马上就派人跟踪她，发现她在路上对一个道士说，大功告成，官府已经判了死刑。
李杰掌握了这个重大隐情之后，就明白了事情的真相，原来是中年寡妇与道士通奸，儿子看不惯，反对他们在一起，寡母就起了歹心，要以不孝罪置亲生儿子于死地。李杰却没有立马戳穿她，而是在她买来棺材之后，依然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希望她念在母子亲情的份上，有所悔悟，撤回对儿子的诉讼。但这位母亲还是坚持判处儿子死刑。事已至此，李杰就秘密派人逮捕了此刻正在衙门外探听审讯消息的道士。真相得以暴露，李杰下令杖杀了道士，寡母不予追究。本来，寡母在这起诉讼中是诬陷者，但因为唐律规定长辈告发子孙的，即便子孙的罪名不成立，也不能判定长辈有罪。
在这个案件中，儿子本来是一个孝子，他不忍寡母与道士通奸的丑事被暴露，却反遭寡母的诬告，差点被判处极刑。但是，这恐怕只是非常少见的特例，更多的情况下，长辈告发子孙不孝的，毕竟大多数全都或部分是实情。所以地方官员李杰最初还是愿意相信这个儿子有不孝之处的，但随着案件的深入和他的细心观察，他发现了其中有很大的隐情。但他依然本着劝善和保全老人的指导思想，来引导这位寡母悔过自新，放弃对儿子的诬告。即便最后寡母心肠太狠，不为所动，也还是能够看出，在这种有关家庭的养老纠纷和针对晚辈不孝的诉讼中，法律和执法的官员，是尽量站在老人这一边的。宋朝强调子孙要孝敬长辈，不得与父母别居。如开宝元年(968)，宋太祖就曾下诏强调，湖北和四川两地的民户，如果祖父母和父母都还健在，子孙不得分祖产分家；如果父母健在而子孙与其分家不住在一块，则予以重罚。开宝二年(969)八月，太祖又诏令，四川、陕西两地如果有父母健在而分家者，要判处其死刑；如果父母有病的，要及时给予治疗，否则将严惩不贷。
元代有专门为老年人“赐高年帛”的政策，为了有效地落实这个政策，元代在刑法中明确规定，地方官府应当将符合赐帛条件的老人如实上报。否则，地方第一领导人将被罚四十七大板，而且还被开除。清代在各代养老法律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规定如果老人因为养老得不到保障而自杀，那么儿子要以过失杀人罪论处。这条规定的确是悬在那些不赡养老人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极具威慑性。即便是那些对赡养老人偶有疏忽的子孙，都很可能因为这条规定，而被处以很重的刑罚。
四、减免赋役和免服兵役——老人及其家庭的救济特权
无论如何，赡养老人的首要条件是物质基础，而减免老人或其家庭的赋税负担，那无疑是增强老人及其家庭经济实力最实惠的做法。早在先秦时期，政府就根据老人不同的年龄段，在赋役和兵役方面给以减免，使他们能安养晚年。据《礼记》记载，五十岁以上的老人就不应该从事体力劳动，六十岁以上不服兵役，七十不参与接待送客等事务，八十岁不参加婚丧之事。所谓的不从事体力劳动，也就是国家至少减免了老人的徭役；而不服兵役对于老人来说，其意义大于服徭役；不参与接待、婚丧等事，就说明老人在七十岁之后就该完全颐养天年，把一些琐事全都交给子孙后代去做。
孔子曾说，周代早期，国家就开始减轻老人的力役。正如儒家典籍所载，年过八十的老者，可以有一个儿子不服兵役和徭役；九十岁以上的老者，全家都可以不服兵役和徭役；如果碰到父母的丧期，则三年内都可以免除兵役和徭役。即便是被誉为苛政猛于虎的秦朝，有爵位的老人年龄达到五十六岁，就可以免除徭役，而无爵位的老人也能在六十岁之后免除徭役。古代的徭役是民众给国家所缴纳的一种以劳动为形式的赋税，是古代人一项极大的负担，是今人无法想象的，有的要去远达上千里的地方服劳役，尤其是秦代，对普通百姓来说，简直就是噩梦。
到了西汉，继续执行秦朝的制度，而且，免除徭役和兵役的年龄标准定得很低，老人不分有爵位还是无爵位，均为五十六岁。如果年龄的确较高，又还没有达到免除徭役的年龄，汉代还规定这样的“准老人”享受减免一半徭役的权利。而且，这种“准老人”的儿子可以免于差役。
汉武帝时期，政府还明法规定，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可免除其两个子孙的赋税；而九十岁以上的老人，一个子孙可被免除所有的赋税、徭役和兵役，使之能够更有时间和物质基础来供养老人。对于没有儿子的鳏夫和寡妇，如果有人愿意赡养他们，那么也享有免税的待遇。
汉代七到十四岁的未成年人，每人要向国家缴纳20钱的人头税，而十五岁到五十六岁的成年人，必须交120钱。而且，汉代的人头税是不分男女的。从这个收纳人头税的年龄标准来看，五十六岁以上的老年人，就可以免于缴纳了。汉代初期，郡县制与分封制并存，生活在诸侯国的居民，每一户还要向诸侯王交纳120钱的户口税。还有，不管是郡县，还是诸侯国的百姓，每年还必须向皇帝缴纳一种特殊的人头税，每人为63钱。可见，老人人头税的减免，对于一个家庭减轻税负，意义十分重大。
汉成帝建始元年（前32）规定，鳏夫与寡妇免除终生赋役，经商还能够免税；对于再婚家庭而没有儿子在身边的老人，要与归附的少数民族一样，免去田租和市税，并可以自由开店买酒。本来，当时的盐、酒等物质实行的是严格的国家专卖，但对老年人放开市场，不能不说是一种莫大的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