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朝廷命官隐瞒母丧不报、父丧期间娶妾，对母供养有缺以及母亲和兄长亡故多年不知等，都是极大的不孝行为。按《宋刑统》条律，当受严厉的刑法惩处，但朝廷予以罢官或除名等处罚，算是以官抵罪，用剥夺政治前途的行政处罚取代刑律惩处。
对某些官场不孝行为，一经发现，朝廷立即采取措施予以纠正。如北宋建隆年间，宋太祖得知一些原籍四川的官员长年不回家省亲，甚至父母病疾也不解职回家探望，立即下诏要求这些官员必须回家多走走看看，否则，将处以重罪。又如太平兴国年间，宋太宗发现某些来自偏远地区的官员，长期供职京师而不把父母接来赡养，于是下诏命令，如果京官的父母依然还在四川、陕西、福建、两广等原籍的，必须把他们接到京城来，以尽孝道。如果不执行，就让御史台检举揭发并定罪。
涉及人事安排的，如调职、转迁或临时差遣等，朝廷也往往因顾及官员尽孝的因素而对当事官员多有迁就。太宗淳化四年（993），尚书左丞张齐贤被调离京城，到定州做知州，可张齐贤上奏说母亲年已八十五，又有病，他不愿离开母亲到外地做官。太宗赵光义便答应了他的请求，把他留在了京城。
宋徽宗时期，姚祐任职吏部侍郎，朝廷命令他到四川去任职，他因母亲年老为由予以推辞，朝廷不仅没有怪罪他，反而把他升迁为工部尚书（部长）。南宋高宗绍兴年间，朝廷欲遣大臣出使金国，确定了参知政事席益为使者，席益以母亲年高拒绝了这个任命，朝廷没办法只好另选他人。
宋代统治者在官场人事安排上一直非常重视官员的孝行孝德。宋仁宗天圣九年(1031)，朝廷要求吏部对父母年老不便离家随子迁移的备选官员，可以就近任职，便于他们奉养照料尊亲，以尽子孝。还有的官员，如果正与年老的父母或祖父母生活在一起，为了使官员养老方便，可以免于对他们的调动。
明代朱元璋初期，科举被暂时罢废，朝廷在大约十年间就“孝悌力田”和“孝廉”的科目来推荐人才和官员。据历史记载，仅通过孝悌察举，不经科举考试而由普通布衣做上大官的，不可枚举。如沈德四，洪武十三年（1380）被表彰推荐，当上了中央的礼仪官“太常赞礼郎”。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在农村基层设立里甲制，而里长就是从当地的“孝悌力田”中所选拔的。里长的重要职责就是教化百姓，以孝和善作为美德。如以孝悌被推荐为官员的欧阳铭，起初在江苏省江都县任县丞时，正好有一个继母告发儿子不孝。欧阳铭却非常和蔼可亲，将母子两人都叫到桌案前，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用孝义的故事来感化这对母子。最终，这对母子被他循循善诱的劝导所打动，和好如初。这在当地被传为佳话。
在清代官员选拔制度中，“孝廉方正”是除了科举之外的又一选拔官员的形式。孝廉方正是清代统治者依据汉代选拔官吏及人才的“孝廉”、“贤良方正”科目，合并为一科，成为制科。孝廉方正科的特设，是清代重视孝道、强调以孝治天下理念的体现。早在顺治十五年（1658），大臣魏裔介上奏朝廷，希望推荐孝子，并授予其官职。吏部讨论其请求，认为孝行关系到国家风气与教化，便同意如果真有孝子，要详细上报礼部，符合条件的，酌量选拔为副县长等官职。康熙皇帝也对于汉代的孝廉制度极为赞赏，认为“行莫大于孝，守莫重于廉”。还有雍正元年（1723），皇帝下诏在全国广泛推举“孝廉方正”，暂赐给六品顶戴，以备召用。的确，科举入仕是正途，像孝廉方正之类都被视为异途，并时常受到正途入仕者的歧视。对此，雍正皇帝给予了严厉批评，认为古代很多官员，如虞舜时代的皋陶和夔，他们就没有获得科举功名，为什么他们也能够成为流传千古的名臣呢？乾隆元年（1736）及乾隆五年（1740），吏部再次对府州县保举“孝廉方正”的方式、要求、程序等作出了严格的规定。至此，清代以孝选拔人才的“孝廉方正科”制度就完全成熟了。
总之，古代以孝选拔官员，虽以各种名目出现，但万变不离其宗，都是为了促进孝道观念的传播，强化人们的孝意识，促使更多的人去履行孝道。
六、八十岁以上的老人都是“县长”——老人“荣誉证书”的颁发
古代朝廷除了经常赐予老人酒肉丝帛等物质外，还用赐官爵的方式给予老人一定的政治特权和荣耀，以示对老人的尊重和优待。赐官爵始于西汉吕后时期。
除了赐官爵之外，朝廷还会授予老人一种具有荣誉性和标志性的物品，譬如“王杖”。王杖是周王（周天子）钦赐给老者的荣誉物件，享有后世尚方宝剑的荣耀和特权。西周时期，朝廷还专门设置了一个代表天子给老人颁发王杖的官员，名为“伊耆氏”。
东汉时期，王杖制度更加严格化，每年仲秋，全国要按照行政区划，详细进行一次七十岁以上老人的人口调查，然后授予各地七十岁老人以王杖。而且，对王杖的形制也有了非常具体的要求，即长九尺（汉代度量衡，每尺约为现在的23厘米），顶端雕刻一只鸠鸟。正因此，王杖又被称之为鸠杖。甘肃武威就曾出土过汉代鸠杖实物，为长1.94米的木杆，直径为4厘米。
为什么要用鸠鸟的形象来雕饰王杖呢？北宋的《太平御览》有着较为传奇的说法。当年，有一回刘邦与项羽打仗，刘邦兵败，躲在草丛中，刚好有鸠鸟在这片草丛上空鸣叫，项羽的军队在追捕刘邦时，发现草丛上空有鸠鸟鸣叫，认为下面一定没有人，就放弃了搜查，于是刘邦得以活命。刘邦即位后，认为鸠鸟是一种有福、能给人带来幸运的鸟，于是就使用鸠鸟的形象来装饰王杖，象征老人的多福多寿。
另一方面，鸠鸟的确具有很强的药用价值。据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吃鸠肉可以明目，多吃可以壮阳益气，尤其是久病之人，吃鸠肉不仅是大补，而且还能使人吃得很舒服，不至于哽噎。于是鸠杖便象征和祈祷老人吃饭不会哽噎，身体强健。
王杖是一种精神奖励，而与之相配套的还有政治和经济上的特权，即获得王杖者，能够自由出入官府和行走在官员专用的道路上，经商的能免征商业税，还能如汉代初年跟随刘邦打天下的民众那样，终身免除赋税和徭役。
还有法律上的特权。被授予王杖的老人，即使犯了较为严重的罪（四年有期徒刑以上的），在无人告发之前，任何人也不能驱使他们服劳役，更不能侮辱和打骂他们。否则，就有大逆不道的巨大嫌疑。持王杖者无任何犯罪行为的情况下，如果被辱骂和殴打，那么施暴者就要被处以死刑。西汉成帝河平元年（前28），一个名为吴赏的下级武官在汝南（今河南东南部一带），指使手下殴打当地一位持王杖的老人。这位老者于是先向汝南太守上诉，告发吴赏的罪行。然后，汝南太守上报主管治安刑事案件的主要负责人——廷尉。廷尉与有关部门协商后，判定武官吴赏殴打持王杖的老人，罪大恶极，按照法律规定，将其处死。
当然，并不是所有七十岁以上的老人都能获得王杖，而是还有其他一些附加条件。汉代以孝治天下，特别重视个人的修养和品德，老人必须在一定的范围内，具有较大的感召力，并受到乡民的一致推崇，才有资格获此殊荣。大抵，全国能够享受到这种特权待遇的老人，不足适龄老人的十分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东汉王朝对于七十岁老人的统计，是与全国的人口普查同时进行的。也就是说，七十岁以上老人的统计是人口普查的一项极为重要内容。而授予他们的王杖，则是某种意义上的国民荣誉证书和老年人荣誉证书。不过，东汉授予老人王杖的年龄标准并非一定限制在七十岁以上，而是具有某种弹性。据20世纪50年代出土的文物记载，东汉永平十五年（72），有一个老人，六十八岁就被授予王杖。
北魏孝明帝时曾下诏，为了体现朝廷尊老养老的政策，决定京城百岁以上的老人，赐予等同于大郡太守的政治待遇，九十岁以上的老人赐予等同于小郡太守的政治待遇，八十岁以上的老人等同于大县县令，七十岁以上等同于小县县令；而非首都的其他各地，百岁以上的老人等同于小郡太守，九十岁以上等同于大县县令，八十岁以上等同于小县县令。
大业七年(611)正月诏：“其河北诸郡及山西、山东年九十已上者，版授太守，八十者授县令。”(卷三，《炀帝纪上》)河间人杨庆在隋初“屡加褒赏，擢授仪同三司，版授平阳太守。年八十五，终于家”。
唐玄宗开元十一年（723），玄宗的御驾经过唐朝的北都太原府，皇帝感念龙兴之地的人民，就下令授予太原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大县的县令职位（从六品），九十岁以上的老人赐给大州长史职位（从五品），一百岁以上的赐予大州刺史的职位（从三品）。开元二十三年（735）正月，朝廷把给老人赐官位的政策扩大化，诏令天下所有百岁以上的老人皆被授予大州刺史（从三品），九十岁以上的授予中州刺史（正四品），八十岁以上的授予大州司马（从五品）。百岁以上的老人可以被授予三品高官，可见唐代政府尊老敬老的力度有多么大。
穷人与富人的养老需求不同，穷人更需要物质，而富人更需要的是政治和社会地位。明代针对这两者的差异，就救济老贫以米肉，而富有的老人则赐予爵位。明代初期，朱元璋为了表达对凤阳老家和首都南京人民的感激与尊崇，特下令这两地八十岁以上的老人，赐爵“里士”，九十岁以上的，赐爵“社士”，这两种爵位都能够与县令平起平坐。一开始，这项制度只在这两个特殊的地方施行，后来逐步扩展到全国各地。